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公款吃喝的报销离不开发票，因此，许多餐饮企业为招徕生意，会主动提供各类合法的发票。本报记者在北京阜成路“超级大饭一条街”的调查中发现，如果有顾客提出不需要“餐饮业发票”，服务员会将顾客带到后台或其他人少的地方，交付一大堆票证，既有“办公用品发票”，也有“燃油票”“的票”。
吴华透露，这些饭店提供周到的发票服务是笔一箭双雕的生意：既能招徕大批公款吃喝的顾客，又在悄然中逃避了税收——根据现有的税收制度，餐饮业的营业税税率是5%，而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办公用品发票”的花费，要远远低于这5%的营业税。
餐饮业主和公款吃喝的官员，已结成了利益联盟，而纠缠其中的还有中国庞大的“地下发票产业”。
2012年5月24日，中国新闻网也发表题为《官场吃喝风泛滥官员伤肝百姓伤心 》的文章，对时下“吃喝风”做出较为详细的剖析。文章说：
应酬、吃喝看似小事，却关系到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多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禁令，相关部门对于公款消费尤其是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越来越严，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如今，官场吃喝的风气仍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
日前，一项针对全国31个省(区、市)10844人进行的调查显示：社会上94.3%的人痛恨浪费，而被问到其中哪些方面最为浪费，竟然有高达92.6%的人首选“公款吃喝”。
有人认为，吃喝是小事，无伤大雅，但在吃吃喝喝的潜规则下，制度难免被酒精泡软，规则也会被人情所扭曲，甚至一些腐败行为就是起源于公款吃喝玩乐。那么，是谁在纵容公款吃喝，如何才能堵上“嘴上腐败”？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治理公款吃喝不仅要用重典，还需要有严格执行的法治环境。
公款吃喝总是不差钱。
温州某地居民廖辉军有位开餐馆朋友，他的遭遇令人叹息。
据廖辉军向媒体反映，几年前，这位餐馆老板凭着精湛的厨艺和热络的人脉，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可奇怪的是，尽管上门的食客越来越多，餐馆账面上的赤字却越来越大。
原来，随着餐馆的名声越来越响，当地政府将这里作为招待客人的固定处所，平时遇到诸如领导检查工作或公务往来，都将客人引来至此。各部门官员各显神通，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很多部门的旧账还没结，新账又是一大摞，渐渐地，大家就开始赊账“打白条”。到了年终，餐馆老板一对账目，公款吃喝的开销几乎成了天文数字。就这样，餐馆老板一边债台高筑，一边还得硬撑下去，既不能硬着头皮讨债得罪官员，又不敢曝光“吃喝白条”对簿公堂，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得关门大吉。“至今朋友手中还有一大把难以追讨的餐费‘白条’。”廖辉军说。
一张张吃喝“白条”拖垮红火餐馆，可这实在是公款吃喝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
饭桌上的吃吃喝喝看似小事，可再大的蛋糕也经不住悠悠众口的蚕食。一位市委书记曾感慨：“现在的大酒店，凭我这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的确，这上千亿的公款吃喝开支，有多少是属于正常的投入，又有多少是属于额外的铺张浪费？有多少真正吃进胃里，又有多少被倒进了垃圾堆？
14道菜，60元一包的苏烟两包，白酒5瓶……这是安徽某县粮食局一次普通的公款宴请菜单。而根据该县审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该县仅5个县直机关和3个乡镇公务接待，用于餐饮、烟酒食品和字画的支出就高达953万余元。事实上，该县当年政府的相关债务约7亿元。
我国历来有“酒桌文化”的传统，在当下官场，公务饭局更成了家常便饭。领导视察要吃喝，上级检查要吃喝，庆典节日要吃喝，招商引资要吃喝，工程项目要吃喝，提拔升官更要吃喝……广东汕尾市烟草局仅去年，1万元以上的“大额招待”至少有400次；江苏海门市审计局一年接待费用要1000多万元。
公务吃喝耗费了纳税人巨额钱财，而且招待上的奢侈浪费之风愈演愈烈。去年初，媒体曝光的中石化广东分公司花费百万购买茅台、拉菲的发票照片更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一般级别的接待中，类似海参、鱼翅、茅台等都很常见，因为是公款招待，用不着掏个人腰包，所以，酒菜贵点不心疼，而且，这样才能显示规格高、主人家的热情。”由于工作关系，公务员陆伟(化名)经常陪单位领导出席各种活动，他告诉记者，真正开会、参观的时间也就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挪到了酒桌上进行，“公众整天都在声讨公款吃喝，国家也三令五申限制三公消费，可是现实中，好像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诚然，这些年来中国公款吃喝一直“水涨船高”，几乎年年破纪录。据相关研究机构的统计数字和《人民日报》文章披露的信息显示，自2005年至今8年间，全国公款吃喝开支已连续突破3000亿、4000亿、5000亿大关”，这样的“疯”势，怎不令人膛目结舌！
