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棉花是宋代开始种植的，但其推广却是在元代。世祖忽必烈设木棉提举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棉花的种植，结果到了元代的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另外，西瓜、红花等外来新作物在全国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元代农业的衰退始于元朝中后期，主要原因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据记载，崇安县六分之五的土地掌握在当地五十余家手中，其他五百余户人家只占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而元政府日益繁重的赋税徭役却压在这些正在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上，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农业生产怎能不衰退呢？
元朝商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商业十分发达，这主要得益于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纸币。
古代瓷器以从商的主体看，元代的商业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官办商业。元朝政府对多种商品进行垄断，如矿产品和生活必需的盐、茶、酒、醋等产品。官办商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政府直接经营、政府卖给商人后由商人销售、由商人经营而政府抽取利润。有时，对于同一种商品，几种形式可以同时进行。
二、私人大商业。除了政府以外，一些官僚、贵族也利用手中的特权进行商业活动，获取巨额利润。寺院僧人经商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由于统治者推崇佛教，对寺院的财产采取保护的态度，又频频向它们颁赐大量财物和土地，一些寺院积聚了大量的财富，高层僧侣以此为资本从事商业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色目商人的发迹也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色目人本身极善于经商，又有民族上的优越地位，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巧取豪夺，富甲一方者比比皆是。另外，元代还有少数汉族民间大商人，他们行业不同，但都通过经商而获巨万家资。
三、民间小贩。这些小贩资本单薄，又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欺压和盘剥，处境十分艰难。
元朝的海外贸易情况如何？
元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这和元朝统治者积极支持有关。元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增设市舶司。1297年，经过整合，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三个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港的中外货船进行管理，并根据所运货物收税，精货收十分之一，粗货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同时，市舶司自己也备船备货，雇用商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
元代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东到日本，西抵波斯湾，甚至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国的船只航行得如此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十分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
从中国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织品，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所谓“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可见当时泉州的繁荣。除泉州外，庆元、广州均是当时的大港，庆元主要集中进出口高丽、日本的货物，广州则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场名闻世界。
元代的寺院经济为什么比较发达？
由于统治者的保护和利用，宗教在元代的势力很盛，寺院和从事宗教活动人员的数量十分庞大，为了维持人员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各种宗教组织都得有一定规模的经济收入，因此，元代的各种宗教组织都占有或多或少的资产以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其中，以佛教的寺院经济最具代表性。
佛教最受元代统治者的推崇，因而寺院和僧侣的数量也最大，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是各种宗教中规模最大的。
寺院占有许多土地，因而主要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很多寺院占有大片的田地，雇用佃户劳作，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的地主庄园。如大都城西玉泉山下的大承天护圣寺在山东拥有土地十六万二千余顷。这些土地都采取租佃制进行生产，派庄主监管和收取田租。
许多寺院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它们占有银、铁、铜等矿，占有酒店、浴堂等产业，有的寺院还放高利贷，有的则从事海外贸易。
元代高层的僧侣其生活就像世俗的地主一样，他们经营产业，蓄积财物，甚至建造外宅，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对寺院经济是积极保护的，他们不但直接赐予一些大寺院大量的土地财物，还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夺寺院的财产。对于寺院的经营活动，元代统治者也基本上是鼓励的，只征收很少的一些赋税。
总的来说，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元代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的根本原因。
元代的婚姻状态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婚姻状态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元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汉族及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婚姻风俗，蒙古统治者既要坚持本民族的婚俗，又要兼顾其他民族的婚俗。同时，在民间，由于长期的杂居，各民族之间的婚俗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情况。
至元八年（1271）元廷颁布了一条关于婚姻的法律：“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一民族的人相互结婚，应遵从本民族的婚俗；不同民族的人相互结婚，所从婚俗以男方为主；蒙古人不受上一条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蒙古女子与别族男子结婚，则婚俗不必以男方为主。
这条法律体现了元代婚姻的基本准则：以蒙古族为主，兼顾其他各民族。
蒙古族有两个很有特色的婚俗：一个是一夫多妻，《黑鞑事略》中说：“成吉思汗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不许有妒忌者。”出于迅速增加人口的愿望，再加上长年征战导致的青壮年男子缺少，一夫多妻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当然，一个男子妻子的多少还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般来说，地位越高、越富有的男子，他的妻妾就越多。比如，文宗时期的权臣燕铁木儿，他的妻妾竟多达五百多位。另一个是收继婚，即父亲死后，可以娶从母；兄弟死后，可以收其妻。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就娶走了他的宠妃木哥哈敦。这种婚俗在许多北方民族中都曾流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文化背景的。
由于各民族的广泛杂居，其婚俗也在相互影响中有了一些改变。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其夫死后，前妻所生的二子都想娶她，她誓死不从，二子也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婚俗受到汉族婚俗影响的例子。
