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广华诞萧妃子归
北周武帝天和四年，即公元569年，隋炀帝杨广诞生在关中，出生地可能是同州(即冯翊，治今陕西大荔)。今大荔城中犹有街名龙兴里，并存“炀帝故里”碑。二十八年前，他的父亲杨坚(541—604）也出生在这里的一座般若寺中。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杨坚来此“亲祠故社”，这里被称是“先帝所居”，北周时就建有其父的桓王庙。
杨坚出生前四年，即公元537年，同州以南发生的沙苑之战中，宇文泰大败高欢，这一胜利成为西魏、北周政权立足关中的奠基礼。因同州地处河东往长安的交通要道上，宇文泰常居此地以御北齐，杨坚的父亲杨忠(?一568)入关未久，便跟着他在这里安了家。
这是一个新兴的关陇军事贵族之家。北魏末年六镇起兵后的丧乱中，杨忠的父亲杨桢(?一526？)从武川(在今内蒙)避地中山(治今河北定县)，死于鲜于修礼的战事。此后杨忠跟随也是来自武川的独孤信(503--557)作战，北魏末永熙三年(534)，他们一起随孝武帝元修入关投奔武川的世交宇文泰；杨忠武艺绝伦，屡建战功，大统十六年(550)西魏府兵制初创时，独孤信名列八大柱国，杨忠也被授大将军勋衔，这两家都成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中最显赫的家族。
《隋书•高祖纪上》称杨坚为弘农华阴人，汉太尉杨震之后，是执行宇文泰入关后的政策，“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攀附士族高门，伪冒为弘农杨氏。遍查史志碑传，未见杨坚先人与弘农杨氏有任何关联，其实只是来自武川那个没有士族的僻远军镇的军人，后因战功而成为西魏、北周的军事贵族。宇文泰、杨忠、李虎这一伙起自下层的关陇新贵，其出身、阅历、门第、思想倾向和旧门阀士族是迥然有别的，因此这些新贵结成关陇集团，凭手中掌握的西魏、北周、隋、初唐四朝政权，与旧族抗衡，成为摧毁腐朽的门阀政治的积极力量。
杨广又名英，小宇阿摩。他的兄弟也有睨地伐：阿祗等非汉族的名字，连他的爸爸也一度称普六茹坚。他的母亲独孤氏是匈奴人屠各部后裔。可以说这是二个民族血统参半的家庭。和他家庭背景极为相似的唐太宗，后来能够成为“天可汗”，是很得益于这样的家庭气氛的熏陶的。
杨广的母亲独孤氏，即隋文帝文献皇后(544—602)，是独孤信的第七女。杨广的长姐杨丽华(?一609)，是北周宣帝天元皇后。杨广出生时，父亲杨坚已袭爵为隋国公，因此他幼年即以父荫封雁门郡公。隋炀帝曾回忆自己：“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博陵)，年甫八岁。”博陵即定州(治今河北定县)，这应指其父杨坚作为右三军总管，在建德五年(576)从周武帝宇文邕平齐之后，又于翌年与齐王，宇文宪破北齐任城王高浩于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任定州总管一事。但此时杨坚已被齐王宪和内史玉轨等盯上，疑心他“貌有反相”，周宣帝(559--580)也向他发出“必族灭尔家”的警告，杨坚迫不得已，“深自晦匿”，极力掩饰。小小年纪的杨广，已惯见战场厮杀的酷烈和政治旋涡的险恶。他是一个在非常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非常人才。
对于杨家来说，很快便时来运转。三十六岁的周武帝去世之后不过两年，其予周宣帝便因荒淫过度，在大象二年（580)五月驾崩了。这位年方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长子宇文衍(573—581)此时才八岁，杨坚作为皇太后之父，以外戚身份入主朝政。九个月后，周静帝“逊位于隋”，杨坚轻而易举地捡了令皇帝做，成为隋朝的开国君主。十三岁的杨广，作为天子的骄子，跃入了处于社会峰巅的皇家生活。
开皇元年(581)二月甲子(十四日)，隋文帝即皇帝位，当月乙亥(二十五日)，封雁门公杨广为晋王。丁丑(二十七日)，又任命他为并州总管，接替就任太师的李穆。翌年正月，又置河北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同时还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治今河南掐阳)，以第三子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以第四子蜀王秀为尚书今。“帝惩周室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诸王，并为行台，专制方面。”想依靠亲子加强对国内要害地区的控制。
杨广的任所并州治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约二十公里的晋源镇古城营村一带，是东魏’、北齐的别都。五六年前这里是北周同北齐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并且这里是防御北方突厥的军事重镇，所以隋文帝首先派次子杨广出藩镇守。
此时的杨广年仅十三岁，“朝廷妙选正人有文武才干者，为之僚佐”，“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徹导之。”
王韶(?—591)字子相，是太原晋阳本地人，北周以来累立军功。杨广镇守并州时，王韶为行台右仆射，视从二品。传称：“韶性刚直，王甚惮之，每事谘询，不致违于法度。”
李徹(?一599)字广达，朔方岩绿(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人，在北周平齐和取陈的淮南诸役之中，每为先锋，武功卓著。在隋为左武卫将军。从三品。传称：“性刚毅，有器干，伟容仪，多武艺。”杨广出镇并州，“诏徹总晋王府军事”。
隋文帝特意安排了隆重的拜官仪式，隋炀帝后来回忆当时的场面说：
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须、虞庆则、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于时诫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昵近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之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
王韶、李徹忠于职守，颇有建树。有一次王韶奉使巡检长城工程。乘其外出，晋王“穿池，起三山”，稍有放纵，王韶便“自锁而谏，王谢而罢之”。隋文帝“闻而嘉叹，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开皇三年(583)隋以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大规模出塞，反击突厥，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大青山南北通道)遇沙体略可汗的主力，李徹赞成李充的主张，趁突厥轻敌无备，用精兵突袭，终于力挫突厥锐气，取得大胜，不可一世的沙钵略从此屈膝称藩。隋文帝对他俩寄以柱石之望，结果非常满意，认为“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广达”，是坐镇一方的藩王最理想的僚佐。
还有一位出身于山东士族高门的李雄(?—583)，赵郡高邑(今在河北)人。“家世并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不守章句”。在北周战功卓著，入隋，拜鸿胪卿，正三品，随晋王往并州，出任河北行台兵郭、尚书。隋文帝嘱咐：“吾儿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诚相委，吾无北顾之忧矣。”李雄慷慨应命。雄“当官正直，佩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惮，吏民称焉。”
李雄到任年余便去世，杨广和王韶、李徹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平陈之后。开皇末王韶死后，杨广仍深情地怀念着他，自己做了皇帝后还说：“微子相之力，吾无今日矣!”追赠他为司徒、尚书令。
晋王在王韶他们的辅导下，表现得“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有一次外出观猎，不巧遇雨，左右的人给他披上油衣遮蔽，他说：“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让把油衣拿走。这样，他不仅很早就取得了政治经验，又积累了政绩声誉。少年的杨广已使“朝野属望”。隋文帝密令一个名叫来和的善于看相的人，给他五个儿子都相一下面，来和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就是这种社会舆论的反映。
正当杨广春风得意之时，父皇母后又为他物色了妻室。开皇四年(584)，梁主萧岿之女嫁到皇隋做了晋王正妃。这时新郎杨广才虚岁十六。
萧妃（570—647）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萧家是晋末丧乱时从北方兰陵郡(治今山东苍山兰陵镇)迁来，族本寒微。刘宋建立后，因是刘裕外家(刘裕继母姓萧)，日渐富贵。萧家出了南齐、萧梁两朝皇帝后，成为侨姓中与王、谢、袁等并列的大姓。萧妃的高祖萧衍攻灭本族远亲的南齐，建萧梁政权，他就是著名的梁武帝。其子昭明太子萧统是萧妃的曾祖父。萧梁政权在侯景之乱中崩溃，萧妃的祖父萧祭乞师于西魏，在西魏恭帝元年(554)靠于谨、杨忠(隋炀帝祖父)，攻杀其叔父梁元帝萧绎，立国于江棱。他在其国内称皇帝，对西魏、北周称臣，史称后梁，是个附庸国。
隋文帝篡周，立足未稳，为避免四面树敌，极力笼络梁主，受禅之初，“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匹，马五百匹”。开皇四年(584)正月，萧岿朝长安，“上甚敬焉，诏岿位在王公之上。……月余归藩，帝亲饯于产水之上”。也正是此时，出于政治联姻的目的，决定在梁室待聘女子中为晋王杨广选妃。先定下联姻之事，而后找人。“遍占诸女，诸女皆不吉。岿迎后于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于是遂策为王妃。”
萧妃，后来成为隋炀帝萧皇后，她虽是后梁明帝萧岿(542—585)之女，但因出生于二月，扛南风俗，二月生予者不单，所以由叔父萧岌收养。不久，萧岌和婶婶双双去世，又转到娘舅张轲家，“轲甚贫窭，后躬亲劳苦”。十三国岁出嫁时，她已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子了。她一副好性格，是在少年时代这样的经历中磨炼出来的。
史称“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她“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隋文帝特别喜欢这个聪慧的儿媳，大约和她从下层生活中带来的朴实气质有关。她和杨广从此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了三十五年，休戚与共，至死不渝，是帝王家一对难得的结发夫妻。
萧妃于归，快乐皇子杨广有了一个好妻子，生活充满了阳光。他虽远离父母，但在严师和贤妻的辅佐下，迅速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二、出类拔萃率军灭陈
开皇六年(586)闰八月，十八岁的晋王杨广应召入朝。十月，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雍州即京兆郡，因而入主国都长安行政，并理朝政近两年。
此间，隋文帝曾“幸晋王第”。《隋书•炀帝纪上》所说：“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这大概是开皇七年(587)四月间的事。在萧妃最初的影响下，杨广若有此表现，并非不合情理。隋纪又谓：“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这后半句无疑是那时包括所有婢仆在内，人们对杨广一般看法的实录；前半句，斥之为故意做作的“矫饰”，就是史家未必允当的揣度了。我们应当给与严父、尊师的约束，特别是尚未泯灭从下层民间带来简朴作风的萧妃的影响以充分的估计。况且要说初涉人事的杨广，已抱有某种政治目的而处处矫饰，能骗过老成的父母，也是不大符合才十八虚岁的男孩的心理水准的。
开皇八年(588)十月，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治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同月部署了八路伐陈的兵力，晋王被任命为隋军统帅。既然皇帝不亲征，太子作为国本留居京师不宜选出，次子杨广、将成年的亲王便自然是统帅的当然人选。这次意义重大的统一战争，给了他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建功立业、崭露头角的宝贵机会。
平陈一役，隋廷蓄谋已久。隋朝继承北周时，已与陈国隔江对峙。隋文帝开皇元年(581)二月在任命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后，三月即又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分别在江北的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虎视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陈政权，准备实现其“并吞江南之志”。
当年九月指派尚书左仆射高颖节度诸军攻陈。旋因二年正月陈宣帝去世，陈遣使请和，归还去年攻占的江北胡墅(今江苏六合西南)。隋文帝“矜其丧祸，仍诏班师”。表面上豁达大度，“礼不伐丧”，实际是隋廷改变了两面出击的战略，要全力对付来自北方的主要危胁——突厥。此后表面上两国使臣交聘往来，但灭陈的既定方针不变。
开皇五年(585)萧岿朝隋后返江陵时，隋文帝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耳。”道出灭陈夙志。这时经过开皇三四年成功的军事反击和离间分化，突厥诸部已陆续降附称臣，隋室又可以腾出手来面对南方了。
开皇七年（587)八月，隋文帝将萧妃的长兄梁主萧琮(585—587在位)君臣二百人召到长安，九月废梁国。此后，平灭陈国之事便又提到日程上来。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伐陈。斥责陈后主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决心“应机诛殄”，“永清吴、越”。这个“一人*，数旬不出”，“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在位，给了隋军灭陈、完成统一的绝好机会。
十月，杨广受命任淮南行台尚书令。他和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但九十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大军“皆受晋王节度”。十一月饯行、誓师后，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的长江沿线出击。杨广这时向陈尚书令江总发出《遗陈尚书江总檄》。这篇他署名的文件，论述了中国治乱纷争终归一统的历史大势，交代了“唯废伪主”，百官归命可以“身保荣贵”的政策。这篇收入《文苑英华》的檄文略曰：
寡人忝膺朝寄，董律专征，跋涉山川，今次江际。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适时，冠盖二世，齿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异家，金匮珠韬，银编玉策，莫不誊于舌抄，散在笔端。邃古成败之机，近代安危之迹，照同悬镜，明若观火，无待指南，自应神悟。……自穹昊生民，树之司牧，羲轩以降，书契可记。咸一姓承五行，四海无两帝。汉道云季，三方鼎立，时惟版荡，世匪休明，当涂起而蜀亡，典午兴而吴灭。永嘉丧乱，紫宸旷生，刘石符姚之俦，伪夏僭燕之丑，妄尘大宝，事乖图录。魏室乘时，兆基朔野，经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敌非齐氏，务在兼并，不遑外略。蕞尔吴越，自相君长，窃拟王者之仪，妄谈天子之气，偷安假息，绵历世祀。我大隋之肇开宝祚，光有神卅，皇帝感曜魄之灵，应太微之座。千年启圣，万代一时，深仁至德，宁济群品。越海穷河，东渐西被，旄头之属，历代之羁，作我臣民，匍匐服裳。惟彼江表，独隔皇风，夫物极则反，否终斯泰。郭璞有云：年经三百，天下大同。兹安玄运巳定于前，圣主膺期而出，欲以区区之陈国，违上天之冥数，其不可弃者一也。大必苞小，天地之常规；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论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语众寡，举海内而当群小。……彼之兵士，不过十万，首尾分布，所在危急。……此不可存者二也。……丰侯好酒，实丧厥邦；梁伯役民，溃其宗社。彼之伪主，覆车是袭，日夜沉湎，曾无节度，缮造宫室，莫知穷已。竭四民之产，荒纵其心；敛百姓之哀，以为己乐。宝衣玉食，填积后宫；短褐粗饘，不充编户。一介之善，蔑尔无闻；五子之歌，宛然悉备。虽欲勿丧，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伪主忌能护短，酷法淫刑，骨鲠之臣，尽见残斥，谏诤之士，皆被屠害，退迩结舌，衣冠解体。……此不可存者四也。……吊民伐罪，已有别诏，惟废伪主之身，自余士庶，普从肆箐。……刘叔纳谯周之计而获存，孙皓用薛莹之词而致福。此二予者，终有良臣之誉，皆无陷君之讥。何则?所耻者小，所存者大。若宪章往彦，聿遵前轨，则伪主事封侯之业，祖祢延血食之期江东士民，实受其赐，公等身保荣贵，名垂竹帛，岂不美欤！若胶柱不移，守迷莫变，率其蚁众，敢拒玉师，军有常刑，悔无及矣，祸成俄顷，宜早图之。……杨广白。
这篇洋洋千言的劝降书交来使捎去后，未见江总有何反应。这时陈廷君臣深深迷信着长江天堑和金陵王气，对大军压境还满不在乎。陈叔宝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都官尚书孔范附和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度?”后主同他的文人狎客们依旧“奉伎纵酒，作诗不辍”。
平陈前，隋文帝使高颖问方略于李德林，以授晋王。实际隋军在长江全线发动攻势的战略，是根据崔仲方的建议制定的。战役首先由杨素和杨俊在中游打响，消灭或牵制住上方的****，使之不能声援下游****。接着在开皇九年（589)正月一日，趁****沉浸在五日酒宴之机，隋军在长江下游发起总攻。贺若弼自广陵渡江攻占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自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渡江袭取采石(在今安徽当涂境)，迅速向建康合围。渡江后一周，贺若弼就进据建康东门外的钟山，韩擒虎也进到西南城郊白鹭洲附近的新林。
总攻开始时，杨广亲率大军屯建康正北方向的六合镇桃叶山(在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陈廷遣南豫州刺史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将青龙舰八十艘巡弋于白下以御六合兵，防守今南京城北金川门下筑有白下城的滨江要地，贺若弼、韩擒虎两军渡江时，杨广也振行军总管宇文述率三万兵由桃叶山渡江，夺取了石头山(在今江苏江宁西北)。而后遣总管社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二万屯于新林。杨广并将合围建康城的消息报告皇帝。隋文帝闻讯大喜，宴赐群臣以示庆祝。
正月二十日，举棋不定的陈后主忽然仓促决定出击，十余万****在城东排出二十里长蛇阵与隋军决战。隋军大胜，当天占领建康，俘获了陈叔宝。当时他藏身在景阳井中，开始隋军怎么喊他也不应，待井上扬言要落石，下面才惊叫起来，军士放下绳去、往上拽时感到特别沉重，原来陈叔宝将自己与宠妃张丽华汛贵嫔捆在呻起，一道上来了。隋文帝听到这故事时，惊奇不已。
两天后，晋王入据台城，将陈后主关押在东宫，斩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史暨慧等“五佞”于石阙下，以谢三吴。又“使高颖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此役隋军纪律严明。贺若弼渡江后，“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沽酒者，弼立斩之”。战后杨广又立即处置一些将领的违纪行为，首当其冲的，却是这位名将。因决战时，贺若弼不等统一号令，便擅自以本部八千兵出击，攻****十万兵的长蛇阵。初战失利，死二百七十二人，虽后来击孔范部得手，转败为胜，但先期决战，违军令，杨广将他收以属吏，关押待审。隋文帝驿传诏令杨广：“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非但不加罪，还赐物万段，褒美赏功。
