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意回想那段暗淡的时光。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除了那场春雨外，再就无雨，北方春夏之交特有的漫天柳絮，丝丝缕缕地纠裹着干热的夏风，一股脑地侵袭着我干涸的眼眶和无助的心。
从我自行放逐于城市失业大军后，我尤其栖惶的是妈妈的病，洗肾只是权宜之计，每到夜里，我握了她的手久久凝神她的白发不能入睡，她那时一宿要折腾十几次，每当听到她不由自主地轻声呻吟，我都象听到死神一点点临近的脚步声，感觉病魔一点点正窃夺母亲的生命。
那些日子里，我经常于清晨和黄昏漫无目的地徘徊于附近街道上，感受风浪袭入生活的难耐之痒、切肤之痛。我清楚地知道，目前只有两件事要做：我辞职的事，是要瞒住妈妈的；而妈妈的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
实际上，离职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金钱上的缺失，我的工资无论在司法厅还是在监狱，都不过千把块钱，这微薄的薪水对于我母亲的病，是杯水车薪。我那时想到的唯一弄钱的法子，还是卖房子。我在司法厅家属区的房子是房改分房，这套五十多平米的一楼当时只交了三万元钱就买到手中，现在以它的位置和地价，应该值二十几万。
我求小婉打印了百多份售房广告，瞒了母亲在我所在的城区广而贴之。我把那台新手机从盒子里解放出来，天天背着妈妈和人家商量房价。这样就不免会经常有人来看房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不要声张，当我带了他们一声不响地在房里走来走去时，我很庆幸母亲那时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从自己的卧室出来，看这些陌生人闯入来觊觎她女儿的宝贝房子。
房子一周就出手了，被我家的三楼买去，他家有个刚退休的老太太，正想用这个房子开一间小卖店，我们是同事彼此也都信任，再不用换房本上交易税，签个协议就易了手。把妈妈动员出去，我着实费了不少心，好在和小婉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我们就合伙儿骗她说房子单位要给装修，得搬出去两个月，妈妈开始也有点怀疑，但她老人家的精神头儿大不如前，虚弱度日，只有透析后才精神一两天，已经顾不上想太多的身外事了，就由着我和小婉把她搬到了老姨家。
我们暂时安顿在那里，好在姨夫姨妈离婚后姨夫净身出户，姨妈又出国访问，家里偌大的房子只剩小婉一个人住，我的小表妹非常热情地接纳了危难中的我们，老姨在国外也一再电告要全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时我手里已经有了二十五万，完全可以支付换肾的费用了。
我在医院开始了一连串的身体检查和吻合细胞组织排列测验，每一项检验都顺利通过，每一個检验报告都在鼓励我向前迈进一步。
最后定在六月下旬，安排我和母亲同时进入手术室。
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是由我和小婉两个女孩子决定的，我们甚至极为有远见地从劳务市场雇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来，许给她每月800元的高薪，是为了在我手术后恢复的十几天里，由她来帮助小婉来照顾我们大小两个病人。
和医大一院真的很有缘分，在半年的时间，我在这一家医院做了两回手术，只不过这次换了内科。临手术头一天，我悄悄入住与母亲相邻的在另一间病房，上午进行了例行检查，下午，负责主刀的内科主任在我的病房里坐了两个多小时，一再告诉我不要害怕，国内医院这个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高级病房里正住着一位香港病人，特意回大陆来寻找肾源，最后也将要在这家医院手术。
主任还非常耐心地向我交待手术前后应该注意的事项，这期间，除了我和母亲加起来一共四位主治医生在场，还有好几名内科医生和实习医生都来看我，我看得出来，他们有的是听主任术前交待，有的就是出于好奇，因为未婚的女儿给母亲捐肾在医院并不多见，他们都想看看我是什么样。
内科病房给了我们母女最大的关怀和照顾，护士长一天几回亲自来问长问短，一个劲地鼓励我不要害怕。在下班前，小婉照例一一给医生和麻醉师送上红包，我们之前还担心过这种一托二的手术是不是红包也得双倍，哪知道被他们一致拒绝，主任甚至责备小婉说你姐姐家里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忍心收她的钱，老太太手术成功以后费用大去了，好好给你姐补养身体，她今后的负担重着呢!
