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出生七天以来，那个打死都不哭、撑死都不拉屎的金乾就是我，家国是我爸爸。也许是堪舆师拦河主持的“做九”起了作用，当天晚上，我就拉了家里一炕屎，并开始哇哇大哭。我爸他们可真乐坏了，哪还管我哭的死去活来。我哭的越起劲，他们乐的就越起劲。唉。要是当年我懂事的话，就不那么死去活来的哭了，得专门吓唬吓唬他们。
二十年后，我考上了西川大学，选择了一个相对冷僻的专业：历史学类考古学专业。当时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我是受了堪舆师拦河的影响。小时候，我和破财家的争气两个小家伙经常跑到堪舆师拦河家里让他给我们讲故事，而他讲的所有的故事都与风水、墓穴有关，我们最爱听他讲古代倒斗的故事了。他的知识很渊博，听我爸说，他是西川都江人，是个知识分子，挺有学问。但后来在*中被下放到我们笔头村接受劳动改造，由于他对风水比较有研究，所以村子里的人对他很敬重，本来他可以返回都江的，但他舍不得这么一帮乡亲，就留了下来。
他不光讲盗墓，还给我们讲风水、讲墓穴、讲文化。有一次我和争气去了他家，他正在翻一本旧书，看名字是繁体字，我和争气那时候虽然快小学毕业了，但从小就没有学过繁体字，所以根本就不认识几个字。
我问拦河：“伯伯，你看的是什么书？”
拦河说：“呵呵，金乾，我这本书可是一个宝贝啊。”
我见拦河给我们卖起了关子，知道他又要给我们大侃特侃了。我朝争气使了个眼色，争气会意，便立刻拍起马屁：“是啊，爷爷，你给我们说说来历。”
虽然当年争气比我早三个月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家辈分小，他老爹破财曾经教育他说，“以后你见人不认识，叫爷爷，准没错。”论辈分他也叫我爷爷，不过争气说我们年龄相仿，又是小孩子，就别那么严格的划分辈分了。我记得当时我是咬着牙说的行，我心里是一万个不乐意，但最主要的还是打架我打不住他，要不得天天揍他，让他叫我爷爷。
这时堪舆师拦河把那本繁体书捧在手心，把我们叫到跟前，说：“这本书的真迹就是让倒斗的发现的，我这本是临摹下来传到民间的，是被称为盗墓史上的“四大文化传奇”中较重要的《汲冢书》。”
我和争气几乎异口同声的问道：“那这《汲冢书》又是怎么被倒斗的发现的呢？”
拦河笑笑，摸了摸我俩期待的小脑袋，说道：“之所以说是倒斗的功劳，颇富戏剧色彩，是因为它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贼的贡献。当时有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趁着兵荒马乱盗开一座古墓后，发现墓里存有大量摆放整齐的竹简，这让他感到万分泪丧，因为他倒斗是冲着金银财宝来的啊。但由于墓内漆黑一团，这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就地取材，抽出竹简就点着当了火把，开始在墓内寻找财宝。后来当地人发现了被人挖的盗洞和古墓四周散落有竹简，知道是有人盗墓了，便报告了官府，这才事发。地方官急急得赶到后，将墓内及散落在地上的竹片全部小心收集了起来，装了几大车，运回了衙门。因为那时候，纸张还没有被发明，古人就将竹子劈开，加工成一片一片的‘简’，就是竹简。记事写字就在竹简上进行，一片一片依序链接起来，就成了一部作品，就是“竹书”。闻悉此事后，当时的学术权威中书监苟勖、校書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惊讶地发现竹简竟然是绝世之品，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魏国史书。我也给你们曾经讲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做了件大事，历史上都有记载，给我们国家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件事是什么事？”
“统一货币度量衡。”争气抢先说道，说完，朝我挤眉弄眼，要不是我打不过他，我早给他两个耳光了。
堪舆师拦河乐了：“统一货币度量衡应该是好事啊，我说的是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刚才争气还笑迷嘻嘻的等着夸奖，听拦河这么一说，顿时像泄了气的自行车内胎，我少年老成且比较从容的说：“焚书坑儒。”
拦河笑着说：“对，是焚书坑儒。”
争气不怀好意的争辩道：“既然已经焚书了，为什么你的这本书没有被烧掉？”
“呵呵，这正是我下面要给你们讲的啊。其实历史上记载说焚书坑儒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是把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烧毁了。魏国史书因为陪葬于魏王墓中，而躲过了“焚书”的劫难，它是因祸得福啊。后又经卫恒、束晳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中国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出世了。这被后世史学家感动地称之为中国盗墓史上的一桩奇事，也是幸事，并依照出土地，命名这批竹书为《汲冢书》。不准这个靠倒斗过活的盗墓贼，也因此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名贼。《汲冢书》是战国时成的书，你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的准确性比司马迁的《史记》还具有权威性。后世不少学者从《汲冢书》中发现、更正了《史记》中的错误，特别是一些历史事件时间上的混乱。”