还有一个王颁，是被陈高祖袭杀的王僧辩之子，私自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报了杀父之仇。事后自缚，向杨广请罪。杨广报告了皇帝，心境极好的隋文帝命赦而不问。
建康平后，晋王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派降将樊毅持书去找守江夏(治今武汉市武昌)的陈水军都督周罗喉，派陈荆州刺史陈慧纪之子陈正业去公安找其父。当时陈慧纪率将士三万、楼船千余艘，正准备入援建康。杨广招降此二人的计划成功，上江皆平。
岭南一时还在高凉郡(治安宁，今广西阳江西)太夫人洗氏等控制下，晋王又命陈叔宝致书夫人，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岭南诸州亦定。
于是陈国皆平，共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自西晋末以来分裂近三百年的南方，终于又与北方归为一统。
三月，杨广班师回朝，留王韶镇石头城，委以后事。至此大功告成。晋王在给智（山己页）和尚的一封信中谈及自己“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义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斯亦智者，备所明见”。事情果能若尔，他便完全无愧于天下称贤的美誉。
关于杨广平陈之事，人们有一点争议。
有说平陈一事，完全是隋文帝的决策，高颖执行的功劳。确实，从一开始隋文帝便交给高频统筹，伐陈时名义上杨广任统帅，实际上左仆射高颖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中事皆取决焉”，军务是他俩主持的。事后隋文帝还说过：“晋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静江湖，子相之力也。”但从上文大量引述可知，晋王广也并非完全不视事，一些重大事务，还是他经手处理的，正因为如此才和高颖等发生一些冲突。大业五年(609)处决薛道衡(平陈时任行台尚书吏部郎)时，做了皇帝的杨广犹有余怒地回忆平陈事，说：“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颖、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罔。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这话反映出杨广自小就养成了自我中心的性格，也暗示出这位元帅在用权上同他的辅臣有过矛盾。
据《隋书•高颖传》和《资治通鉴》记载，攻下建康后，杨广曾派任自己记室的高颖的儿子高德弘飞马进城去找高颖，告诉他自己“欲纳陈主宠姬张丽华”，命他留人。高颖说：“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没理睬儿子传的话，斩张丽华于青溪。高德弘回去报告此事，杨广变了脸，发誓：“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颖。史家认为由此种下后来炀帝杀高颖的根由。致使在历史上非常辉煌的平陈大业这一页上，也因而留下了一片阴影。
但《陈书》和《南史》的记载与《隋书》、《资治通鉴》不同，《陈书》记为：“晋王广命斩贵妃，膀于青溪中桥。”《南史》也记作“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中桥。”后来《通志》承袭此说。《陈书》的著者姚思廉(557—637)，《南史》的著者李延寿继承了他父亲******(570—628)的草稿旧本，他们和魏徵(579—642)是同时代人，贞观年间同在史馆，接触史料的机会是一样的，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如此相悖，令人疑惑。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同是《隋书》，高宗永徽元年(650)成书的《伍代史志》部分，关于张丽华之死的记载就和贞观十年(636)成书的、由魏徵、颜师古等人撰写的纪、传部分的记法就有不同。李淳风执笔的《五行志》记为：“隋师执张贵妃而戮之”，他大概发现了同于贞观十年(636)成书的《陈书》和《隋书》关于张贵妃之死是晋王广或高颖诛杀的差舛，便回避了下令人的名字，含糊其词为“隋师”。九年后，李延寿于显庆四年(659)完成的《南史》又恢复了《陈书》的记法，明确是晋王广命斩张丽华的。他这样处理，应是审核史料之后作出的抉择。
于理，高颖在俘获陈后主、张贵妃、孔贵嫔之后，并不能私自对他们作出人事方面的处置，五佞也是过了两天杨广人城后主持斩决的。高频非要逆杨广之意，故意越权(高颖只被授与节度三军的兵权)杀后宫妃子，事诚可疑。不能不令人想到，魏徵和后来在《陈书》、《隋书》、《南史》三部书中偏偏择抄魏徵观点的司马光，是不是别有用心。篡改那位“发长七尺，髯黑如漆，其光可鉴”，“飘若神仙”的美女张丽华之死的真相，来编造杨广的桃色新闻，是很容易取得宣传效应的。
三、弘扬佛儒开一代风
开皇十年(590)，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乱，晋王杨广又一次出镇扬州，到开皇二十年(600)为皇太子时去职，在任整整十年。
这次镇扬州，他被赋与很大权力，头衔是“使持节、上国枉、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正像智（山己页）和尚说的：“至尊以晋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诸州，事无大小，皆由决判。”但他是两度带兵南下的征服者，要被南方人民接受，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汲取苏威用惩罚的办法强制推行五教和政令，激起南方普遍反抗的教训，改而求诸宗教和儒学。这时期里，他十分引人注目地对佛教和儒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心，目的是利用宗教和儒学沟通南北僧俗隔阂已久豹心声，消弥南方人民的反隋感情。在平陈、平叛后继续镇守扬州的晋王，将这视为自己头等的政治使命。这是他和南方佛教首领智颤等一批和尚，及以柳誓为首的一批文入学士亲密交往的大背景。赖特(Arthur．F．Wright)博士很有见地地称之为隋朝的一种“文化战略”。杨广是这一战略的灵魂。
首先说佛教。
佛教传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时甚早，佛教初传的一些史料出自这一带。如汉光武帝之予楚王刘英(?一71)，晚年“尚浮屠之仁祠”，当时他的封国在苏北临淮处。这位王公贵人中最先好尚礼佛的楚王，是明帝的异母弟，明帝就是最早派蔡情等人西行求法的中原皇帝，于永平十年(67)迎回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洛阳，建白马寺译经，此举被认为是“汉地沙门之始”。这与刘英学为浮屠几乎是同时的事。我国佛教史上又一较早的事例，东汉末黄巾兴起时，笮融在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市)“大起浮屠寺”，浴佛时，“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近年学术界有主张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有我国最早的东汉桓灵帝时期的佛教石刻。于是产生了佛教从西北丝路还是从东南沿海首先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学术问题。
东汉以后六朝时期，东南一带佛教盛行不衰。梁武帝萧衍(464—549)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一再以一亿万钱为他赎身。“南朝四百七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派香烟缭绕的景象。整个南方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着浓烈的，宗教气氛。隋军平陈以来连年作战，寺庙遭兵火毁损严重，成为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全看新的统治者如何治疗平复了。
隋文帝杨坚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寺中，且由一位女尼抚养大。独孤皇后更是笃信拂教。家庭佞佛的传统，从小就影响了杨广的信仰，促使他接受佛教。但在平叛之后的开皇十一年(591)，杨广亲受菩萨戒，甘心做一名菩萨弟子，事情就有点出格了。
在《受菩萨戒疏》中，他自称：“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贻教夙渐，福理攸钟，妙机须悟。”回顾了家庭的影响。在这篇疏文中，他还说到：“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后来他还不时让和尚度人出家，为皇后祈福，用意都是讨取母后的欢心。然而有点做作的受戒的举动，总是令人费思量。像是模仿南朝遗民记忆犹新的梁武帝萧老儿，又像是在超前实践“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总之是想藉此树立一个让南方人比较熟悉、比较容易接受的形象吧。
菩萨戒，在佛教戒律中和普通的五戒、十戒、具足戒有别，属大乘戒。晋王杨广这次受戒，仪式空前隆重。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扬州大听寺设千僧斋，专门从天台山请来智颤作他的戒师。智颤禅师(538—597)，“童真出家……年将耳顺”，一向“先物后己，谦挹盛风，名闻普间，众所知识”，尤精《法华经》，能一段段一字字将经文宣讲明白，创立了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宗派之——天台宗。当时已是南方著名的宗教领袖。杨广特别想借重这位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
佛籍中现在还留存着晋王和智颤往来的几十封书信。智（山己页）为这位表示愿“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的亲王说了许多好话。盛赞“晋王殿下，道贯古今，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才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遗。”竭诚拥戴杨广为“总持菩萨”，还给杨广送去“菩萨天冠”，为他的统治添上一道宗教的灵光。
智颤当然也有自己的目的，和这位王爷交往，可以不时得到许多布施，有一次就从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正仓拨给东林寺“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更要紧的是，不久前北朝周武帝灭佛的余悸，和平陈以来战乱的破坏，使僧侣们急于要在最高统治层中找保护伞。智颤曾一再致书杨广，径请他做匡山（庐山)京林、峰顶两寺和天台、玉泉、十住三寺的檀越，即施主。东林寺是东晋慧远大师(334—416)创建的净土宗第一祖庭，‘德布遐方，声高霄汉”，“然山下伽蓝，偏近驿道，行人归去，颇成混杂”，求助杨广出面，“庶藉影响”，免受骚扰，“众得安心”。开皇十年平叛战役中，寺院也遭到破坏，可是官府还“掳剔伽蓝”，拆庙盖房。智颤上书，转去蒋州(治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奉诚寺慧文律师的告急信，恳求：“若谓寺多州少，国或不听，方便善权，仰由安立。若须营造，治茸城隍，江南竹木之乡，采伐弥易。仰希弘纽，提拔将沉。”请杨广挽救故寺。杨广也承认，“虚廊檐宇，会当倒压，所以移来，还充寺馆。其外椽版，权借筑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贷为府解。”府解即府廨，办公室。杨广承认官府是拆迁了一些将坍塌的庙宇的建材，用于构筑蒋州城和官衙楼馆。不过杨广处理此案时并不光凭条子讲面子，考虑到财政的实际困难，表示“须一二年间，民力展息，即于上江结筏，以新酬故”。没有答应当时就解决。回信还要智颇多作解释，安抚远近僧众。
杨广和智（山己页）相互照应，彼此谅解。智颤圆寂后，杨广遣使吊唁，并设周忌，真诚地哀悼。开皇十八年(598)，即为智（山己页）常驻的天台山修天台寺。大业元年(605)，改名国清寺，取意“寺若立，国土即清”。迄今，隋炀帝创建的这座名寺，仍与山东灵岩寺、湖北玉泉寺、江苏栖霞寺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丛林，因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被奉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至今一株隋梅生意盎然，主干神奇地枯而复生，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再说儒学。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按当时的说法，佛教有“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的功效。隋炀帝深通此道，他雅好儒士，读书撰述，整理图书，大力办学，在文化建设上多有建树。
他在扬州总管任上时，大量网罗才学之土，现在知名的王府学士和扬州博士便有柳晋、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王窑、朱场、庾自直、潘徽、虞绰等人，其中柳（巧言）来自梁国，诸葛颍来自北齐，其余虞世南等全都来自陈国，全是声誉颇高的文人，杨广闻名礼聘来的。还有一个薛道衡(539---609)，平陈时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高颖对他的才学和筹略大为称赞。平陈后在吏部侍郎任上坐事除名，配防岭表。杨广求才心切，让人转告他，从扬州路走，届时上奏留他在王府。可是薛道衡不愿意，用汉王谅之计，出江陵道而去。杨广对此心里很不痛快，“然爱其才，犹颇见礼”。
晋王杨广身边的这批文人学士以柳（巧言）(字顾言，一605)为首，“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巧言）已后，文体遂变”。无疑是受到了词藻淫丽的南方艳体文学的影响。但当时隋文帝“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强制转变文风的复古运动，对杨广也有影响。因此，“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后来“发言降诏，辞义可观”。人们高度评价他的“《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魏徵在这里总算给了一点“君子不以人废言”的评论。现代文学史家更有论及：“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形式上比度信的(乌夜啼)更接近唐代的七律。”我们录此二诗，请体味唐诗之前诗坛的演变轨迹。
乌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
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
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
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鸟恒夜啼。
(庾信)
江都宫乐歌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
风亭芳树迎早夏，长阜麦陇送余秋。
渌潭桂揖浮青雀，果下金鞍跃紫骝。
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
(炀帝)
史称：“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当时印刷术在难产中，自秦代以来，图书又数遭厄难。北周图书，方盈万卷，平齐所得，才加五千。隋文帝按牛弘建议才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隋军平陈，“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颖收陈图籍”，保护下一批图书。于是“经籍渐备”，整理成三万余卷。比较隋初的一万五千余卷御书单本和隋文帝后来整理好、藏于宫中和秘书监的那三万余卷，隋炀帝这又组织撰写的一万七千余卷新书，是份量很大的成果。他在位时又命担任了秘书监的柳（巧言）整理西京嘉则殿藏书，“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襟”。实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为读这些书，隋炀帝又“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这应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器人装置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人能将它复原。
隋炀帝著有文集五十五卷，卷帙浩繁，为隋代之冠。《全隋文》中存四卷，《全隋诗》中存诗四五十首。特别是那些夹带脂粉轻薄气味的梁陈宫体诗，无法叫人恭维，但另一些气势磅礴的政论和不乏高古清俊诗意的佳作，总是要让人对这位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皇帝刮目相看。
仁寿年中(601—604)杨广为太子，东宫学士仍是柳（巧言）一班旧人，出入卧内，亲热无比。炀帝即位，柳（巧言）拜秘书监，“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炀帝一直喜欢读书，喜欢在读书人的圈子里生活度日。夜里留他们在宫里不方便，他感到懊丧。“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本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巧言）。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官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又玩起机器人的把戏。
不过一年光景，柳（巧言）病死。隋炀帝的文学侍从班于改组，“(虞绰)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这时候庾自直为隋炀帝改文章。“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河。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大家编撰的书稿则往往山虞绰负责删削，隋炀帝看了总是称赞改得好。这些材料使我们相信隋炀帝好读书撰述是实，诗文也多出自他本人之手，不像后来的一些无聊皇帝和慈禧等人，署名御笔的几个字都要别人代劳。
除了本人身体力行潜心于儒学文化，隋炀帝还大力兴学办教育，这在后面我们用专门篇章谈。
佛教和儒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不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否定的。诚然我们看到了佛教和儒学传播产生的许多基本的消极影响，但是它们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和世界观，甚至曾经作为学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发挥作用。我国乃至人类历史上多少科学发现和文明进步，是在神学和儒学外衣的掩护下得以实现的。因此，对隋炀帝弘扬佛教、发展儒学的所作所为当作如何评价，恐怕还必须经过具体细致的分析研究。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借助佛儒作为沟通南北人心的联络渠道，稳定南人情绪，巩固统一局面，是成功的，起到了“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的经济政策和优待陈叔宝君臣、销毁兵器等军政措施所不及的作用。在开皇十年平叛后，得力于坐镇扬州的晋王上述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工作，南方的形势终于稳定下来了。