总之，元代的婚姻状态就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由于存在着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婚俗的主导性也是相当清晰的。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如何？
中国和高丽（今朝鲜）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友好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很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在蒙古族入侵高丽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起初，蒙古军以追击契丹军为名，进兵高丽，高丽王也想与蒙古保持友好关系，但蒙古统治者表面上说得好，实际上却只把高丽当做索取财富、任意榨取的附庸、奴仆一样看待。因此，激起了高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抗。蒙古经常入侵高丽，高丽也屡屡顽强抵抗。特别是在1247至1259年间，蒙古四次入侵高丽。最残酷的一次是在1254年，蒙古军掳俘高丽男女几十万人，杀戮者不可胜数，蒙古大军所过，烧杀掠抢，然后蒙古将领将所掠之人进行买卖。尽管蒙古给高丽带来了不少苦难，但始终没有达到灭亡高丽的目的。这可以看做元与高丽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比较注重与高丽的关系，元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渐渐恢复起来，并有一定的发展。
元世祖送王植（高丽王）回国，下诏“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也不再追究以前高丽的反抗者。后来，元世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植之子愖，后来愖之子又娶元公主为妃。这样，高丽王族与元皇室结成了甥舅之好。高丽统治者乐意借助元的强大来保护自己，以达到统治高丽的目的；元统治者也想利用高丽作为攻打日本的根据地。但终元一代，高丽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元虽曾设征东行省于高丽，那也只是为了征日方便，基本上不怎么管高丽内部事务。因此，元世祖之后，到中国的高丽人相当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在中国做官、侨居。许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与僧人，有的是奉命出使，有的是私人游学，在中国，他们交结广泛，尤其是与中国文人关系密切。比如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长期居住在中国，师从姚遂、元明善，赵孟頫等诗人，还奉命出使四川等地，他的《益斋乱稿》就有许多有关与元人交往，歌咏中国山水、历史、民俗风情的作品。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朝鲜文字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耽罗是什么国家？
耽罗本是高丽的盟国。高丽臣服元世祖之后，元世祖要对日本和南宋用兵，而耽罗是通往日本和南宋的要冲（海道上的要冲），元世祖才开始注意耽罗这个小岛国。后来，元世祖专门派人到耽罗视察地形及道路。当时，耽罗已被一个反叛高丽的高丽人带兵占领。至元九年（1272）元朝廷决定用兵耽罗，为耽罗平复高丽叛党。次年，元世祖命人讨耽罗，半年之后，占领了这个海上小岛国，并在那里设立了耽罗国招讨司，驻兵一千七百人。元朝廷命耽罗国每年向其进贡当地特产毛施布一百匹。从此之后，耽罗成了元征伐日本的一个前沿哨所。
至元三十一年（1294），高丽王向元廷请求说：“耽罗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就隶属于高丽，现在叛党已平，请让耽罗还和以前一样，作为高丽的附属。”元世祖答应了高丽王的请求。从此之后，耽罗又隶属于高丽了。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大致可以元世祖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元对日本用兵，后一个时期主要是中日民间和商贸往来以及僧人、文人的往来。
元世祖时期，元世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得他急于宣威海外，也想像汉、唐盛世君王那样，让这些海外邻国向他称臣进贡。高丽向元世祖称臣之后，元世祖就急于想让日本也向他称臣纳贡。因此，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之间，元世祖连续五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劝谕日本遣使来朝，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政府态度很坚决，拒绝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元世祖就不再以遣使为主而代之以大举讨伐。元世祖一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争。第一次是在至元十一年，派大小战船九百艘，汉军、蒙古军二万五千人，东征日本。元军虽有小胜，但日本抵抗亦顽强，使元军难以深入。后元军战船遇上海风，仓促撤回，首次征日结束。日本称这次战争为“文永之役”。第二次是在至元十八年，这回元世祖派两路大军，战船四千多艘，士兵十四万大举进伐日本。由于元军统帅内部矛盾重重，意见不合，指挥不协调，日本已有抵抗元军的经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在战争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后来遇上海浪，损失惨重，第二次征伐日本宣告失败。日本称这次战役为“弘安之役”。这两次征日，激起了中国人和高丽人的反抗，此后，元世祖至死也再未派出一船一卒。
元政府与日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但民间的往来，特别是商贸往来却一直没有中断。战争停止后，日本商船来中国的更多。庆元港（今浙江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日本商人多在此处互市。元政府对日本商船做了检查、抽分之后，即许日本船只登岸市易。此外福建、山东等地，也时有日本商船的到来。据资料统计，从成宗大德九年间（1305）至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四十五年中，其中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这只是大略统计，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瓷器，此外还有铜钱、香料、经卷、佛寺什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则有黄金、刀剑、扇子等物。
除商人外，来元最多的是日本僧人。仅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十四人还国”，可见来元之日僧的人数之多。据日本史家统计，元代来元的日本僧人知名的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他们师从中国高僧学习佛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等。
元朝与安南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安南（今越南）的关系，也是以忽必烈为分界点，忽必烈之前（包括忽必烈期间）以战争与不和为主，之后则以和为主。
元朝时期，正是安南的陈朝时期。忽必烈时期，正是陈朝初建，经济发展，国力强大。忽必烈即位之后，忙于巩固地位，派人出使安南，政策比较和平，允许安南按本国风俗治理；安南也遣使还报，要求元朝批准其三年进贡一次。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元忙于对南宋的战争，无暇顾及安南。但元世祖心里想着让安南臣服，屡派使者，安南也巧妙周旋，拒绝跪拜受诏，并以种种借口推辞亲朝、人质等。
元世祖消灭了南宋残余之后，即发动了两次征伐安南的军事行动。第一次是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派其子带大军占领了安南首都，但安南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迫使元军撤军。第二次是至元二十四年，安南仍旧采取了以往的先困后打的战略，并切断了元军水上粮船，元军不久即撤出安南。
元成宗即位之后，不再向安南用兵，派使臣去安南通好，安南亦派使者回使。从此，元与安南往来不绝。当时安南儒学颇兴，儒士地位较高。其派到元朝来的使者，多以儒臣充任。凡来元之安南使臣，都要向翰林院送一份礼物，因而结识了不少元文人学士。当时安南佛教也发达，元也遣使安南请赠佛经。元代杂剧艺术也传入安南，对安南的戏剧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