有人比喻：一年轻轻松松吃喝掉50艘航空母舰。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大约10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缺少航空母舰的重要原因之一竟是“军费紧张”。
人们惊叹：如此巨额费用，一年丢掉5000公里高速铁路，而中国的铁路建设时下已陷入严重的资金危机，许多重要工程项目“等米下锅”。
人们惊叹：省下这项巨额费用，中国完全可以实现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将再不会有青少年因缺钱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人们惊叹：将这项巨额费用用在医疗救助上，许许多多没钱治病的百姓将不会生生“等死”……
的确，这项巨额费用无论用于何处，都比“云吞”好，实在没理由让它变成粪便、制造疾病、危害社会。
因此，“公款吃喝”毫无疑问受到全社会谴责。
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两会提案中指出，长期以来，对公款吃喝的处理不仅没有列入犯罪之列，甚至还得到放纵和鼓励，这也是长期以来公款吃喝等政府浪费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甘肃天水接待办公室的标语“接待就是生产力”引发了网民热议，数千万张帖子调侃抨击“公款吃喝”。天水一位网友发文：就是在我们这穷地方，出现了官员白天下乡访贫问苦，晚宴大杯喝茅台的巨大反差。为贫困百姓送去一袋粮，或是救济几百元，赶不上他们喝瓶好酒的价，这种“反差”太有讽刺意味了。另有网民发文“伤寒论” ——国家伤财、社会伤风、官员伤身、百姓寒心。
网络媒体对“公款吃喝”的抨击可谓疾风暴雨一般，博文、帖子、评论铺天盖地。有人撰文提醒当局：
用公家的钱吃喝只是一个表象，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公款接待成了个“筐”，有人虚开发票中饱私囊，有人假公济私满足私欲，有人借此大肆行贿，有人吃喝玩乐洗浴嫖赌全报销……领导干部生活作风蜕变的拐点，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安徽贪官许道明利用接受他人请吃饭和出去旅游、考察之机收受贿赂的次数几近占到了其受贿总次数122次的一半，而在这一过程中达成某种约定以及所收到的贿赂款基本上占其受贿总额的2/3。
社会舆论对“公款吃喝疯”的激烈抨击终于引起中央高层重视，2012年3月26日，国务院颁发一道禁令：严禁公款购买名酒。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国务院的禁令可能会使以茅台为代表的昂贵名酒受到冲击。有人撰文分析道，茅台是好酒，都想喝一口，可是2000元左右一瓶的茅台酒普通家庭能喝得起吗？据数字显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也就是说要喝一瓶这样的酒，得不吃不用，用上整整一个月的工资，这对于众多的普通家庭来说，别说是平时，就是逢年过节也未必舍得买上一瓶尝鲜，有的甚至一辈子也不会自个去购这昂贵的酒。
但是茅台酒不愁销路，近10年时间，茅台的涨幅超过945%，仍供不应求，这么贵、这么紧俏的茅台酒都销到那里去了呢？多数用于公款接待。如：一个区接待一年喝掉1200瓶茅台；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曾披露，现在公款吃喝多数都有茅台。诚然，茅台酒本身没有什么其它色彩，但是它一旦用在公款吃喝上，其义就大不相同，不仅是一种酒，而是讲排场，讲奢侈的代名词，无疑将助推“三公消费”的增量。为此，最近以来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禁公款接待用茅台，其禁的不仅是茅台酒本身，而是一种吃喝风，其不仅是个人的呼声，也是一种民意所在。用在公务接待上多了，用在民生上就少了，从整体上来说，抵制公款喝茅台，是抵制是奢侈之风，说大一点也是抵制一种不正之风，此种抵制作为建设廉政机构，也是一种必需。
公众舆论认为，国务院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名酒”的禁令近似于作了一个表面文章，因为这样的“禁令”并非从根本上解决“公款吃喝”问题，有应付社会舆论之嫌疑。事实证明了公众的判断，“禁令”之后，官场酒宴上名酒依然是主角，那些掌握公款支配权的官员们依然口福不减。
屡禁不止拷问“治国败笔”
2012年4月7日，国家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表微博点评公款消费称：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
的确，多年来，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数百项，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不仅形成了一整套预算管理制度，相继出台的招待费限额控制、定点招待、发票管理等约束性规定也是一再完善。可如今看来，“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日趋泛滥成“疯”，也称得上一种“中国特色”。只是，这种“中国特色”与“治国能力”联系在一起，给人的感觉便不那么美好了。