对于杨广个人来说，也藉此赢得了一批僧俗群众，在东南地区扎下了政治根基。特别是那批追随他的文人学士，名义上是以读书修撰为名聚拢起来，而中国的儒生一向是有议政传统的，他们和晋王在一起，也研究政治，窥测形势，筹划着未来的宏图大业，这是雄心勃勃的晋王积聚政治实力的方便形式。在中国，养士和招引学士之风由来已久，杨广置王府学土至百人的规模和他的成功，直接启示了他之后的李世民、李泰、武则天。他们也召秦府学士、魏王府学士、北门学士，成为各自在政治上起步的垫脚石。杨广开启的这一代风气，在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百舸争流式的活剧，在优胜劣败的角逐中，一代代风liu人物轮番主政，并力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留下隋唐辉煌的篇章。
开皇二十年(600)，突厥达头可汗进犯北方边境，文帝命杨广与杨素、史万岁、汉王杨谅率军分道出击。杨广部下的泰州总管长孙晟熟悉突厥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建议于泉水上游置毒，西突厥人畜饮者皆死，于是退走。晟率军追击，西突厥大败而归。
这样，杨广既曾为平陈的军事统帅，又曾镇守并州，北御突厥，和隋朝诸多功臣相比也许不怎么出类拔萃，但在杨坚的诸皇子中，其功勋可称得上是佼佼者了。
四、夺嫡弑父大兴土木
隋文帝杨坚共有5个儿子，长子名勇，次子杨广，三子秦王俊，四子蜀王秀，五子汉王谅。兄弟五人都是独孤皇后所生，一母同胞。按说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对儿子不会厚此薄彼，兄弟们也不存在同父异母的隔阂，该不会发生骨肉相残的惨剧，但事实恰恰与常理相反，封建统治者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父子、兄弟相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随着杨广政治资本的增加，越来越滋长了他继承皇位的奢望。可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继承制，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早在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如无意外，杨广是捞不到皇帝的宝座的。
但是，杨广并非甘居杨勇之下的庸庸之辈。他有南征北战的功业和威望，有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的心机，又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险恶用心，凭着这些资本，他要和杨勇进行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在权力之争面前他毫不眷恋手足之情，也决不能有半点的心慈手软。
杨广明白，要夺得太子的地位，一是要讨皇帝老子的欢心，二是要笼络自己的亲信党羽，按照这两个策略，他同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演出了一幕惊险残酷，精彩圆满的篡夺皇位的历史剧。
原来，太子杨勇是一个没有心机，我行我素的浑小子。他既没留心杨广的夺嫡阴谋，也不会虚情假意讨父母的欢心。他明知母亲独孤皇后痛恨男子宠爱姬妾，却明目张胆地喜好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一边，与其他的姬妾吃喝玩乐。尤其宠幸昭训云氏，使独孤后十分不满。事也凑巧，这位红颜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病，两天便一命呜呼了。独孤后认为被杨勇毒死，时常训斥他。再加上杨勇和姬妾们接二连三地生了十几个孩子，在那多子多福的社会里竟没给独孤后带来一丝喜欢，反而更加对杨勇咬牙切齿。
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俭约的皇帝，可杨勇偏不讨他喜欢。杨勇有一套蜀人精工制作的铠甲，他还嫌不够华丽，又装饰上漂亮的花纹，杨坚看了自然不高兴，训导了他一顿。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贺，隋文帝生怕大臣们和太子关系过密，影响自己的皇权，这又触犯了他的忌讳。于是父子之间渐生猜忌。夫妻俩既然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太子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
杨广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耍阴谋权术的人，又存心算计杨勇，在这些方面作得天衣无缝。为了迎合独孤后，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每当和*的女人生了孩子就杀掉。父母每派人来，他都亲自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饭招待，临走再送上礼物。这些人得了好处，都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有时文帝和独孤皇后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貌美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独孤后，文帝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就更加宠爱他了。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们也都称道他。这样，在朝廷中外，他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声望越来越高了。于是，杨广开始施展阴谋，颠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的位置。
杨广任杨州总管时，趁入宫辞别独孤皇后的机会，故意跪在母亲面前痛苦流涕，好象不知离开母亲心里有多难过，又好象受了多大委屈似地说：“我平日以至诚对待兄弟，不知为啥得罪了皇太子，早晚要遭他毒手，死在他手里。”独孤皇后马上联想起太子的种种坏处，更加火上加油，愤愤地说：“睨地伐(杨勇的小名)越发让人不能忍耐了，我给他娶元氏女，他将人家毒死，我还没治他的罪，竟又想陷害你。我活着他就敢这样，我死了不就更无忌惮了。他没有嫡子，以后你们要在阿云(指云昭训)贱人所生的儿子面前称臣，这是何等痛苦的事啊!”母子二人抱头痛苦了一顿。从此后，独孤后决计废除太子。
窥测了母后的心思后，杨广便有恃无恐地加快了夺嫡的步伐。寿州刺史宇文述是杨广的亲信，为他策划说：“现在皇太子已失去父母的宠爱，大王您以仁孝著称，才能盖世，又屡有大功，受到父皇母后的钟爱，天下非你莫属。然而，废立大子虽国家大事，但在父子骨肉之间，外人很难参预。能够说上话的只有杨素一人，杨素又听他弟弟杨约的话。我很早就认识杨约，请让我进京与约相见，共同谋划这件事。”杨广一听，不由得喜上眉梢，给了宇文述很多金银财宝进京去了。
杨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将，早在北周时就屡立战功，后来帮助隋文帝夺取了北周政权，与杨广率军平定陈朝，并扫清其残余势力，后又指挥军队北征打败突厥达头可汗，深受隋文帝宠幸，为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杨素很信任弟弟杨约，对他言听计从。字文达到京后，即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杨约，整日和他赌博，故意将金钱都输给他。杨约见钱赢得太多了，不免心生疑窦。宇文述趁机将杨广的意思告诉他，并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兄弟功名盖世，执掌朝政多年，不仅结怨于朝臣，且得罪了皇太子。你们光依皇帝为靠山，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皇太子失爱，主上有废立之意，请立晋王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话。如能建此大业，晋王必感激你，你家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杨素兄弟都是奸诈狡猾的势力小人，被宇文述一提醒，果然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答应挑唆文帝和独孤后废掉杨勇，援立杨广为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杨素巧妙地试探独孤后说：“晋王仁孝恭顺，很象当今圣上。”一句话触到了皇后的心痛处，对杨素说了一大通晋王的好处和杨勇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独孤后又送给杨素一大批金银，让他作为废立太子的费用。
隋文帝心里也有废立太子之意，只是碍于朝中大臣，难于启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书仆射、齐国公高颖说：“有神告诉晋王妃，说晋王必有天下，该怎么办?”颖跪下奏道：“长幼有序，怎么能随便废掉太子呢?”高颖是隋朝的佐命元勋，当朝宰相，在朝臣中威信极高，文帝见高颖反对，虽没作声，却暗中寻找机会除掉这块绊脚石。
独孤后本来和高颖关系不错，可有一次，独孤后见尉迟迥的孙女得幸于文帝，趁文帝不在杀掉了她。文帝回宫得知，火冒三丈，却又无可奈何，心绪烦乱地独自骑着马走进山谷中，大概是不想活了。高颖得知，追上文帝，叩马进谏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独孤后得知高颖竟称自己为一妇人，觉得有失体面，于是反目成仇。这次见高颖反对废太子，更巴不得把他除掉。在废太子这个问题上，杨坚夫妻真算是步调一致了。
后来，高颖算是交了华盖运了，倒眉的事接踵而来。文帝命选东宫卫士宿卫自己，高颖加以反对。文帝以为，这是因为高硕与太子是儿女亲家，庇护太子。高硕夫人死了，文帝要给他另娶，颖以年老研读佛经为由推辞了。后高颖小妾生男，独孤后对文帝说：“高颖心存小妾，却找借口欺骗陛下，这样的人怎么能相信呢?”汉王杨谅率军征辽东，高颖为元帅长史，自以为责任重大，所有军政秉公处理，没更多地采纳杨谅的意见。回来后，杨谅在文帝面前搬弄是非说：“孩儿差一点被高颖杀掉。”随着积怨越来越深，高颖终于被削职为民了。高颖被废，杨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杨素这时担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催促文帝废勇立广；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杨广又收买了东宫幸臣姬威，凡杨勇一举一动都向杨素密告。于是，对太子的流言蜚语接二连三地传到文帝那儿。就连女史令袁充也对文帝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这些家伙为了达到废太子的目的，把老天也请出来替他们说话了。
杨素又进谗言说：“太子心怀怨望，恐有他变，应严加防范。”于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动静，随时禀告；又裁减东宫卫士，去壮健，留老弱，东宫属官有才能者也分别调开。文帝的这些措施已大有咄咄逼人之势了。
杨勇这时总算明白了，但他无计可施，惊慌失措，只好以“厌胜”的办法祈祷免去被废掉的厄运，这不仅徒劳无益，反给政敌提供了把柄。
杨素见时机成熟，马上派人胁迫姬威上书密合杨勇不轨。开皇二十年(600)，文帝下令收捕东宫属官唐令则等人。姬威诬告杨勇的罪状是，要杀戮朝中大臣；求神问卜，希望文帝早死。文帝大怒，把杨勇父子及一部分属官都抓了起来，派杨素审问这个案件，杨勇便完全掉入杨素的圈套中。
杨素唯恐太子罪名太轻，拚命罗织。杨勇曾收了些取火的古槐想分给卫士，养了1000多匹马，都说成是准备谋反。杨勇当然不服，他反问杨素：“我贵为太子，养马千匹是谋反，你家里养马数万匹怎么解释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勇的辩解自然是白费口舌。结果，杨勇被废为庶人，并拘国在杨广的管制之下。东宫属官被杀掉和罢免的有10多人，杨素、杨约兄弟因废太子有功，却得到了许多赏赐。
杨勇被废不久，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
杨广坐上太子的宝座也并非万事大吉了，他搞的阴谋诡计实在难掩人耳目，尤其是在他们哥们弟兄之间，当然更了解内幕。如蜀王秀就心怀不满，杨广当然不能留这个隐患，又命杨素捏造罪名，将秀废为庶人。在此之前，太子杨勇自以为无罪，屡次请求见文帝申冤，都被杨广阻止了。杨勇就爬到树上大叫，希望文帝听到召见他。杨素又说他是癫鬼缠身，文帝就不愿也不敢见他了。这样，杨广便稳坐东宫，光等文帝死了好坐皇帝。
仁寿四年(604)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与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芦入宫侍疾。这时杨广已急不可待，写信给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厂非常生气。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见了不由得欲火烧身，兽性大发，企图*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性何足付大事!”对柳述、元芦说：“速召我儿!”柳述等便想召杨广前来，文帝连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诏书，召杨勇前来。
这一突变的风云，使形势急转直下，眼看杨广到手的帝位就要告吹。但杨广的心腹已布满内外，得知这一消息，杨广尽管惊得心胆俱裂，但却也异常果断，凶狠、毒辣，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后宫姬妾服侍文帝之人全部赶走。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张衡人宫拉杀文帝，又矫诏囚禁了柳述、元严，派杨约杀掉杨勇。就这样，在这年七月，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炀帝，年号大业，当时他36岁。
炀帝即位后，最小的弟弟并州总管杨谅马上举兵反抗，但很快被杨素平定，杨谅被俘至长安，幽囚而死。
当初，隋文帝曾得意地对群臣说：“前世天子，溺爱姬妾，诸子同父异母，争权夺利，以至于亡国，我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无情的事实却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这同母五子，除秦王俊早死外，太子勇、蜀王秀、汉王谅全遭炀帝毒手，连皇帝老子杨坚也没幸免。这一门骨肉相残的悲剧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父慈子孝，君臣大义的虚伪性。
隋炀帝取得帝位后，大约也想作一些改革制度、轻徭薄赋、收揽民心的工作，以尽快地消除人们对他不光彩的历史的记忆。他刚办完文帝的丧事，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由21岁改为22岁，以缩短服役时间。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的重大改变。北魏妇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炀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县。大业二年(606)，炀帝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目的仍是改变以前“民多官少，十羊九牧”的弊病。次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两级。
其二、创立进士科，确立科举制。文帝时，废九晶中正制，初行科举。炀帝初即位，创进士科，并曾命按十科举人。于是在炀帝之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从隋唐到明清，一直是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三、修订法律。大业二年(606)，炀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于宽政，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十八篇，称作《大业律》。它与《开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恶之条，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多条。但是，律成以后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炀帝末年，用刑残酷，生杀任情，连《开皇律》中取消了的族诛、韫裂、袅首等酷刑都拿了出来。所以，此项改革徒具轻刑之名而无其实。
其四、兴建学校，搜访遗书，整理典籍。
炀帝即位后，恢复了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这一点比起隋文帝来算是进步的了。
另外，隋炀帝也算得上一个风liu天子，颇好读书著述。在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王府学士百人，修撰书籍。即位不久，又命写成《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自任扬州总管到大业末年，修撰工作从未间断。凡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及至蒲博(游戏赌博)、鹰狗等各方面的书籍都编成新书，共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当时，长安嘉则殿有书3了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进行整理，除去重复杂劣，精简为3．7万余卷，置于洛阳修文殿，并抄成50副本，分置两京宫省官府。又于洛阳观文殿修建精致的书库，其缦帐，书橱及书库的门皆能自动关闭，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这就是后来沿用的四部分类法。炀帝的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书分类的方法，对中国文化是有贡献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类似的其他方面。从炀帝厘定这些制度，可以看得出，他也算是一个有见识，有魄力的统治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帝王，后来他的残暴统治将这些改革的益处抵消得一干二净。
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隋炀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隋炀帝时洛阳的重建，是一场非常漂亮的速决战。作为他登基后的第一大工程，他以极大的决心付诸实施。
仁寿四年(604)十月，才料理完隋文帝的丧事，隋炀帝便于十一月乙未(三日)去洛阳，次日“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先在洛阳外围掘了一道长达近千公里的U形长堑，自今山西河津龙门起，向东经高平西北的长平关，到河南汲县，从新乡东北的临清关渡黄河，至开封折向西，经临汝到陕西商县。用意是使长堑与长安周围的关山大河合拢，拱卫两京。掘长堑以阻滞人马通过，是和长城起类似作用的军事设施，当时在边防和内地都有使用。城与堑结合而成的城墙外加挖护城河，便是传统的城防工事模式。这里隋炀帝把壕暂设计得很长，是想扩大洛阳外围防御圈，但这道长堑似乎只在隋炀帝的心理上增加了一点安全感，除了设置关卡，未见在军事上发挥过什么作用。
十八天后的癸丑(二十一日)，隋炀帝在洛阳发布了著名的营建东京诏。
又四个月后，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十七日)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两位宰相和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指定了权力很大的工作班子。杨达是武则天的外祖父，大约也因建东都的关系，他和太原的木材商有了联系，后来把女儿嫁给他，生下武则天。
宇文恺依据隋炀帝在邙山上观伊阙龙门时讲的话，作为设计的主导思想，“都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新都位于今洛阳市区和南郊一带，在汉魏洛阳城西十八里，西傍东周王城，内包明清洛阳城，“周回五十二里”，考古勘测，四面墙合计周长27516米，折一里529．15米，一尺29.4厘米，与我们按5尺为步，360步为里推测的隋唐大里531米、大尺29．5厘米之制略合。
