冯亦代
经常，当我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时，心里总有一种痴想，也许我想望中的人会突然迎面走来，于是我们欢然道古，共诉离情别愫。望舒便是我不断想起的人之一，然而他已永离人世了。
自从他在一九五○年二月去世之后，我给他办了后事，老母幼女也由国家负担抚养，一直到老太太去世，三个女儿长大成人，才算告一段落。我想如果望舒地下有知，他也会一露他难得有的笑容。特别是他的遗作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了《戴望舒诗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三年又在《诗苑译林》中收入了《戴望舒译诗集》。
他的诗集我过去收集的有《我的记忆》、《望舒草》和二者的合集《望舒诗稿》，都是他的签名本。这三本书随着我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北京。在半个中国兜了一个圈子，我都是随身携带，不时从书箧里拿出来，随时吟诵品味的。只有在十年灾难里，我才丢失了这三本书，至今思之，犹觉恨恨。因为这三本连同其他的书，并不是抄家抄去的，而是被勒令交出的。既不知何人所令，亦不知何处所夺，总之当年人在莫名其妙中，做的事也不免莫名其妙了。这几年，调查表中亦有被抄书籍一项。不过仓库中存书何止万千，这薄薄的三本小书，我又有何法从这茫茫的书海中找得，因此我对望舒总有种负疚的心情。但另一方面，我也为他庆幸，如果不是他天不永年，我简直难以想象，他如何以带病之身，应付这一人间浩劫的难关。
这就使我对他的痴想更为执著，我总想亲耳听听他对这十年的感喟。如果有一天我们在街头遇见了，他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因为他虽人已去世，但中国的有些专贴标签的所谓文艺批评家，还在“文革”后把他当“资产阶级诗人”看待。“文革”已成为陈迹时尚且如此，则“文革”中他的遭遇绝不会比我们这些臭老九多一丁点儿的优待的。
望舒是不是个“资产阶级诗人”？我以为卞之琳先生给《戴望舒诗集》写的序言，是颇为公允的。他说：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左右或稍后几年初露头角的一批诚实和敏感的诗人，所走道路不同，可以说是植根于同一个缘由——普遍的幻灭。面对狰狞的现实，投入积极的斗争，使他们中大多数没有工夫多作艺术上的考虑，而回避现实，使他们中其余人在讲求艺术中寻找了出路。望舒是属于后一路人。
从艺术上讲，望舒曾作了刻意的追求，但他并不是始终甘心自囿于象牙之塔的人。他为了纪念一位朋友写下了《断指》，这首诗说明他有逃避现实的一面，也有置身现实的一面。虽然在民族存亡危急与革命生灭之秋，使“他的幻灭感进一步变形为一种绝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怅惘”（卞之琳语），但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现实，迫使望舒不得不在“塔”里“塔”外作一抉择，而他凭了一己的良智，选择了后者。这个转变，既是必然的又是经过斗争的。他的亲友如穆时英、杜衡都堕落成为汉奸文人。他们曾对望舒施以一种亲友之情的压力，他不但抵抗住这一外来的诱力，而且他为民族解放的信心更倍增了。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写道：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经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指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蚂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这是他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写的诗，我不知那时他已脱身日帝的牢笼，抑或还在狱中。但那时他的处境无论如何是十分困苦的。在我昔日和他在薄扶林道散步时，他几次谈到过中国的疆土，犹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如今他以《残损的手掌》为题，显然以这手掌比喻他对祖国的思念，也直指他死里逃生的身心。他看到这一残损的手掌，但是他心里却想望那个“永恒的中国”。抗战的号角，把他召唤出了象牙之塔，一己的王国，而敌人的炼狱却使他的心贴在“永恒的中国”。这是他的心声。
且不说他能逃出日帝的魔掌，坚定了对祖国重生的信心，单说他一个人带着两个童稚无知的女儿，踏上危机四伏的归途，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这岂不难能可贵吗？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从上海启程到当时的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列车缓缓进站，我从车窗口看到了黑苍苍的他抱着一个拖着一个在接站。我对他的第一句话，便是问他写了多少诗。他说在明朗的天空下，到处是诗，但诗人的笔却无以写出人民的欢乐于万一，这是他的憾事。以后他参加了国际新闻局的法文翻译工作。他早年（一九三一年）曾写过一首题名为《流水》的诗，诗中表白的心情，最足以描写他的一生：
在寂寞的黄昏里，
我听见流水嘹亮的言语：
“穿过暗黑的，暗黑的林，
流到那边去！
到升出赤色的太阳的海去！
“你，被践踏的草和被弃的花，
一同去，跟着我们的统一同去。
“冲过横在路头的顽强的石，
溅起来，溅起浪花来，
从它上面冲过去！
“泻过草地，泻过绿色的草地，
没有踌躇或是休止，
把握住你的意志。
“我们是各处的水流的集体，
从山间，从乡村，
从城市的沟渠……
我们是力的力。
“决了堤防，破了闸！
阻拦我们吗？
你会看见你的毁灭。……”
在一个寂寂的黄昏里，
我看见一切的流水，
在同一个方向中，
奔流到太阳的家乡去。
他就是这些流水中的一颗晶莹的水珠，跟着溪水，流入大河，向太阳的故乡奔腾跳跃而去。
我引为毕生遗憾的，就是我们相会少离别多，而到了重聚的日子里，各人又都忙着自己手头的工作。他第二次进医院后我去看他，雪白的大枕上贴着一张焦黄的脸，喉头如冬月料峭的寒风在呼啸着，我觉得心里一阵酸楚。他对我微微一笑说：“我快出院了，你又何必来呢？”我和他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会儿，当我起身告辞时，他对我说：“如果我的译书的校样送来，给我也送一份，这几天躺在床上想到有些地方的翻译，还需润饰一下。”他出院后曾经到办公室来了一次，看看有什么好做的。我说他应该在家里休息，他微微地叹口气，“老坐在家里也厌气得很，出来走走，也许对我的身体有些好处。”这就是他最后对我说的话。痼疾夺去了他的生命，如果他不是那样急于工作，他绝不注射过量的麻黄素，则他——
然而，我还是只能送他到墓地，他的流水淌干了。一九八二年他那被捣毁了的坟墓由中国作家协会拨款修复，我们还是请茅盾先生给他重写了墓碑。修复之后，《诗刊》的朋友邹荻帆、邵燕祥和艾青夫妇、吕剑、周良沛及我一同驱车去探视了一遭。他寂寞地长眠在地下，我们看着这一方寂寞的土地，顿生寂寞之感。毕竟他应该活在我们的一群里，而他却过早地逝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诗坛的一个损失。我仿佛听到他在地下嘴里呢喃着，向我们吟道：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我是多么想再见他一面，哪怕短暂的一瞬也好，但这是永远圆不成的梦想了。
今年是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爰作小文以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