手术前的晚上我和小婉一直陪在妈妈身边直到她睡下，老人家临睡前还叨念着手术费用的事，但已经没有力气阻拦我们，人到这种时刻，求生的愿望越发强烈，她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希望能通过积极的治疗获得新生的。
护士体贴地给我发了安眠药，我吃下去还是睡不着觉，就悄悄走下楼去，走到外科病房那边。经过长长的走廊，我来到半年前我曾住过的病房，高煜为我订的那个单间病房那天空着，我隔了玻璃看着里边，眼睛不知为什么湿润了。我在那里站了好久好久，心想一旦手术结束恢复体力，我就一定要去二狱探望高煜，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他的境遇都让我揪心不已。不知为什么，他的落魄反倒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我承认，我有点想念他，就象想念我一位亲人，我想这可能这就是共同的苦难结成的情谊吧。
这一个月里，我已经给他写了两封鼓励的短信了。
手术那天早上，我又梦到了林教官，梦到了我们迅疾地奔跑，只不过这回改了地点，变成在崇山峻岭之间，我有点力不从心，跟不上他的脚步，是他拉着我一气跑上了山巅，然后我们就那样拉着手一览众山小。醒来时有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想我原来说自己是残疾还多少有些调侃的味道，但现在真的是要残缺了，结婚可能真的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这样一来，我竟然有了一丝丝的窃喜，我想那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不提婚嫁，可以终生和我的爱人阴阳相许了。
上午手术前，我特意换了身便装去看妈妈，她一夜都是小婉陪床，这会儿见了我就有些怨艾，说你忙什么呢，叫小婉在医院住了一宿，难为人家孩子了。然后孩子气地跟我叮嘱，妈要死了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结婚叫你老姨帮你操办，然后上坟时告诉妈一声。
我和小婉默契地笑着，哄着把她抬上了活动床，几乎内科所有的护士和其他病床的陪护都上来帮忙，素不相识情深谊重地站了一屋子，叫我感动得鼻子发酸。送走妈妈后，我在两份手术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步行走进手术区，上了另一张手术台。
负责术前处理的护师挺愿意说话，备皮插导尿管的时候，不停嘴地分散我注意力，发现我腹上一处浅浅的伤痕，好奇地问你这儿怎么了，我解释说我当兵时受过枪伤，好在没有穿透，只是子弹划过小腹留下的弹沟。她听了非常感慨，说你这小岁数可真不容易，前世不知是遭了什么罪了，我想想也真是，就和她一起笑说我就是挨刀的命!
我要求给母亲全麻，而我局麻。我们母女俩同时开始手术，可能是因为主任主刀，或者有观摩任务，足足有十几位医生参观展览般围了一圈看我摘这颗肾，他们口罩后的眼神或多或少都写了些同情和怜悯，我最反感这种眼神，想抗议无奈嘴上套了一只氧气罩，只能在众目睽睽这下刀殂鱼肉地任人宰割。
手术成功。
然而，令我更加难堪的事发生在手术的第二天。
那时已经快到七月，拥挤的大病房内设了八张床，连同陪护的足足有十几个人。我插了根导尿管不敢稍动地侧卧在自己的病床上，可能是术后休虚，一动不动还汗流浃背，隔一会就眼看着一细股血尿从管里游走出来，失禁于床下盆盂中，这滋味比伤痛要折磨人得多。我一边自己挺着一边还得担心我妈大手术后两天见不到女儿会怎么想，正痛不欲生愁苦难耐，第二监狱的几位领导神兵天降地出现在病房里。来的全是男的，毫不避嫌地在我床前站成一排，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我除了趁双休日到宿舍取过一次东西，已经一个多月没和二狱有过什么联系了。
我的天，我当时觉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
对他们的慰问，我只说了谢谢就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好在有小婉从妈妈那间病室里闻讯赶来，口齿伶俐地向他们介绍了前后的情况。丁监狱长目光严肃地看着我一直没说什么，倒是周大明热情洋溢地逗了我好几句，问我你现在这个样子敢不敢和我握握手，又说这回轮到我给你带云南白药来了。
好在他们也看出我的难堪与不便，只呆了一会就走了，过后我只觉得汗水把枕巾都浸透了。
十几分钟后小婉回来了，告诉我二狱的领导们到我母亲病房也站了一会儿，没说透我的情况，还当我是单位人一样安慰老人家半天。他们临走交给小婉两个信封，我接过来一看眼泪唰就下来了，一个信封上里是我的五、六两个月工资和那未报销的四千多元医药费，另一个信封里装了整整一万元钱，写着二狱全体干警捐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