隋代洛阳城包括宫城、皇城、外郭城、含嘉仓城和若干小夹城。
宫城在都城西北隅，今定鼎路两侧，为皇帝视事的朝堂和寝宫所在，有乾阳、大业、文成、武安、修文、仪鸾、观文、含凉等殿。
乾阳殿为正殿，人唐重修为含元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百七一尺。又十三间二十九架，王陛轩，文昆镂槛，栾栌百重，梁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耀。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阔二十尺。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乾阳殿是举行大典和会见重要外国使臣的地方，所以建筑最为壮观，一应设施齐全。常朝在大业、文成、武安三段，位于乾阳殿西。安福门内北院是隋炀帝御寝所在，“雕饰最华”。“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宫城正门为则天门，重要诏命常在这里发布。门有双重观，左右连阙，李世民认为太奢，武德四年(621)命人焚毁。唐高宗时重修，神龙元年(705)避武后尊号，改名应天门。今定鼎路南段周公庙和洛阳日报社之间?地下尚保存有门基石。正北门为玄武门，作为形势要地，与长安宫城的格局是一样的。神龙元年的五王政变，就是从这里斩关而入，推翻武则天的。
皇城在宫城市南，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宫城，是百官衙署和禁军卫府驻地。出则天门，过宽八十步的横街，两边就是皇城的东、西朝堂。则天门南去五百步为端门，是皇城正门。其中右掖门，遗址在今中医院和三十九中学大门之间，其东左掖门，已为洛河浸没。右掖门内“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遗址在今市委宿舍院内。按石容60公斤、粳米容重0．85计，皇城内可贮米2448万公斤和盐1200万公斤。
皇城和宫城的东边为东城，东城的北门含嘉门北为含嘉仑城，在今洛阳市老城北。《通典》记唐时仓贮粮食中，“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按粟每石折今81斤计，约合23．625万吨。考古发掘探明，仓城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按已探出的287个仓窖的排列情况推测，总共有窖400多个，“窖为口大底小如缸形，现存窖口直径最大的为18米，一般为10--16米。最深12米，一般为7—10米，窖底呈圆底，或平底”。据此则窖容在1．000立方米上下，按石容60公升，每窖可贮粮万石以上，如含嘉仓出土的“东南从南第廿三行从西第五窖”的刻铭砖记该窖含纳“苏州通天二年租糙米白多一万三口口十五石”。因此，400多窖是可以贮存二十万吨，够数十万人一年食用的。考古资料还说明了含嘉白地下粮窖设计了防潮设施：“为了防止窖底湿气上升，造成窖内储粮变质，窖底都经过防潮处理。这种防潮设施，首先是在窖底加固夯实，然后进行火烧、烘烤窖底及窖壁，还在窖底铺垫一层红烧土碎块和黑灰拌成的混合物层，再在窖底铺设木板和草，并在木板上铺有苇席，窖壁则是随储粮随垒壁板层层加高至顶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壁板和席之间还竖有一层箔，箔缝内夹有谷糠，说明席是隔离谷子和糠的，更进一步起到了防潮作用。”考古还发现，“含嘉城尚有仓中门和仓东门……东门则可能是漕运逆河而上到新潭后进入含嘉城的门户。而北门则有可能是粮食输出的门户”。
外郭城又叫罗郭城，在城东北隅和城南半部，洛河隔为两半。城内纵横各十街，分成113个里，为寺观和官民住宅区。三个市，洛河北的渡河东岸为通远市，洛河南的两个市，东为丰都市，西为大同市，是商业区。正南门叫建国门，位于今洛南赵村西南约1公里的关帝庙西侧，门址宽28米，一门三道，中间门道宽8米，两侧门道各宽7米，门堵隔墙各宽3米。建国门南通伊阙，拨天津桥，北对端门。自端门至建国门这条南北大街，叫天津街或天街，唐叫定鼎街，街宽一百步，实测121米，长七里一百三十七步，约4公里，“隋时种樱桃、石榴、榆、柳，中为御道，通泉流渠”。隋代洛阳城的四角，东北角在今唐寺门，东南角在城角村，西北角在苗洵东南，西南角在古城村西北。当时“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外郭城因工程浩大，隋代没有大动，是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又开工筑成的。
《大业杂记》称，大业“元年夏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其地在城西，今涧西一带。“每院各置一屯，……。屯内备养刍豢，穿池养鱼，为园种蔬菜植瓜果，肴膳水陆之产，靡所不有。”还“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隋书•食货志》所称：“又于早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与西苑为一事。
配套工程还有漕渠等，“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有天津、通济、利涉等桥，天津桥“以架洛水，用大船维舟，皆以铁锁钧连之”。在隋代是浮桥。有“新置兴洛及回洛仓”。兴洛仓即洛口仓，故址在今河南巩县东北洛水入黄河口，周围二十余里，穿窖三千，每窖容粮食八千石。回洛仓故址在今洛阳故城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窖三百。这两个仓都是大业二年(606)筑，与城中的子罗仓、含嘉食保证了东都的供应，并是国家最大的粮食储积中心。
配套工程还包括交通设施，当时就“废三崤旧道，令开蔓栅道”。《资治通鉴》作二崤道和蔓册道，意在改善洛阳与长安之间崤、函山中“峻卓绝涧，车不可方轨”的交通。此后还修过太行直道，以改善洛阳与太原之间的交通。以洛阳为中心修的南北大运河，更将洛阳置于全国南北交通的枢纽位置。并‘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大业二年五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还迁去河北三千余家工艺户到东京。
综合上述各方面，可见东京洛阳城的建设是规划有序，周密细致的。
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成一个“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的东方大都会，陡然矗立起来，仅仅用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洛阳新城便告建成，其中裴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三个月就完成了皇城内全部官府衙门的修建。在都市建筑史上成为奇迹。
洛阳新都气度恢宏，立即成为我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河阴之变(527)和侯景焚毁洛阳(538)以来，数十年间饱受战乱纷扰的东夏，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定大局的重心，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个联结南北东西各方的枢纽，东西方文明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有了—个足够气派的中心。
大业二年四月庚戌(二十六日)，隋炀帝自江都兴冲冲地赶来，“自伊阙，陈法驾，备千来万骑，入于东京”。亲自主持了一个盛大的入城式。次日又登临皇城的正南门端门，面向全城居民宣布大赦，兔天下今年租税。为新都的建成，留下一个普天同庆的纪念。
隋炀帝营建东京洛阳，是富有历史眼光的开创隋唐盛世的战略性步骤之一，开大运河和营建洛阳，无疑是我国古代国土规划中最宏伟的系统工程，无论从发展新国家的战略需要，抑或从地形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评估以河、洛交汇处的洛阳为中心修南北大运河的设计，都不能不称遣是上乘的方案。
在机动车辆特别是火车发明以前的古代世界，靠人力和畜力拽行的陆路交通运输工具，对粮食等大宗笨重物资的长距离运输，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原因是运量小而人畜自身消耗大。相比之下，水运的可行性是陆路运输无法企及的。我国西高东低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天然河道基本上都呈东西走向，用人工开凿南北向的河运水道，在千百年中成为国人的事业和追求。
《禹贡》时代，人们就探讨了江河之间的南北通道。西边的一条：“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即溯嘉陵江(潜)，经汉水(沔)的上游，入渭水，渡黄河。中间的一条：“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江沱为今湖北枝江县东一段长江，大凡是自长江中游，溯汉水，翻越伏牛山，入洛河，至黄河(南河)。东边的一条：“浮于淮、泗，达于河。”是由淮河入泗水、荷水以通黄河。相当于上、中游的西边和中间两条道，要翻越秦岭、大巴山或伏牛山，不可能由水路沟通全程。最方便的是依淮、泗通江、河的东边这条道，这正是隋代开大运河的选择，而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已不仅在议论，在酝酿，且局部地开始实施了。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左传》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江淮间的邗沟。而后在公元前360年起魏惠王开连结黄、淮的鸿沟（蒗荡渠)。
邗沟，起自邗城(在今扬州蜀岗)西南；至城东南角(今铁佛寺南)，经螺丝湾黄金坝北上，穿过武广与陆阳两湖之间，北入樊良湖，又东北人博支、射阳两湖（在今江苏宝应东)，出湖西北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县北五里的北神堰)。见载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卷30《淮水》亦称：“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乏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而北至末口淮。”
魏惠王十年(前360)始凿的鸿沟，大致是引黄河水东入圃田泽(在今河南中牟西)、由圃田泽开大沟东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公元前340年，魏惠王又由大梁向东南开掘，至陈(今河南淮阳)入颍水通淮。—百多年后楚汉相争时，划鸿沟为界就是这一段。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前四世中叶，依人工开凿的邗沟、鸿沟，江、淮与黄河之间，已可以交通。
西汉时，鸿沟之外，又开汴渠，沟通黄河、泅水，汴渠与鸿沟同在今河南荥阳北的汴口受河水，自西北流向东南，经今开封、徐州与古泗水会合，成为汉代漕运的骨干水道。
东汉末调整部沟旧道，原自樊良湖北至射阳湖间另开数段新渠人淮，称建安故道。经广陵太守陈登这次整修，自广陵雷塘至末口的水道大致取直了。
晋怀帝永嘉六年(312)，石勒、石虎攻晋军于淮上名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会江南运船至，获米、布数十艘”。可见此时江淮之间的运河仍通航。
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又曾改修邗沟南段，自今仪征境内的欧阳埭引江水，东行至今三汉河、扬子桥北上广陵，为后来仪扬运河前身。
入隋，南北运河的整治和开凿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在关中凿广通渠后三年，便于开皇七年(587)转向江淮间开山阳渎。于今扬州西南七公里的扬子津附近会大江，经由汶河路往北穿过城区，借蜀岗下古邗沟故道东去，在湾头折向北上，过江都东和高邮、宝应西，走一段射阳湖，西北至山阳县末口入淮。大体循吴王夫差所开邗沟故道。隋炀帝在以往历代修凿的基础上，更做大规模的全面整治，并开拓成为贯通江浙和黄淮平原的南北大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
首先于大业元年(605)三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淮。通济渠又名御河，起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横贯洛阳城，东至偃师东南，这一段循东汉阳渠故道，而后入洛达于河。沿黄河下行一段，到汜水(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35里的板渚(今已在黄河北岸)，引河水在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入汴，过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南，历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宋城(今河南商丘西南)、谷熟(今商丘东南)，以下利用古蕲水河道，过永城，进入今安徽境，经夏丘(今安徽泗县)，至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没入洪泽湖中)入淮。“河畔筑御道，树以柳。”
在开通济渠的同时，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仍自淮河南岸的山阳至扬子入江，长三百余里，宽四十步，合今约59米，渠旁也筑御道，植柳树护堤。此邗沟与十八年前隋文帝时开的山阳读的关系尚有争议。一说邗沟即山阳渎，是同一条河又开而广之；一说是邗沟西线，原东线还远，改由江都、高邮直上山阳，不再绕道射阳湖，再次取直了邗沟道，所以被称是后世运道直径之始。
至此，长安至江都可以直航到达，隋室在沿途置离宫四十余所。通济渠和邗沟自三月辛亥(二十一日)动工，八月壬寅(十五日)隋炀帝即自洛阳西苑显仁宫出发，乘龙舟下江都，巡航视察，全部工程在171天内完成，进展神速。
大业四年(608)，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
五、大运工程千秋功罪
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直达今北京市。据《元和郡县图志》和历代学者研究，可以大致判明这隋代大运河北段永济渠的走向。
永济渠以通济渠渠首板渚对岸的沁水人黄处附近为渠口，其地在今河南武陟西北，向东北开渠，会清(卫河)、淇二水，过新乡、汲县、卫县(今河南淇县)，《初学记》称：“隋炀帝于卫县，因洪水之人河，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谓之御河。”是在卫县淇水上建造了分水入永济渠的淇门。而后又过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从内黄县(在今县西南)北二百步(约300米)和洹水县(今河北魏县西南)西二里北去，经魏县(今河北大名西)、贵乡(大名东北)，过馆陶县西十里，穿永济县，在西郭内渠阔一百七十尺(约50米)。深二丈四尺(约7米)。再经临清(今河北临西)西门外，过清河东南十里、武城(今县西北)、历亭(今山东恩城北)、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长河(今山东德州市东)西十里、东光县西南的白桥、南皮、长芦(今河北沧州)，直北过今青县、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接桑干水(今永定河)达涿郡蓟城(今北京市西南)。
这一段线路的设计借用了许多天然水道，自渠口至汲县一段用了沁水故道今孟姜女河，而后引清水下接淇水；汲县与馆陶之间利用了洹水下游的白沟；馆陶与长芦间，部分利用汉代屯氏河故道；长芦至独流口利用了清漳水；今京津段在武清附近还利用了永定河、白河故道。但这永济渠二千余里的运河工程终究浩大，也和通济渠一样投入了妇女劳力。史书称这时才因“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并不确切。总之，从一开始隋代妇女便为大运河的开凿贡献了自己的血汗。
大业六年(610)又敕修江南河，北起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东南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晋陵(今江苏常州市)，绕太湖之东，过无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至今浙江嘉兴折向西南，经上塘河直达余杭(今杭州市)，在今大通桥附近入钱塘江，全程八百余里，河宽十余丈。
江南运河的修凿有和邗沟一样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从其国都苏州向西北方向的长江修运河，《越绝书•吴地记》记载：“吴吉故水道，出乎门(苏州北门)，上郭池，人读，出巢湖(漕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阳湖)，出渔浦(利港)，入大江，奏广陵。”是经由今无锡东南五里的泰伯渎，过常州，到奔牛，接天然河道荆溪(今旧孟河)，从今江阴县的西利港人江。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又开修镇江附近运河，凿断丹阳一带的高地，入江口西延至丹徒镇东北的丹徒口，是为丹徒运河。两汉时江南运河又有续修，六朝时，“丹徒水道入通吴、会。”所以隋炀帝修江南河，也有历代开凿的基础。江南河使京口与在隋唐时已十分富饶的杭嘉湖平原之间交通便捷，而京口又与江都的瓜洲隔江相对，这样可以通过水道把两京与东南财赋之地沟通起来。
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完工。隋代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至涿郡，全程约2000公里，迄今为止，犹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自大业元年起，六七年间断断续续施工，便告全线竣工。虽有历代修凿的基础，但这短短几年中，分段设计施工，一次通航成功，在地形勘测，线路选择，水量节制，水位平衡等方面，都表现了成熟的科学技术水平。这是决策者隋杨帝的魄力，监修者皇甫议、阎毗、任洪则和工程技术人员高超的科学管理水平与建设者包括妇女在内的隋代广大劳动人民伟大创造力相结合创造的奇迹。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奇迹。就说运河与众多东西向的天然河道交叉处的过水行船，便是十分的难题。运河水位是相对稳定的，天然河道却因汛期或枯水期涨落甚大。比如我们在考察运河中得知，在瓜洲运河入江处，汛期长江水可高出运河七八米，而枯水期江水水位又要低于运河数米，若无节制，运河一开，不是引来大水造成汪洋一片，就是水尽泄入江河，运河变成干沟一道。那么如何调节平衡水位，保证行船通航呢?现在是修了巨大的瓜洲闸，通过节制问和船闸的升降启闭，调节控制运河载船的水位，使船得以通行。隋代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重逾千钧的闸门在没有升降机械的隋代恐怕是难于应用的。考察沿途，我们耳闻目睹了另外三种河道交叉处行船过渡办法。一是在浙江上虞，人工开凿的四十里河和余姚江连接，两者水位高差3米许，交汇处建有通明坝，在那里见到，两只鸬鹚船通过时，船工临到坝前猛撑一杆，而后跃下船来用力一推，小船顺势跃上坝、进入四十里河而去，旁边还有一固定的绞盘，大一点的船可以推磨式地运转绞盘，将船曳引而上，翻坝过去。二是在浙江萧山见到电动绞车，将船沿斜插入水中的轨道牵引上来。三是安徽泗县枯河头，由于地高水浅，行舟困难，父老称当年隋炀帝路过这里时，用稷子拌了香油铺在河床上，两岸八百童男童女拉着，龙舟才得过去。所以当地流传着“隋炀帝，下扬州，稷于拌香油”的民谣。据说1951年治濉时，曾于枯河头南岸挖出稷子数石，证明传说不妄。这故事更使隋代的通航技术像谜一样扑朔迷离，使人难得其解。但无论如何，隋炀帝的龙舟在大业七年的二月乙亥从江都出发，只用五十六天，在四月庚午到达涿郡，运河是解决了河道交叉处的过水行舟问题，全线通航的。
当然，不能说隋代运河的设计便是尽善尽美的了。比如永济渠渠首一段的引沁入卫为全线的重点工程之—，但是“卫小沁大，其势难容”，以至后来沁水暴涨时不断泛滥，大约到隋末唐初时这一段河道就淤塞了，后来唐宋运河就只靠清、淇二水，避开了沁水。好在航线已经开通，局部的调整就比较容易了。