“那为什么伯伯你却有这么一本‘宝书’呢？”我也觉得不解。
“哈哈。我这本书其实是手抄的临摹书，至于为什么我手上有，你们就别问啦。”拦河说完就把这本书当宝贝似的藏了起来。
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拦河来到我家，他问我：“将来想干什么？决定报那所学校了吗？”
我说：“清华、北大是没有戏，但其他一类本科还是可以的。伯伯，我将来以后想考古，光明正大的考古，但不知道哪所学校的考古学专业比较有实力？”
拦河望了望我，又抬头望了望天，好像在下什么决心似的，终于他说：“我本身是西川人，并不是我说西川好，我当年在西川大学上的学，学的就是考古。西川大学是老牌的考古名校之一，曾有著名专家曾经一度想跟美国哈佛大学合作，而美国方面主持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专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然而当时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极力反对，于是川大超过北大考古学的唯一一次机会也失去了。不过目前，川大还是很有实力的。
后来我果真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笔头村去了川大，学了很多知识像什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中国考古学、考古学导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等等，由于我对考古有狂热的兴趣，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且从小就一直听堪舆师拦河讲了许多的倒斗故事，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指导老师的注意，经常和我一起探讨一些关于倒斗的非专业知识，但大部分却是我听他讲。
考古学专业由于属于比较冷僻的专业，所以招收的学生也不多，每名指导老师名下多的有八九个、少的有四五个学生。我的指导老师叫范志恒，范教授名下有五名学生，两女三男：两女是张丽红和马天敏，张丽红是典型的南方女孩，重庆人，她乖巧、漂亮、小鸟依人，说话声音很甜；马天敏是东北姑娘，父母都是医生，耳濡目染，她对医学也有了一定的研究，个子虽不高，但长得很健康，属于耐看型，越看越有味，我们私下都管她俩叫美女。三男是丁家辉、杨伟、和我，老丁是我们几个当中最年长的一个，陕西人，文绉绉戴副眼镜，平时话不多，但比较稳重，大家管他叫老丁；杨伟是天津人，油嘴滑舌。
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在平时，杨伟表面上和我说话聊天特别热情，但我总觉得他很虚伪，觉得他说话不牢靠。还有点色，逮着机会就和两位美女胡吹八扯。
有一天我们上完课，范教授走出教室后，杨伟就和张丽红、马天敏聊了起来。他在教室说话肆无忌惮、声音很大，我就听他在两位美女面前，唾沫四溅，嘴里不时刮着八级大风，自诩说他们天津人之所以叫“卫嘴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分析的话，是因为他们天津人能说会道，用比较专业点的话说，是能把活粽子气死，能把死人说活。
我越听他讲的越离谱，仿佛天津人个个都是我国的外交官似的，就赶忙制止，我说：“我看倒是未必啊。”
杨伟回头看我打扰了他在美女面前神侃，含有挖苦的意味说：“天津人见多识广，到清末开埠通商，办洋务那会，天津就已经成了一个开放城市。我小时候，常听见市井间的城市民谣，那没有腔调的民谣里唱着‘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吗?你坐过四轮电吗?’由此，不难看出我们天津人见识确实要比外地人多得多。”
张丽红问杨伟：“什么是洋白面，特律封？自来水谁没喝过啊？”
杨伟很神气：“这你就不懂了吧。洋白面，自然就是进口的白面，那时候天津米面铺卖的是美国‘兵船’牌的进口面，还不是后来以加拿大小麦为原料在国内加工制成的面粉；特律封是电话；自来水么，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了，但是那时，这也和喝大河里的水不同，仍然是一种区别。我们天津……”
不等他说完，我反驳道：“你们天津人嘴皮子厉害，那历史上有名的几大说客，有哪一个是天津人？诸葛亮舌战群儒，那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人，可是诸葛亮是山东人。西周时，主张‘连横’的张仪是山西人，另一个主张‘合纵’的苏秦则是河南人。即便到了明清时期，和洋人交涉时，也没见谈判桌上有过天津人啊。由此可见，天津人的能说，说的全都是‘闲白’，真正关乎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话题，天津人一概谈不来。”
记得当时杨伟的脸都绿了，墨绿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