此“疯”何以屡禁不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北京没有带好头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理所当然是全国的风向标，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到全国各地。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遍地“吃喝疯”，“疯”源正是在北京。
一年一次“两会”，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北京，这支庞大的队伍被北京人视为“财神”，因为他们中的多数是官员、富商、名流，身上“不差钱”，“两会”期间定会给北京带来吃喝消费旺季，天价酒、天价宴多在这期间产生。于是有人说，“两会”代表两件事——白天举手，晚上举杯。
“两会”期间还有另外一支生活保障队伍不可小觑，据推算总体人数决不比代表少。他们要么是各地政府部门的财务人员，要么是老板，所肩负的任务就是为各自的官员代表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许多代表每天晚上的宴请活动安排得满满的，重点是借此机会与中央、国家机关的官员们交流感情。宴请此等“贵宾”定是非名酒不喝，舍得花大钱自然少不了带着得力的保障人员。
再举一例：金融危机那年，国家决定投上4万亿建设经费，以拉动内需。消息一出，各地政府纷纷派员赴京争取建设项目，据说那段时间京城的许多豪华酒店人满为患，豪宴费用频频刷新纪录，听得京城人目瞪口呆。为了争得那几万亿中一钵羹，各地政府在京大摆豪宴似乎都不惜血本。
酒宴之上，管它茅台还是洋酒，管它有多昂贵，你敢摆上，京官们就敢喝。设宴者为何肯花大钱？因为求人办事，因为“攀龙附凤”，利益所在；京官们为何敢喝？因为了解政情、世情，自料豪饮无碍，同时也觉“面子”所在。所以，这些年进京设宴的人们几乎心里都有谱：宴请京官，场面排场必须的，尤其是高档名酒更要有。
各地政府官员不能不想，北京是制定政策、发布政策的府地，既然“天子脚下” 的京官们如此敢吃敢喝，我们还担心什么？
一则网络短文揭示了首都北京的“影响力”：
北京那边喝茅台，各地官宴有“标准”了；
北京那边有会所，各地官员有“场所”了；
北京那边有豪宴，各地酒宴有“榜样”了；
北京那边出手大，各地无须再“缩脚”了……
的确，首都北京如此“酒疯”，各地就没理由不“疯”；“天子脚下”如此“宽松”，各地又何须“拘束”？上行下效，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公务宴请”添由头 这些年，“公务宴请”字样频频出现在政府部门的呈文中，看起来似乎比“公款吃喝”一词柔和多了。“公款吃喝”的确是看着刺眼，听着刺耳，总是能让人联想到“血汗钱”。或许“公款吃喝”着实需要？或许“公款吃喝”弃之不便？百姓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以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但职能机构想出了“公务宴请”这个词语。尽管“公务宴请”与“公款吃喝”都属公款消费，不同的是“公务宴请”与工作有关。这大概称得上中国政府机构的一个“创造”，因为它把“吃喝”变成了“工作”，终于为“公款吃喝”找到了一个似乎合理的“由头”，而且消除了违规之嫌。既然是工作，便不必缩手缩脚，便可理直气壮，“疯”起云涌便成必然。
于是便有了目前最经典的一句话：革命小酒天天醉，为了工作不要胃。
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概念：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不算罪。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自嘲：两袖清风，一肚子酒精。
“公务宴请”终于催生一个崭新的局面：上级机关到基层检查工作，明明知道基层的接待规格超标，但很少有人拒绝；下级接待上级，唯上级马首是瞻，千方百计想让上级满意，根本不考虑超没超标。这种局面让百姓大开眼界，于是讥讽说：在“公款吃喝”上，只有上级想不到的，没有下级办不到的。
“公务宴请”的范围如何界定？并无统一、明确、严格的标准，冠以“工作”之名实属一个含糊的概念，任凭各自理解。所以有人形容说：实际上它是个“大萝筐”，萝卜、白菜尽管装。
的确如此，上级领导和机关人员前来检查指导、友邻地区领导和机关人员前来参观考察等，这是工作，自然少不了“公务宴请”；上级领导和机关人员的亲友前来观光、办私事也能沾上“公务宴请”的光，只要“与领导有关”，便可理解为“与工作有关”。总之，无论接待什么人，不管来者做何事，“公务宴请”都能做到。这就是“大萝筐”的好处。
一位军队转业干部刚任某市副市长时，分管接待工作。一年的巨额接待费用让他心疼不已，于是专门吩咐接待处长：咱还是贫困地区，挥霍不起，接待费用必须大大压缩，“公务宴请”还是要标准从严,好酒少上、大菜少点。此后数月，省里几个厅、局的“亲友团”前来旅游，接待处长设宴招待明显降低了档次。市主要领导得知此情，立刻提醒副市长：少吃少喝能省几个钱？别让人家说咱不热情，影响关系划不来，咱需要人家关照的事多着呢。
这位副市长听后品出了点味道，立刻又交待接待处长：以后不管谁来，只要与上级领导和机关有关，都当贵客接待，不要心疼钱，好酒好菜伺候就是。接着专程赴省会，到几个相关厅、局“慰问”，以释招待不周之嫌。官场中人，大概都不愿“因小失大”，所以在许多人眼里公款吃喝挥霍是小问题，而单位和个人利益是大事。
有记者网上发文介绍亲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