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大运河也历尽沧桑变化，但是依然顽强地存在下来了。在历史上作为一条闪光的纽带，把黄河、长江两大文明摇篮连成一气，曾为祖国南北的物资文化交流日夜奔忙。她千里波涛澎湃激荡，为维系祖国的统一，为推动祖国的发展，贡献过不懈不倦的力量。
迄今到运河沿线走走的人们都不难发现，毗邻运河的村镇屋宇整齐，街市繁荣，发展水平明显地高出离运河稍远，那怕仅只一二十里的地方。过去一些不紧挨运河的城市，如黎阳(浚县)、清河、武城、长河(德州)、清池(沧州)，都陆续移往运河岸畔，还有更多的城镇在运河两岸兴起，成为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中心，洛阳和扬州因之成为全国性乃至是国际性大都会。特别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和杭嘉湖地区的发展从此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一直影响到今天国土规划的格局。运河且是我国国民经济突破僵滞型自然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希望和象征。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这里出现，不能不说有运河—的背景。在华夏大地五千年的开发史上，大运河是第一项无以伦比的丰功伟业。即使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也恐怕罕有可以与之匹俦的建设工程。大运河是隋代人民永远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对于隋炀帝来说，这运河是他本人的一块辉煌的丰碑，我深信不疑，“当他的名字和大运河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便是不朽的了”。
人们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运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即或在崇尚无为的道学家笔下，大运河的光彩也不能被完全抹煞，他们承认在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但是众多的旧史家仍要处心积虑地贬抑隋炀帝决策开运河的历史功绩，不惜将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翟糟踏得不成样子。
一种办法是把开运河归结为隋炀帝巡游江都的个人玩乐的目的，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以动机不纯来否定开运河。现代持此论者大讲所谓“动机与效果统一”的理沦为依据，按此理论，凡是没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动机的历史人物，即使“客观上”他做了利国利民的事情，也是不能被肯定的。不错，隋炀帝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江都度过的，那里是他一生功业起步的地方，美丽的南国水乡风光时时萦回梦中。萧皇后又是南方人，他们夫妻俩有故地重游的愿望也是人之常情。但把这作为隋炀帝开运河和南巡的主要目的，是把历史问题庸俗化了。六十年代我寻访扬州时，瘦西湖一位花匠就曾对我说，隋炀帝不是琼花开的时候来扬州的，他对隋炀帝下扬州是为看琼花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一点不错，大业元年通济渠竣工后隋炀帝第一次南巡，是八月去，翌年三月走的，琼花阳历五月才开，他并没有赶开花季节。杨广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和扬州总管前后十余年，对这块土地的形势要害了如指掌，对江南的发展战略也胸有成竹，必然对夫差、秦皇、曹操、邓艾、桓温、刘裕等都关注过的运河工程十分留意，从以后通济渠、江南河迅速修成的情况推测，他对修运河一事可能规划已久，甚至蓝图在手，因此继位之后，在营建东京同时便下诏开河，迅即告成。如果不是多年留心，光是为玩，谁能心血来潮玩出这等水平!上述可见，炀帝在即位后五、六年的时间内，掘长堑，建东都，筑驰道，修长城，凿运河，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它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人民举国就役，夫死于役而家伤于财，这些浩大工程处处都浸透着人民的血汗，堆砌着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这些工程又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我们常说，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贯通一气，成了以后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其实，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布局，各地物资的统一平衡调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奠定了中国以后一千多年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
因此，它是隋炀帝虚耗天下，穷困万民的罪证，又是他创建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丰碑。罪过和功绩都通过这些工程溶和在一起了。
六、巡游天下四出经营
隋炀帝为了夺得皇位曾经装出一副仁孝恭俭的假象，一朝天下在握，就原形毕露了。他比那些晚年腐朽的帝王更为疯狂贪婪，他有充裕的时间和足够的精力去寻欢作乐。穷极华丽的苑囿宫室，羽仪千里的巡游，清歌妙舞的宫庭，穷极奇珍的酒宴，陪伴了他的一生。
隋炀帝本来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平陈朝时，听说陈后主贵妃张丽华色冠江南，唯恐再也得不到这样的美女，一反他平日不喜美色的常态，令留下丽华，结果没有得逞。
隋文帝病危时，炀帝和宣华夫人陈氏一起服侍文帝。他觉得文帝病危即预示着自己马上就要登基，再也不用象以前那样遮遮掩掩了。见宣华夫人生得国色天姿，趁其出去更衣，竟企图*她，文帝被弑，宣华夫人战栗失色，以为必死无疑。一会儿，炀帝派人送来一小金盒，夫人以为是鸩毒不敢开启。使者再三催促，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个同心结。当晚，炀帝就和宣华夫人同床共枕了，可惜这位夫人多愁善感，红艳薄命，竟没福消受炀帝的恩宠，一年功夫就死了。
隋炀帝的后宫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十六院夫人及宫女数千人。大业八年(612)，又命江淮诸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是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的路上，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经常以借、尼、道士、女官自随，称作四道场。每日罢朝，盛陈酒撰，使燕王杨炎（炀帝子)与宠臣萧钜、宇文晶和隋文帝的嫔妃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炀帝与诸宠姬为一席。酒酣时，互相劝酒戏笑，以至于互相****，闹得乌烟瘴气。只有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才能使炀帝精神倍增，沉浸在无穷的乐趣之中。
炀帝末年，住在江都，命王世充选择江淮美女送到宫中，宫中有一百多房，每房美女无数。炀帝让各房美女轮流作东道，盛排酒席，他和萧后每天都去大吃大喝。不过这时炀帝已到了醉生梦死的末日了。
为了创造众多的游玩场所，修治宫室成了隋炀帝的—项重要政事之一。史书上说他“无日不治宫室”。在隋朝的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本来就有许多苑囿宫殿，后来在洛阳又增修了富丽堂皇的显仁宫和广阔的西苑。可久而益厌，每次游幸总是左顾右盼，没有中意的地方可去。他让手下准备了许多天下山川的地图，亲自观看，在普天之下寻找修宫室的理想之地。于是，一处处豪华的宫室拔地而起。大业三年(607)，修晋阳富于太原，大业四年，建汾阳宫于汾水之源，又南营江都宫，北营临朔宫。到临灭亡前的大业十四年(618)，还命毗陵郡(江苏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20里，内修十六所离宫，仿东都西苑的规模，其奢侈华丽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想再于会稽建宫，因隋王朝已分崩离析，没有修成。如果他不被缢杀的话，还不知要修到何年何月呢。
隋炀帝不象有些帝王那样，专一贪恋京师，不愿离开一步。他生性好动，享乐游玩的兴趣要经常变换。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605)八月，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又北巡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许多西域的使者。大业六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三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至灭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通计在京城的时间，还不足一年。
炀帝出巡如此频繁，而每次出巡的气派又大得惊人。第一次游江都，造成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有4层，上次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房，皆以金玉为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内侍宦官所居。皇后乘的叫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计有九艘，上下三层。贵人、美人和十六院夫人所乘的是漾彩舟，计有36艘。又有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埴、板搁、黄蔑等数千艘，由后宫、请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外国使臣乘坐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8万余人。挽漾彩舟以上的9000余人，称作“殿脚”，皆穿着华丽的锦彩衣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艋、八擢、艇舸等十二卫所乘的船舰数千艘。炀帝由显仁宫出发，至洛口改乘龙舟，经过50多天，随从的船只才从洛阳出发完毕。一路上舳舻相接200余里，照耀陆川，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多者一州至百车。都是水陆珍奇，佳肴美馔，宫人吃不了，多在临行时埋掉。
第二年三月，炀帝由江都回洛阳，水路威风够了，这次又要改乘陆路，当然更不能失去这位九重天子的威容。于是，二月间便命吏部尚书牛弘议定陆路的舆服仪卫制度，命太府少卿何稠负责营造，送往江都。何稠为了讨好炀帝，博览图籍，参会古今，精心构思。皇帝所服哀冕画上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制成，又作黄麾，3．6万人仗。辂辇车舆、皇后仪仗、百官仪服，务求华丽。所用骨角、齿牙、羽毛等物，都从民间征取。百姓为了交差，水陆飞禽走兽凡有用的，几乎捕杀殆尽。从民间榨取到这些材料后，役使工匠10万多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这些仪仗送到江都后，炀帝每出行，前呼后拥，羽仪填街满路，连绵20余里。四月，炀帝便耀武扬威地回到了洛阳。
可见，隋炀帝一人出行，几乎是普天下的人民为他准备行装，供奉食物。象这样大规模的游江都，共有3次。第三次游江都时，由于杨玄感起兵，将龙舟水殿全部烧毁，这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这个暴君仍下令重造，而且规模更加庞大。一路上各地方官竞相刻薄百姓向炀帝贡献，以求得升迁。致使百姓剥树皮，采树叶，祷野草，或者煮土而食，乃至人自相食。炀帝的游幸，给人民带来了何等的灾难和负担。
到其他地方巡游，不仅不比游江都有丝毫逊色，还要改换口味，翻新花样。他北巡时，又有一番派场。凿太行山通驰道于并州，又于榆林至涿郡修长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甚至让突厥启民可汗亲自为其芟除庭草。又命宇文恺造可容数百人，下施轮轴，可以行走的飞行殿。又造周围2000余步的行城，以木板蒙上布缦为城墙，饰以丹青，城楼、望楼等一应俱全。随行甲士50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隋疡帝几乎是在这仪仗千里，靡费资财，倾动天下的巡游中，度完了他做皇帝的时光。他还自以为得计，讥笑那些涂粉脂，坐深宫的南朝江东帝王不能到各地与百姓相见。其实百姓付出的代价不知要比他老老实实待在京师享乐大多少倍。
隋炀帝即位时，隋王朝府库余财，土马强盛，依靠这一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经过隋炀帝的一番折腾，这些家底全被挥霍殆尽。他四处扩张固然有巩固边防，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也成为隋朝灭亡的致命伤。
大业元年(605)，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以讨击。*启民可汗发骑兵2万，交韦云起处分。韦云起诈称欲向柳城(即营州)和高丽交易，契丹没有准备，云起乘机偷袭，大获全胜，俘虏男女4万口和许多畜产。这次战役，没有动用隋朝的军队，也不能算是炀帝四处经营的开始。但意外的胜利引起了炀帝的兴趣，加强了向四外扩张的信心。
大规模地经营西域是从大业三年(607)开始的。
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同隋进行贸易，隋以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留心访问西域诸国的山川地形、物产风俗等，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上奏炀帝：从西顷山往西海(里海)将两万里。从敦煌出发有三条通道。北道出伊吾，中道出高昌，南道出鄯善。以现在国家的威德，经营西域易如反掌。只是西突厥和吐谷浑控制这些国家，故朝贡不通。现在西方国家都通过商人向我们表示诚意，如果我们进行按抚，派人出使，不动兵革就能定西域，吐谷浑，西突厥就能消灭。裴矩这一番异域奇谈把个好大喜功的隋炀帝说得心花怒放，竟赐给裴矩帛500段，天天将他叫到御坐跟前，询问西域的情况。裴矩的言论唤起了隋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又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州县，送往迎来，糜费以万计。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会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处罗遣使供汗血马。次年，炀帝巡陇右，处罗不来相会，采用裴矩的谋略，使处罗的部下射匾击败处罗，处罗奔降隋朝。这样，为经营西域除掉了一个障碍。
吐谷浑据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当中原往西域的要冲。大业五年(609)，炀帝派许公宇文述、安德王杨雄大败吐谷浑，其三伏允逃窜山谷。防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业基本上畅通了。
随后，炀帝派右诩卫将军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降。世雄于汉朝故伊吾城东筑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炀帝出兵西域，这是唯一的一次。
到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同来谒见。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均在今苏联境内)等均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
经营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护了西方对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按说不该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实际恰恰相反，为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每年竟达钜亿万计。
裴钜招致西域诸国入朝，都是引以厚利，临行又有丰厚的赏赐，炀帝西巡接见西域27国时，都让他们佩金玉，披锦罽。又强通武威、张掖士女穿上鲜艳的衣服，乘坐漂亮的车马前来观看，由地方官负责督察。接见时，人山人海，车马填塞，方圆数十里。炀帝竟是这样体面地让当地人民为置办华丽的衣着而贫困破产，以此来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
自炀帝经营西域后，长安及西北郡县皆要向西北转运粮食物资，由于路途遥远，人畜死亡送不到者，郡县即破其家。隋炀帝所有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穷困，而西北则是首当其冲的地区。
大业六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戏场周围5000步，使人皆着锦绣结彩，歌舞者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珍贵的羽毛，共达3万人，声闻数十里，从傍晚直到第二天清晨，彻夜不停，灯火光烛天地，一连折腾了一个月。自此不仅习以为常，而且越演越烈。为制造这些锦绣服装，两京缯锦为之耗虚。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巨亿万。后来，中国元宵节观景行乐，大盛于此。
西域人请求入洛阳市内作交易，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卖菜的小贩也要使用贵重的龙须席，以至于用缯帛缠在树上表示豪华。西域商人过酒食店，便请进去饱餐一顿，分文不取，并说：“中原丰饶，酒食从不要钱。”
隋炀帝要的是万国来朝的派场和天下至尊的尊严，他挥霍巨资来********，夸耀富有，也不惜和西域人作赔本的生意。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国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中日史书上都有记载的另三批日本遣隋使，都是隋炀布帝接待的。
大业三年，即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小野妹子大使和通事鞍作福利受倭王派遣来隋。《隋书》和《北史》所称倭王仍为多利思比孤，不知是否即《日本书记》中推古(女皇)的异译，既然翌年隋使林清回访的是推古女皇，那么在林清前一年。和后一年派小野妹子来的应即是这位女皇。
小野大使说明来访的用意：“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日本“敬佛法”，但佛教是六世纪中叶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转传去的，时日未多，所以想派僧人来求学。推古女皇选定的摄政圣德太子力图依靠佛教教义和儒家学说加强皇权，巩固统治。从隔了一年日本又派来了一批学问僧，可知，此事得到隋政府同意了。
小野大使呈送的国书以“日出处天于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作为问候语，口气是友好的，但是从来日本都处在名义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从属地位，不过是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的二等角色，南朝刘宋时倭王还自拟“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的头衔请求加委。这时圣德太子主政，巧妙地用外交辞令表达了与中国平等交往的合理愿望。日本君主想平起平坐的意思当然瞒不过细心的隋炀帝，虽然当面不好发作，背后对负责外事接待的鸿胪卿交待：“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让下面的人替他挡驾。
