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还是那样，短又有点乱，一脸朝气，嘴唇间已经有了绒毛，小大人了。可这无法改变我们思维上的差距。我背着手，沉稳而有力的目光看着他，不经意地打了个招呼：“来了，陪我走走。”
他有些迟疑，吃不准我想干嘛，又拿眼睛望四处看看了，没发现什么，这才松了一口气，嘴唇一动，就要开口。
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可是我又怎能容得他破坏了这气氛，我不管不顾地抬头看天，叹了长长的呀口气，问到：“多大了？初三？”然后看了他一眼，“毕业了打算干啥？高中？”
这是早已想好的问题，他这个年纪，对于人生的问题，已经有了朦胧的觉醒，成绩好也好，坏也罢，对于初中以后的路已经开始有了属于他自己的思考，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绝对能够钩起他的某些东西。我一直认为，任何计谋，任何布局都需要一个策源点，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一个支点，可以是一个人，一件事，甚至是一句话。水往地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势不可违背，支点也一样。我们想要一个人去自杀，在他高兴的时候绝对办不到，但是在他伤心的时候，也许只要轻轻的一句话，他就会从高楼跃下。同样地，谈判，又或者说服人，只要找到了那个支点，找到了那个能撬起一切的杠杆，我们只要轻轻地一推，一切就会非常简单。
我不知道这人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更不想花心思去调查，但我知道，在这年纪，人生，前途，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下，打架这种事早已被轻轻地推开了。
他不说话，似乎还在疑惑，我的故做高深让他弄不明白我想干嘛，干脆停了下了。
我也不管，潇洒地转身，头微微一歪，嘴角含笑，玩味似地看着他，然后小手食指伸出，预料到一般地，在胸前轻轻一摆，阻止了他的发问：“你很奇怪？”然后自顾自地跺了下步子，如同自言自语地说到，“小孩子打架算什么，今天打来明天好，说不定多年以后成了生死交情。可是你这一掺合进来，知道不？只要动手了，说不定你这一生就这么毁了。”
“不信？”看着他眉头皱起，我知道得下点猛药了，指着前进乡供销合作社问道，“知道这是谁办的吗？”
“乡里。”他迟疑地回答。
“呵呵，”我浅笑，“明白就好，是乡里的，那么乡里又是什么？”我不怀好意地再问，然后自问自答地，长叹了一口气说，“是政府，是国家，是社会主义。”话语由轻转重，由缓转急，最后斩钉截铁地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你一个初中生聚众拦截殴打小学生是什么性质？！”
“学过政治吧，”半响，看着好象是被镇住了，有点呆，不出声，我估摸了下时间，觉着差不多了，即要吓他，又不能给他时间想明白，于是随口说到，“知道阶级斗争，地痞流氓吗？当然这是夸大，聚众打小学生最多也就弄个学校记过，档案里留上一笔，只是这么一来，你毕业后估计.......”我摇着头，留下了一连串估计，给了他一个无限的遐想空间。
谈话就是这样，要把握主动权，要让别人跟着你的脑子走，就象绕圈圈，一个，两个，然后你就成功了。记得后世就有那么一个人把人直接给忽悠瘸了，当然那是艺术，俺不是，俺乡下人，俺这是生活，是关系了俺明儿会不会被人继续堵的生存之道，俺必须努力。
这下他也急了，脖子微红，连拳头都似乎紧了：“瞎说啥呢？小心揍你！”
其实我也害怕，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听我说完，我已经给他打“优”了，现在再来发作，“嘿嘿”，鳖已入翁，却是迟了。要是他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少一点迟疑犹豫，直接来个武力威胁，恐怕......只是如今，该听的不该听的全听了，现在的他多了顾忌。人这一顾忌，胆子自然就小了，动手之余就得掂量掂量。
我拿眼睛瞄瞄他，很不在乎地挺挺胸，他到不敢下手了，吱吱呜呜地不知道该说啥。
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吓虎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打算是将事情解决，就算我将他劝走，那些小子依然有可能去找另一个初中生，甚至是更胆大的来堵我，那时候危险系数将直线上升。
吾，不欲也！
看他的样子，我知道不能逼得太紧，我得给个台阶：“跟我打架的里面有你弟弟？估计你不知道吧，是他们先骂的，不要被他们一面之词糊弄了。”
“哦？”他疑惑。
我轻轻一笑，将事情的前后讲了，然后不轻不重地吐出一句：“下次他们再堵我，我可记你头上！”然后往后一退，笑呵呵地看着他。
“你！......”他勃然大怒。
看他如此表情，我哈哈大笑：“好了，晚了，走了。”走远了才回头喊道，“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初几了.......?”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就解决了，源头、中游、下游一个都不能少。我在给那个初中生施加压力后，我还得去解决策源地问题。思虑再三，觉着还是得给胡罗卜，人嘛，要得句是面子问题，前面那么几次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我占了上风，无论是气势上还是实际的火力杀伤我都占了绝对的便宜，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再不给台阶下，那我绝对比黄世仁还黄世仁了。俺良民，不做那事，再说了，跟那些小P孩，谁跟谁啊，一个‘成年人’犯得着跟那帮小P孩斗鸡斗角吗？
谈判是在第三天上午课间进行的，倒不是说我忘记了，是因为我得给别人时间啊，那个‘初中生’受了我的‘恐吓’总得有时间把话传下去，这样我的胡罗卜才会具有最大的效力。
说起胡罗卜其实也就一袋10个类似蛋黄派的蛋糕而已，八十年代，又是内陆，这已经是很奢侈的消费了。其实也不光是单给胡罗卜，为了转移这帮小子的注意力，也为防止某些人钻了牛角尖，我从自己的收藏里各带了一枚纪念币，在他们迟疑着不知道该不该放弃这段梁子的时候，拿出来晃着说：“拿着（蛋糕），别以为我白给的，我现在在收集纪念币，”说着把手里的纪念币一晃，“谁帮我收集到10枚，和我换，1元换1元，我请你们吃东西。”说完又打了下马虎眼，“你们有人收集邮票吗？我有几枚，白给，不过得帮我收集纪念币。”
这下，这帮小子终于去掉了戒心，接过了东西，神情也变得平和了，一脸红润。孩子就是这样，敏感而又可爱，他记着你的好，记着你的坏，又会很快将你的坏忘记，善良得就象一个天使。
“只有一枚怎么办？”估摸了下时间，正在我打算回教室的时候，一个比较瘦的一年级小子问了。
我呵呵一笑：“一枚也要，一样请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