《隋书•炀帝纪上》又记大业四年三月壬戌倭国遣使贡方物，不知和小野妹子是不是一事。四月，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一行十三人随同小野大使取道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去日本。隋使到达筑紫(今北九州)的消息震动了朝野，圣德太子马上派吉士雄前往迎接，急命在难波(今大阪)为隋使修迎宾馆。六月十五日，裴世清一行到达难波，朝廷派出银装的彩船“芳船”三十五艘将隋使迎入新宾馆。八月三日隋使入京城时，女皇指派在十二阶冠位中仅次于大德的小德阿辈台率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前去隆重迎接。而后又造大礼(第五阶冠位)哥多毗率二百余骑郊迎。八月十二日入朝，圣德太子和请王大臣头戴金髻花，身穿锦绣统罗出宫迎接。裴世清呈交隋炀帝致推古女皇的国书：
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为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
在客客气气的褒扬中，仍透露出天朝大国天于凌驾于人了上的口吻。
推古女皇对隋使初次回访非常高兴，好像并不计较隋炀帝来书中说话的口气，反而对没有及早会见隋使表示歉意，诚恳地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据说小野大使在返途中过百济时遭劫掠，丢失了一份隋朝的国书，所以回到难波后先行入朝述职，交代此事。群臣议其疏失，判处流刑。女皇以为不宜让隋室知道丢失国书之事，特地赦免了他。为此，裴世清滞留难波五十天，女皇道了歉，接着又说：“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裴世清满口答应道：“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
“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是推古女皇、圣德太子热衷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实质。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期的日本，急于借鉴中国文化政治形成自己的律令制度，这是随即到来的大化革新的前夜，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三年前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完全是中国儒家“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类政治观念的翻版，所颁布的十二阶冠位，直接以德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信条为名，依次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日本的统治者如饥似渴地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治理他们国家的办法，由此可见一斑。
一月后，裴世清以“朝命既达，请即戒涂”，提出回国，日方设宴欢送。九月十一日小野妹子第二次被任命为大使，陪送隋使回国，随行的还有副使吉士雄、通事鞍作福利和八名留学生、学问增等人。这便是大业四年来中国的第二批遣隋使。
这次圣德太子交给大使转呈的国书，是他用汉语写的，称：“东天皇敬自西皇帝”，首次以天皇名义致书中国，并东西对等，再次表达了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外交的意向。此书是否顺利递交隋炀帝过目，他看后有何表示，这些中国史书中失截，所以不得而知了。《隋书•倭国传》中只有简单的牛句，“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还是把客人当作来朝贡的番夷看待，弄不好国书也被接“无礼者，勿复以闻”的授权，被下面的人搁置一边了。
重要的是第二批遣隋使带来的四名留学生和四名学问僧那八个人。留学生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是新汉人昱、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齐，差不多都是渡日汉人的后裔，他们来留学的时间，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十余年，直到唐高祖甚至唐太宗贞观中才回国。回去以后对移植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惠隐被延人皇宫讲经，南渊请安当了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老师，高向文理和僧旻担任了最高的政治顾问国博士，成为大化元年(645)开始的改新政治的主要设计人。他们带回去唐朝的律令制度，将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移植为日本的班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创了日本的“律令时代”。
《隋书•倭国传》称：裴世清回国时，日本使者随来贡方物，“此后遂绝”，又不对了。大业五年九月小野妹子大使回国后，大业六年正月倭国又曾“遣使贡方物”。大业十年六月还派遣以大使犬上御田锹、副使矢田部造为首的第三批遣隋使来中国，到翌年七月回国。这次随来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有惠光、惠日、灵光、胜鸟养、惠云等。频繁的遣隋使活动成为更大规模遣唐使的先声，而先期回国的直福因、惠光、惠济、惠日等则是派遣遣唐使活动的直接推动者，他们鼓吹以中国为建立“法武备定的天皇制国家”的“蓝本”的理想，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隋炀帝对先后入隋的留学生和学问僧给与了热心的关照，将他们安置在鸿胪寺四方馆中，特召著名的蓝田悟真寺开山祖净业和尚入馆担任他们的教授，为他们创造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使他们都能生活安定，学习有成，负担起中日文化交流的重任。
回顾这一段历史，日本学者认为“和中国的交通是由皇太子为求取经论而开辟的”，我们说，求取经论，固然是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宗教原因，此外还有更广泛的经济文化背景，这时中日双方致力开辟的，不仅是一条宗教之路，而且是一条代表东亚文明结晶的光耀千古的东丝绸之路，而在这条金光大道开通的初期，隋炀帝是一位积极的倡导人，在中日友好的历史长河中，他和当时担任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一样，是应载入史册的人物。
台湾，古称夷洲，隋代称流求，《禹贡》中的“岛夷”、汉代的“东鲲”，说的大约也是台湾。台湾岛原与大陆相连，在距今一二亿年前中生代的一次海浸运动中没入海中，距今五千万年前新生代第三纪中叶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重新隆起为台湾岛。台湾出土的史前时期的石器等文物形制与大陆的类同。《后汉书•东夷传》已记载了海峡两地人们交往的情况：“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今福建福州市)人有入海行，遭风liu移至澶州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文中提到有传说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也去了该地。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沈莹《临海水土志》言及“夷洲在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床，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对台湾岛的风上人情已有较详的了解。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州”，想扩充人员土地以与魏、蜀抗衡，但给果如陆逊所料，“卫温、诸葛直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数千人还”。孙权以“卫温、诸葛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三国抗争的紧张局势使孙权对卫温等这次出海行动期望甚高，一旦破灭，滥加诛杀。这是大陆政权对台湾的第一次官方行动。
隋代对台湾有了明确的称呼“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治今福建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了解比过去具体准确多了。宝岛也引起了隋炀帝的关注。
大业三年三月癸丑(初四)，遣羽骑尉朱宽使於求国，大业元年曾报告说“每春秋二时，天清气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的海师何蛮与他同往，到了流求国，但因“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大业四年，隋炀帝再次派朱宽去流求，“夏令宽慰抚之”，可是“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这两次是试探性的招抚和求访异俗，只是取了人证物证回来好述职，没有大的骚扰。
朱宽招抚不成，隋炀帝改派武贲郎将陈梭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率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住流求。自义安(治今广东潮安)出海，经高华屿、雍甓屿到达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说明两地间平素存在贸易往来。这次军中带了翻译，是“颇解其语”的昆仑人一陈棱“遣人慰谕之”，流求王欢斯渴刺兜不从，遣兵拒战，被先锋张镇周打败，退至低没檀洞，小王欢斯老模又率兵拒战，被陈梭击败阵亡。隋军分为五军，进攻流求都邑，与渴刺兜所率数千众决战，从辰时至未时苦战了大半天，流求兵疲撤回栅内时被隋军攻破，渴刺兜战死，其子岛槌和男女数千被虏，焚其宫室，载战利品而还。大业六年二月乙己(十三日)陈梭等献流求俘万七千口，隋炀帝颁赐百官作奴仆，陈梭进位为从二品散官右光禄大夫。原为正五品散官朝请大夫的张镇周进为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唯《隋书•食货志》记此役“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若按此说，则几乎是完全重演了三百六十多年前东吴卫温、诸葛直率舰队去夷洲的那幕历史，不过陈梭、张镇周不仅没像卫温他们一样掉脑袋，还荣升高位，隋炀帝的情绪也好，和孙权大不一样，因此隋志关于死那么多人的说法是否事实令人怀疑，而且《食货志》又说“俘虏数万”也和同书《炀帝纪》的“献俘万七千口”、《陈梭传》和《流求传》的虏“男女数千”，《资治通鉴》的“虏其民万余口”都不同，《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试想万余军队死者十八九，只剩一二千人，如何能从海上押解数万俘虏回来呢?
《隋书》和《资治通鉴》记隋杨帝大业三年、四年派朱宽两次去流求的任务是“慰抚”或“招抚”，不同于对—般外域的用词，可见流求与大陆关系近密，隋代已有意将台湾收入版图。流求王的一再抗拒实在不应成为隋军先礼后兵大肆攻掠的藉口，缺乏耐心结果适得其反，被严重损伤了的双方关系“自尔遂绝”。以后隋炀帝忙于征辽东和对付农民战争，再无暇东顾去收拾乱局，弥补与流求的关系。
七、三征高丽玄感起兵
隋炀帝向外经营或扩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是对高丽进行的三次侵略战争。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当时它的辖地东至新罗，西过辽河，南接百济，北邻株鞮。隋开皇十八年(598)，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它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但一败即收兵，役有再举。
大业三年(607)，炀帝巡幸*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炀帝接受裴矩的建议，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不至，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劳师大举了。
高丽是当时强国，且道路遥远，出征饷运困难，炀帝在发动进攻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大业四年，开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以通漕运。大业五年，在汲郡营建临朔宫，作为炀帝亲征的指挥所。又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郡(今山东莱州)督造300艘大海船。弘嗣催通极其残忍，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敢稍停，自腰以下，无不生蛆，役死者有十分之三四。
因需陆路运输工具，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戎车5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供装载衣甲帐幕。
大业七年(611)，调发江淮以南的民伏和船，转运黎阳和洛口诸仓的米和兵甲攻取之具，沿运河送往涿郡，舳舻相接千余里，往返于路者有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不计其数，填塞于道，臭秽盈路。又发山东一带车牛民夫，运米积于店河(河北东北)、怀远(辽宁朝阳东)二镇。仅鹿车夫就有60多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路险远，三石米还不够充路粮，至镇已无粮可交，只好逃亡。百姓耕稼失时，土地荒芜，财力俱竭。山东长白山王薄领导的起义，也就在这—年揭竿而起了。
这才仅仅是财力运输上的准备。在军事上，从大业四年就命大造兵器，器仗兵甲，务求精新，滥者立斩。又今天下富人按其资产买马，一匹马价至十万钱。又下令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大业七年四月，隋炀帝亲至涿郡临朔宫，诏各地陆军，不分远近，都到涿郡集中。又征发江淮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甫排镩手3万人充当水军。
大业八年(612)正月，炀帝下诏大举进军。隋军130万人，号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帅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饷的民夫又倍于此数。第一军出发后，每天发一军，相去40里，经过40多天，隋军才从涿郡出发完毕，前后相继，千里不绝。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指向坝水，是接应陆军的。
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掠虏，被高丽的伏兵击败，4万人只剩几千人逃回船上，仓皇撤退。
陆路军队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计有30.5万多人渡过鸭绿江。兵士携带兵器粮饷，负担太重，疲惫不堪，多偷偷将粮食扔掉。才及中路，粮食已尽，饥困交加。高丽大将乙支文德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隋军虽攻到离平壤30里的地方，但经过长途跋涉，又无军粮，狼狈不堪，根本无力再战，不得不退回。这年秋天，退到萨水遇高丽军痛击，右屯卫将军宰世雄被打死，隋军兵败如山倒，纷纷逃命，一日一夜行450里，方逃到鸭绿江。30．5万人仅2700人逃还，军资器械巨万计丢失殆尽。第一次征高丽遂告失败。
这次出征高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等义军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隋炀帝本该接受教训，保境息民，但他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发动进攻。
大业九年(613)正月丁丑(二日)，隋炀帝再次发布总动员令，征天下兵集涿郡。又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始募民为骁果”，是军事政策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即在府兵为基础的征兵制之外，补充了一支募兵制的骁果。不宜将此事简单地视为因均田制——府兵制破坏中兵员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不仅有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开后代兵制先河的意义，而且在隋末的军事政治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隋炀帝最后迫不得已用骁果代替番上行卫的府兵充当禁军，下制“骁果之家蠲免赋役”，尽管在经济上、生活上千方百计满足骁果的要求，但后来骁果还是被宇文化及操纵成为他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所仰仗的兵力，因此骁果成为中外学者瞩目的研究对象。
大业九年三月戊寅(四日)，隋炀帝又踏上亲往辽东的征途，行前他对侍臣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中，已透露出他偏执狂式的不健全心态。左光禄大夫郭荣劝说的“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的道理，他自然是听不进去了。
四月庚午(二十七日)隋炀帝渡过辽水。这第二次征辽的战役，他作了如下部署：一路主力由复职未久的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率领，由陆路攻平壤，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仍率舟师由东莱海路攻平壤；另一路主力由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领攻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王仁恭以一千劲骑击破数万敌军后，高丽兵婴城固守。后继的攻辽东城的隋军主力以飞楼。幢、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抵抗。打了二十余日，隋军攻城不下，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战事呈胶着状态，不分胜负。隋炀帝这次收回了军事进止必须奏报由他独裁。不许诸将专擅的成命，改变为“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允许将领们相机处理军务。他还命攻辽东城的部队造布囊百余万个，满贮土，堆成阔三十步、高与城齐的鱼梁大道。使战士可登而攻城。又命做八轮楼车，更高出城墙，准备俯射城内。新的—场攻势正在紧锣密鼓中准备。
这时，忽然传来杨玄感起兵造反的消息，打乱了隋炀帝攻辽的全盘计划。
杨玄感是已放权臣杨素的嗣子，以父功为往国，任礼部尚书，“礼遇益隆，颇预朝政”。但他也早就知道隋炀帝的心思：“使素不死，终当夷族”，所以仗着自己累世贵显，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的关系，蓄谋反隋已久。隋扬帝第二次征辽时，委他在黎阳督运，他故意逗留漕运，不按时发送，存心制造渡辽诸军的粮食危机。隋炀帝遣使来催促，他托辞水路多盗，不能正常运粮，暗地里从辽东和长安召回他的三个弟弟和李密等人。六月乙巳(三日)，杨玄感诈称水军总管来护儿反，率兵据城，大索男夫，造兵甲，置官署，移书傍郡，令发兵会黎阳。纠合少壮运夫五千余人和丹阳、宣城篙梢(船工)三千余人，刑三牲誓众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众人踊跃激动得高呼万岁。
杨玄感请李密为他的谋主，李密提出上、中、下三计。上计是：“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山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人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中计是：“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异，不足为意。今帅众或行而西，经城如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下计是：“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贝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在这扼隋炀帝辽东退路、直取长安、袭取东都三策中，杨玄感偏偏选取下计为上策，引兵向洛阳。他的理由是：“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还说“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杨玄感军从汲郡南渡黄河以后“从乱者如市”，屯兵洛阳上春门时誓众：“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耳。”“众皆悦。诣辕门请自效者，日有数千。”
对于深受征辽之苦的广大民众来说，杨玄感是颇有一点号召力的，但是他迅即失败了，原因有二：一是战略方向抉择错误，以下计为上策，找一块硬骨头啃，攻不下来，自己没有退路；二是统治阶级上层，特别是隋军主力。没有发生大的分化，杨玄感军虽迅速发展到五万人、十万人，终究不敌隋炀帝的优势兵力而败亡。
杨玄感起兵大约半个月之后，隋炀帝才接到报告。知道有一批达官子弟参加造反，隋炀帝十分紧张。跟随征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在暗中放走杨立感的兄弟虎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石后，自己也于当月戊辰(二十六日)叛逃高丽，将军事机密作战方案全部泄露给敌方。两天后的庚午(二十八日)夜半二更时，隋炀帝下令秘密撤退，全部军资、器械、攻具、帐幕都按堵不动，弃之而去。高丽虽有所察觉，未敢动作，翌日中午才派出探子，还怕隋军有诈。过了两天，才派数千追兵，远远跟在后面，直到探明隋炀帝已渡过江水，才抄击隋军后军，杀略数千羸弱残兵。
隋炀帝命陈棱、宇文述、屈突通等将乘传发兵讨杨玄感。来护儿在东莱获悉杨玄感围东都，即日主动回军往洛阳，同时派其次子来弘整驰驿奏闻，使隋炀帝大为高兴。此前，留守长安的刑部尚书卫文异己率四万兵往救东都，留守东都的樊子盖杀戮不肯听命出战的高官，使将史震惊，令行禁止，顶住了杨玄感精锐的攻城部队。
隋军四面而来，杨玄感在东都城外日陷被动，本来他指望自己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不料只有梁郡的韩相国和余杭民刘元进在七月癸未(十一日)起兵呼应，“至于郡县，未有从者”。杨玄感基本上是处于孤军奋战的窘境。他这时又信任一个叫韦福嗣的两面派，李密被冷落，失望地说：“楚公(杨玄感)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虏矣!”七月壬辰(二十日)，杨玄感解东都围，引兵入关，这才按李密建议的中计行事，可是已耽搁了一个半月，时机已经错过。从高丽撤回来的宇文述等军紧跟其后，等待前边一有官军阻击，便实施前后夹攻。
杨玄感军进至今河南三门峡西的陕州弘农宫时，身份可疑的父老出面挽留，说：“(弘农)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弘农太守蔡王杨智积也决定“以什縻之，使不得进”，故意登城骂得杨玄感出火，留足攻城拚命。李密急谏：“公今诈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杨玄感正在火头上，哪里听得进去，攻城整整三日，攻不下来，这才又西行。到阌乡(今河南灵宝西)，被宇文述、卫文昇、来护儿、屈突通等官军大部队追上，杨玄感一日三战三败，八月壬寅(初一)又在董杜原大败。杨玄感独与十余骑奔上洛(今陕西南县)，绝望之余，命其弟杨积善将他砍死。前后两个月，杨玄感起兵便被平息。
杨立感起兵从者十万，连同在三吴和梁郡遥相呼应的刘元进、韩相国，共有二十几万人马，因为公开打出反对征辽，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的旗号，一时颇有声势。可以说，在反隋****这一点上，杨玄感起兵的大方向是和农民军一致的，并给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切实的推动。另一方面，杨玄感起兵是一次贵族造反，他和谋主李密都出自关陇集团的最高层，还有名将韩擒虎子世雩、观王杨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侯子仲等四十余达官贵族子弟参加。这批衙内的世袭特权在隋炀帝改革官制中受到侵害和剥夺，杨玄感是他们的代表，是站在社会改革的反对派的立场上反隋的。在这一点上，杨玄感这一伙又绝非是进步势力的代表。隋炀帝遭到这批贵族子弟的反对，是他为改革在政治上付出的沉重代价。
大业九年八月，尽管平定了杨玄感为首的贵族子弟造反，但国内大局已乱，“群盗所在皆满”。八月戊申(七日)，隋炀帝下诏“盗贼籍没其家”，“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炀帝对内靠恐怖政策维持国内统治，对外仍固执坚持已经闹得天怒人怨的征辽。封建专制政治对至高无上的君权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只得任凭隋炀帝一意孤行，一错到底，纵使亡隋也无转寰余地。
大业十年二月辛未(三日)，隋炀帝又下诏百僚议伐高丽。见皇帝天怒难犯，百官全体沉默了数日，竟无一人敢说一句话。辛卯(二十四日)隋炀帝自己下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第三次征辽。
三月壬子(十四日)，隋炀帝到达涿郡，士卒在道，却是亡者相继。癸亥(二十五日)，炀帝至临渝宫，杩祭黄帝，斩叛军以衅鼓，即用叛逃军卒的血来涂军鼓，可是逃亡者仍不止。四月甲午(二十七日)，隋炀帝到北平(今河北卢龙)，七月癸丑(十七日)才慢腾腾地进到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隋炀帝是强不可为而为之。此役唯有平杨玄感时获褒奖的来护儿所部保持了较高的士气，他的水军随船带粮，有运输条件，战绩稍佳。这时开进到毕奢城(即卑沙城，今辽宁金县)，高丽兵举国来战，被来护儿军打败，隋军准备开往乎壤。
高丽在隋军连年攻击下也圃弊到极点，高丽王不胜忧俱，七月甲子(二十八日)遣使请降，将斛斯政囚送隋军。
隋炀帝总算挽回了一点面子，脸上露出笑意，派出使臣持节召来护儿退兵。来护儿不肯奉诏，召集部众鼓动说：“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因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要上表隋炀帝请战。长史崔君肃坚持反对，来护儿以“吾在阃外，事合专决”，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辩解。崔君肃说不服来护儿，便对众将说，你们要是限从元帅违拒诏书，我一定要向皇帝报告，你们就都要获罪。厌战情绪早就像瘟疫一样也传染到来护儿水军，众将都要求退兵，来护儿无奈，只好奉诏行事，撤兵回来。
八月己巳(四日)，隋炀帝自怀远镇班师。十月丁卯(三日)回到东都，己丑（二十五日)回西京长安，举行告庙仪式，宣示征辽得胜凯旋，告慰列祖列宗。隋炀帝通过跟随入朝的高丽使者转达征高丽王入朝的旨意。高元到底是不会来的，于是隋炀帝又下敕将帅整装待发，更图征伐。当然这不过是做做姿态，如来护儿早料定的，三次征辽之后，不可能再有第四次了。
隋炀帝当然清楚他征辽东的胜利是自欺欺人的，于是将一肚子的怒气冲着那个被解送回来的斛斯政身上发。
斛斯政“明悟有器干”，曾受到隋炀帝宠信，用为兵曹郎，即兵部侍郎，让他“专掌兵事”。他是北魏太保斛斯椿之孙，与杨玄感的出身背景相似，这两个名门贵族平素交往很深，大业九年杨玄感反前曾与他通谋，临事他又悄悄掩护杨玄纵兄弟从辽东潜回黎阳。料到隋炀帝要追究此事，斛斯政逃亡高丽，大量军事机密被他泄露。仗没法打了，隋炀帝只得立即撤兵回来，自然对这名叛逃的军政大员恨得咬牙切齿。
高丽王将斛斯政囚送回来，表示乞降诚意。隋炀帝将斛斯政押回西京，十月告庙仪式上带他去充作战利晶或者牺牲似的展示了一下，十一月将他杀死在金光门外。死刑由宇文述执行，如去年杀杨玄感之弟杨积善一样，“缚诸应刑者于格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矢如猬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处死后还不解恨，更残忍地“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为三次征辽东打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句号。
八、自命不凡亲佞拒贤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北巡启民可汗帐，赋诗曰：“呼韩顿桑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大业十二年(616)，炀帝游江都前，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由此可见他文才之一斑。他常自负自己的才学，瞧不起天下的文人，不欲他们在自己之上。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今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
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早在北齐时，即受到南北士人的称美。每有新作，上至陈后主，下至一般文士，争相吟诵。因此遭到炀帝妒恨，当他被诬杀时，炀帝得意地讽刺他说：“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不?”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被杀时，炀帝颂其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问：“你还能作此语吗?”
一个君临万民的帝王，竟和一般文士计较才名的高下，并且如此嫉贤妒能，在古代帝王中确是罕见的。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曾露骨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就不喜欢人进谏，那些位望高的进谏是为了显名，我就不耐烦。至于卑贱之士，我虽能暂时容忍，但终不让他活在世上，你知道吗?”可见他喜欢的是阿谀奉承的群小，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
炀帝既然不能听言纳谏，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了。
尚书仆射高颖，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任元帅长史，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总算知道他的才能，重新启用他为太常。高颖见炀帝纵姿声色，又起点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颖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颖的意见。三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庭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诗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颖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连道衡自己也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里人准备饭莱，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叛决下来，竟让他自尽。炀帝恶闻已过，就连对被他杀掉的人也不能有点思恋之情。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炀帝北巡至太原还特意到张衡家喝了三天酒，临行又赏赐给他土地、良马、金带等，在朝中所受的恩宠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张衡这人虽助纣为虐，总算良心没昧，进了几句直言，但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炀帝复幸汾阳宫，见张衡身体没有损瘦，以为他不思悔过，又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临死时，张衡说：“我作恶多端，怎么能希望活得长久。”这个专制暴君非但不听忠言，连人家长得胖——点都不允许。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象右尚方署监事耿询、内史诗郎萧瑀、候卫将军杨子崇、右候卫大将军赵才、建节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都曾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也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合的应声虫。如果炀帝能稍微采纳一些臣下的劝告，还不致落到那样的下场。
我们再看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他帮助隋炀帝登基后，又营建东都，平定杨谅的叛乱，被任为尚书令，又拜司徒。杨素虽有文武之资，却专会奉迎主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邸店、水皑、田宅以千百数，家僮数千，*妓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由此他功名满盛，也引起了炀帝的猜忌。杨素有病，炀帝振御医诊视，但恐他不死。后来炀帝对侍臣说：“假如杨素不死，早晚我要诛灭他全家。”杨素的弟弟杨约奉炀帝之命亲手缢杀了太子杨勇，炀帝高兴地对杨素说：“你弟弟果堪大任。”没几天，就封他为内史令。
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任左卫大将军，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616)，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受恩宠。其他象内史诗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裳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象这样勾引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派廓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竟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却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夜，大业殿失火，他以为是人民打进来了，吓得连忙跑到西苑，藏在草里，灭火后，才敢回来。夜中睡觉，也胆战心惊，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农民起义把他搞成这个样子，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盗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有一次，炀帝问侍臣“盗贼”，宇文述欺骗说：“越来越少了。”又问：“比原来少多少?”“还不够十分之一。”这时恰巧纳言苏威在跟前，揭露说：“起义之患越来越近，以前在长白山，现在在汜水。往日的租赋丁役都没有了，其实这些人都化为盗贼了。以前所汇报的情况都是在欺骗陛下，所以没能及时采取措施，酿成今日之患。大业十一年，陛下北巡，被始毕可汗围在雁门，为了激励士卒，已答应不再兴征高丽之役，现在还要征发，盗贼怎么能平息呢?”后来，苏威为了让炀帝知道天下盗贼究竟有多少，当炀帝问伐高丽事时，回答说：“远征高丽，不用发兵，只要赦免群盗，可得兵数十万，派他们东征，足以灭高丽。”御史大夫裴蕴说：“苏威不逊，天下那有这么多盗贼?”炀帝狠狠地说：“这老家伙奸滑，以盗贼威胁我，想堵我的口，待以后再收拾他。”裴蕴当然心领神会，派人诬告苏威私通突厥，被免职为民了。
还有个内史侍郎虞世基，见隋炀帝恶闻盗贼，凡诸将及郡县向朝廷告急求救的奏章，即行扣押或篡改，只和炀帝说：“一些狗窃鼠盗之徒，很快就会剿灭，陛下不用担心。”隋炀帝也乐得巨下这样欺骗他。有使者来汇报盗贼的情况，以其妄言而杖之。这样，起义遍布海内，这伙人仍麻木不知。太仆卿杨义臣击降河北张金称、高士达等义军数十万人，向炀帝汇报，炀帝叹曰：“义臣降贼怎么这么多呢?”世基又进谗言：“义臣拥兵太重，久在前线，恐不合适。”炀帝便令义臣放散士兵，起义又重新掀起。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对裴、虞二人的行为实在看不下眼了，劾奏说：“裴蕴、虞世基久典枢要，四方告急，不作汇报。盗贼数多而向陛下汇报数少，发兵不多，往往使官军失利。所以使盗贼势力越来越大，应治他们二人的罪。”又一个佞巨大理卿郑善果马上跳起来：“云起诋毁名臣，所言不实，诽谤朝政”炀帝就不问清红皂白将云起贬官。
虞世基、裴蕴、郑善果等人鹿集在炀帝周围狼狈为奸，形成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集团。真可谓主昏于上，臣谀于下。在上者拒谏饰过，是非不辨，生杀任情；在下者欺君罔上，颠倒黑白，陷害异己。昏君、奸臣当道，智者缄口，明哲保身，又处在万民困蔽，天下骚动的形势下，隋炀帝的命运就只有灭亡了。
九、遇险雁门秉烛夜游
在隋炀帝统治的14年中，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盛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可以说是百役繁兴，又四出经营，穷兵黩武，这些无止境、无休期的兵役、徭役不仅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
他屡次北巡，南游江都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使得内外虚竭，百姓困敝。人民无法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
大业七年(611)，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起义的口号就是反对远征高丽。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参加进来。
王薄一起兵，备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纷纷响应。漳南人(今山东恩县西北)孙安祖，家中被大水漂没，妻子饿死，县令还强迫他当兵打高丽，他被迫聚众起义；张金称在鄃县(今山东夏津)起义；窦建德、高士达在莜县(河北景县)起义。
在人民力量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了叛乱。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斗争形势，他起兵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灭门之祸，为解天下倒悬也。”他这一口号，无异迎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当地父老争献牛酒，前来投军的每天都有上千人。
杨玄感的叛乱，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贵族官僚子弟，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号，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计有40多人—块投降了杨玄感，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也前来投奔，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与玄感通谋。后来炀帝虽镇压了叛乱，但统治集团内部从此开始瓦解。
在内外叛离的形势下，隋炀帝仍不思悔改，坚持蛮干到底，不但继续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又北巡太原、长城。此时，已依附隋朝的*始毕可汗见隋朝国力虚耗，也脱离隋朝的控制，趁炀帝出塞，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赖兵土坚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围。
大业十七年八月乙丑(五日)隋炀帝巡至北塞，三天后戊辰(八日)始毕可汗闻讯率数十万骑来袭，义成公主紧急通报了消息，隋炀帝一行急忙回驾驰入雁门，次子齐王杨柬率后军守崞县。次日追赶而来的突厥兵包围了雁门，隋军撤民房为守御，官军频战不利，雁门四十一城被突厥攻克三十九城，只剩雁门、崞县在隋守，城里口粮按标准只够十五万军民两旬支用。突厥猛攻雁门，箭头纷纷落在御前，隋炀帝“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上次出巡启民帐时那份威风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关于战守对策，隋室将相们意见纷纭。左卫大将军宇文述主张皇帝率数千精骑突围。宰相纳言苏威认为放弃城守改用轻骑与敌较量，正好让突厥扬长避短，坚决反对万乘之主轻举妄动。民部尚书樊子盖和苏威意见一样，认为侥幸履险，“——朝狼狈，悔之何及!”主张“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虞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樊子盖也是这意见。萧皇后旯弟内史诗郎萧瑀补充说：“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偷以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
隋炀帝起初想突围，后来听取樊子盖等人意见决定守城，亲自勉励战士：“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于是将士们不惜死伤，踊跃作战，昼夜坚守城池。
甲申(二十四日)隋炀帝又下诏“天下诸郡募兵，于是守令各来赴难。”来勤王的各路兵马中，有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这时他年仅十六周岁，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即故太子杨勇宠妃云昭训之父所部。东都和诸郡勤王的兵马到达离雁门咫尺之遥的忻口时，义成公主见到隋炀帝派去的求救使臣，便派人报告始毕可汗“北边有急”，诓他退兵。于是始毕可汗在九月甲辰(十五日)即包围雁门三十六天后解围而去。隋炀帝小心地派人探明附近山谷皆空，无胡马，突厥确已退走后，才派出二千骑兵追蹑至马邑，收拾了掉队的二千余突厥老弱残兵，好歹算出了一口窝囊气。
九月丁未(十八日)隋炀帝回到太原。十月辛未(十二日)或十月壬戌(三日)隋炀帝回到东都。他马上故态萌发，又神气起来，对群臣说：“突厥狂悖，势何能为!”苏威则提出当时答应的勋赏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盖认为不宜失信。隋炀帝反而斥责樊子盖，问他是不是想收买人心?吓得樊子盖再不敢讲话。这次守雁门的将士一万七千人，原答应人人有勋赐，可是兑现得勋者才干五百人不到十分之一，给的不过是八九品的秉义尉、立信尉，赏赐一概没有。“会仍议伐高丽，由是将士无不愤怨。”
言而无信是治军治政的大忌。隋炀帝、苏威君臣在勋赐一事上自食其言，还自以为得计，不料仅仅两年半后，江都兵变中起来造反杀隋炀帝的骁果中，便有相当一部分正是当年从雁门下来被夺赐破助而怨愤填膺的将士。
从雁门侥幸脱身回到东都的隋炀帝，精神上开始垮台。他再无心张罗国事，剩下要做的只是对付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使他的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当“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时，他“诏开黎阳仓赈之”，也因“吏不时给”而办不到了，只好眼看着“死者日数万人”而束手无策。
以他的聪明，是不难看出黑云压城，风雨满楼，大厦将倾的前景。世事茫茫，懒得穷技应付，再去推动那架被腐败蚀坏了的官僚机器运转起来挽救危亡，他转而想到要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把青少年时的简朴和当皇帝以后的操劳奔波中失去的生活弥补回来。后人津津乐道的隋炀帝的艳事，大凡多是按这时传下的轶闻史料铺叙夸张而成的。
他似乎知道要与他精心规划建造的心爱的东都洛阳永别了，于是连连出游。《资治通鉴》记在大业元年的西苑十六院的情景：“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雕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兢以肴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我颇疑是这大业末年的事情。
一次有明确日期的记载是大业十二年三月上巳节：“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七十二，以朝散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耍的又是机器人式的玩意儿。这与他书房中能自动启闭帷帘的飞天，能起伏叩拜陪他饮酒的木偶柳（巧言），还有能行动的观风行殿，都是留在机械史上的谜。
四月的一天，洛阳宫中大业殿西院着火，隋炀帝以为有盗，惊慌出逃，进入西苑，藏匿草间，直到火救灭查明没事才回宫。他已如惊弓之鸟。传说自大业八年以后，他便“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已不很正常了。
不过此时玩兴还大。五月，更有放萤火夜游之举。“上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又玩出了新名堂。这件事后来唐太宗也提起过，贞观八年(634)他对侍臣说起：隋炀帝幸玉泉宫，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少多，于宫中照夜。”不料“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唐太宗是作为“人君之言不可容易”即皇帝不可以随便讲话的例子说的。你让“捉取少多”，要一点儿，下面奉迎拍马的办事人员会兴师动众送五百舆(?)，搞—大堆来，事情常常坏在下面这些人身上。
东都虽好，已非久留之地。隋炀帝预感到这里将成为农民战争争夺的中心，便作南迁打算。早在大业十一年从雁门脱身回到洛阳的当月，就已下诏江都，命更造龙舟水殿数千艘以备南巡，制度规模比原来还要大。原来的船都在前年杨玄感乱时被烧掉了。
大业十二年正月，又下诏毗陵(治今江苏常州)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规模自然小得多了，但“奇丽过之”。一心将他得意的西苑搬到江南去。
这年七月，江都新造的龙舟完工，送到东都。隋炀帝和宇文述迫不及待地张罗第三次下江都。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进谏，以“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为由，劝阻炀帝，希望他还京师以安黎民。炀帝大怒，把他关了十几天，火气消了才放他出去。自此以后，名位较高的朝臣们见隋炀帝南下决心已定，没有敢再吭声的，倒是一个叫任宗的正六品建节尉上书极谏，当即被杖杀于朝堂。
七月甲子(十日)，隋炀帝登上龙舟，第三次往江都而去。临行，故作多情地国诗赠别洛阳宫女：“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不料这时又有两名不识相的从九品小吏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站出来劝阻江都之行。崔民象在洛阳建国门挡驾，隋炀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王爱仁在汜水上表，请炀帝还西京，隋炀帝又斩之而行。到梁郡(治今河南商丘)，有一当地人驾前上书说：“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隋炀帝对他们格杀无论。真是一路走，一路杀，发疯似地赶往江都他的归宿地而去。这一路的血腥气，完全不是当年浩浩荡荡的景象了。无论怎样批判前两次下江都的豪奢，那终归还是有炫耀中原天子气派，震慑江南人心的效果的。可现在这架势，虽然还有龙舟乘坐，倒更像是落荒而逃了。
隋炀帝到江都之后，更加放荡不羁，命“岁贡童女”，由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他和吴绛仙、韩俊娥一班绝色才女一起歌吟地创作的艳诗《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沉浸在声色淫乐之中。不光是他自己，对身边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他也一向很放任。当年在洛阳西苑，便“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谈与(萧)矩、(字文)秖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散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秖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现在更加放纵。他也没忘了侍卫的骁果，乱拉江都境内寡妇、处女给配对，“恣将士所取；或先与奸者听自首，即以配之”。
隋炀帝不顾一切地放纵玩乐，酒后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他天天策杖步游，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对他朝思暮想的江都美好风光，真是怎么看也看不够了，这其中大概是寄托着对他青年时事业和爱情起步的老地方的无限眷恋。
究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既然“道路隔绝……遂无归心”。后来连在江都他都有不安全感了，打算利用长江天堑为屏障，移住江南，放出“将逊于江左”的口风。并在大业十二年正月命筑毗陵宫苑，大业十三年十一月起丹阳官。丹阳郡治所在今江苏南京，《隋书•五行志上》和《大业杂记》卷5有关于丹阳宫的记述。他还欲筑宫于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因乱，会稽宫没有修成，终于到了他干不成什么事的时候了。
当时人们迷信的谶语歌谣又兴起，一首《桃李章》这样吟唱逆境中的隋炀帝：“桃李子，皇后绕扬州，苑转花园里。勿*，谁道许!”是对皇帝、皇后在扬州，北还五日，将转于沟壑，葬身江都的不吉利预言，还隐约点出许公宇文化及将是他的掘墓人。
无可奈何的隋炀帝百无聊赖地打发余日，有一天照着镜子，忽然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无论这是不是玩世不恭的谑语，反正这时他连生生死死都看得很淡薄。他似乎已在功业、享乐上都满意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无所谓地面对死亡的到来。
十、缢死身亡冢荒雷塘
隋炀帝放弃西归长安的打算，引起禁卫部队的恐慌和不满，因为“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隋炀帝“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也不能打消骁果们对家乡父老妻儿的思念之情。总领骁果的头目武贲郎将司马德戡“风闻兵士欲叛”，派校尉元武达去私下弄清骁果的意图，决心加以利用，找来跟他相好的武贲郎将元礼、监门直阎裴虔通，用煽动性的语言说：“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耦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戮，将如之何?”又说：“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也!”商量来商量去自是进退无路可走，于是决定反叛，“骁果若走，可与俱去”。
他们又联络了内史合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武勇郎将赵行枢、千牛李孝本、其弟李素质、勋侍杨士览等，有这些人便可打通宫廷政变的各个关节。于是通过宇文智及会见宇文化及，约定“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叛，劫十二卫武马，虏掠居人财物，结党西归。”宇文智及野心勃勃，认为不能一走了事，还要夺取皇权，说：“当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业也。”此议得到司马德戡赞同，又约定奉宇文化及为主。
宇文化及是宇文述长子，祖父宇文盛是北周上柱国，和杨坚一样是出自武川的关陇军事贵族高门，这在时人心目中，是个有资格问鼎的身份。其弟字文士及娶南阳公主，攀上皇亲的宇文化及更加凶险骄恣。他从小不循法度，“乘肥挟弹”，在街上横冲直撞，是京城有名的“轻薄公子”。做官以后，数次受贿，再三免官。大业三年跟随炀帝北巡时，化及、智及兄弟俩“违禁与突厥交市”，惹怒隋炀帝，被囚禁数月。回到东京青门外时，将他“解衣辫发”，准备处死后再进城，终因为是女儿南阳公主大兄哥的关系，最后还是没有开刀，将他和智及赐给其父宇文述为奴。
此后宇文化及沉寂了十年。大业十二年十月字文述去世，隋炀帝为告慰这位自己最宠信的亲家公的亡灵，命宇文化及袭爵许国公，用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一年多之后，当司马德戡等表示拥戴他这位出身关陇集团的将门嗣子为反隋之主时，化及“初闻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战战惊惊地进入了角色。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乙卯(十日)，司马德戡还怕众心不一，又设计了一场骗局来胁迫骁果叛乱，由许弘仁和医正涨恺“出言惑众”，称：“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谣言一放出，骁果“谋叛逾急”。
三月十日半夜，司马德戡在江都东城内集合数万兵，举火与城外相应。隋炀帝察觉有动静，问是何事，裴虔通谎报：“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一手遮掩过去。
也许是该隋炀帝走背了，当时有两拨人来向他告变，都没有成功。一是他孙子燕王谈(元德太子次子)来叩宫门，“宇文化及弑逆之际，炎觉变，欲入奏，恐露其事，因与梁公萧钜、千牛宇文柢等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卒中恶，命县俄顷，请得面辞，死无所恨。’冀以见帝，为司官者所遏，竟不得闻。俄而难作，为贼所害，时年十六。”另一拨是裴蕴等，“及司马德戡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粱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遂见害。”可能以上两拨人马其实一事，本来有统一的行动计划，因徒有潘陆才貌的书生虞世基的贻误，燕王只得亲自叩宫报警，终因司宫者有意或无意地阻遏，隋炀帝消息不通，失去了平抑叛乱的最后时机。
当夜，乱党城门郎唐奉义主闭城门，他和裴虔通商量好，“诸门皆不下钥”。三更之后，司马德戡集合好数万叛军，孟秉、宇文智及等千余人先由城外进入，劫持负责昼夜巡察的候卫虎贲冯普乐，分派叛军把守郭下街巷。至翌日五更时，司马德戡将一部分兵士交给裴虔通，更换诸门卫士，裴虔通自己打开投加锁的宫门，领数百骑冲入成象殿，杀死怒斥乱军的右屯里将军独孤盛。武贲郎将无礼引导军队继续深入宫中，宿卫军士都跑散。裴虔通率军驰入水巷，问隋炀帝所在，宫中一美人指示“在西阁”，军队跟她去抓皇帝。隋炀帝隔窗问裴虔通：“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裴虔通回答：“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奉陛下还京师耳。”炀帝答应：“与汝归。”双方这些话都是应酬文章，裴虔通在抓获炀帝后，便率兵将他看守起来。
天亮以后，孟秉以甲骑前去迎接宇文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低头据鞍，答云‘罪过’。”一副连反叛勇气都没有的软骨头相。
宇文化及到宫城门时，司马德戡将他引入朝堂，决定先将炀帝拉出江都宫门示众，而后带回，派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隋炀帝坚持让把马鞍换成新的，才跟他们走了这一趟。回来后在寝殿内执行时，隋炀帝年仅十二岁的小儿子赵王呆在身边“号恸不已”。隋炀帝眼看着裴虔通举刀将自己这个爱子斩于跟前，“血湔御服”。接着，又要向隋炀帝下手，隋炀帝喝住刽子手，讲“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天子乎!”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叫拿鸩酒来。他对此早有准备，曾嘱姬妾们：“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但这时慌乱中，身边人逃散了，找不到毒药，于是自己解下练巾授令狐行达，缢死身亡，时为三月丙辰(十一日)，算留了个全尸。五个月后改葬时开棺装敛，人们惊奇地发现遗容安详，与平日无异，他平静地迎接了死亡。就这样，年仅五十岁的隋炀帝，在江都宫西閤的温室中结束了他不可谓不是轰轰烈烈的一生。时人也把这个事变称作“鼓城阁之变”。
隋炀帝在承认“我实负百姓”之后长辞人世，萧后默默地为与自己柑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与宫人一起撤漆床板为小棺，将炀帝和赵王呆同殡于西院流珠堂。蜀王秀及其七男，齐王柬及其二子并燕王炎同月遇害，隋氏宗室、外戚，无少长皆死，株连了一大片。‘被杀的还有虞世基、裴蕴、来护儿、袁充、宇文协、宇文柢、萧钜等人及他们的儿子。
事平后，给事郎许善心不肯随百官一起诣朝堂拜贺宇文化及，其侄许弘仁来劝也不听，被擒至朝堂，又释放他让走时仍不肯谢，于是也被杀害。其母范氏，九十二岁了，抚柩不哭，说：“能死国难，吾有子矣!”自己也不再进食，十余日死，追随儿子而去，悲壮地为隋炀帝殉葬。
更壮烈的是朱贵人，危难中唯她在隋炀帝身边，勇敢地挺身而出指责叛军，“‘三日前，帝虑侍卫秋寒，诏宫人悉絮袍裤，帝自临视，造数千袍，两日毕工，前日赐公等岂不知也，尔等何敢逼胁乘舆’……大骂不息，为乱兵所杀。”慷慨赴死。我们的这位风liu天子还赢得一位红颜知己杀身以殉。
作乱的骁果中，有些是被裹胁进去的，宇文化及摆驾北还行至显福宫时，战死在辽东的麦铁杖之子虎贲郎将麦孟才和虎牙郎将钱杰找折冲郎将沈光密商，说我们受先帝厚恩，可现在低头侍奉仇人，受其驱使，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我一定要杀了他，死无所恨!沈光听了感动地对麦孟才说，这正是期望於将军的。于是相约恩旧，在晨起出发时袭击宇文化及。不料语泄事败，司马德戡率兵镇压，杀沈光和麦孟才，他们手下数百人都战斗至死，无一降者。这又是一部分骁果将士，以死报其故主。
还有隋官如南阳郡丞吕子臧、河间郡丞王琮、幽州总管罗艺，长年为隋守，听到炀帝死讯，发丧成礼，率吏民临哭尽哀以后才归降唐朝或窦建德。隋将尧君索守河东，唐军久攻不下，屡劝不降，把他妻子带到城下来劝：“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尧君素说：“天下名义，非妇人所知。”拉弓放箭，射其妻子。最后粟尽粮绝，被手下人害死，甘心做个守死不移的隋宝忠臣。
三支主力农民军，也均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已故隋场帝的哀悼。
杜伏威拒绝宇文化及委任他为历阳太守的官职，仍上表于隋皇泰主杨侗(元德太子杨昭子)，受皇泰主封为楚王。
窦建德称：“吾为隋民，隋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仇也，否不可以不讨!”发兵擒杀宇文化及并其二子，还尽斩逆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司马德戡和张恺此前已死于内讧），谒见隋萧皇后时称臣，为炀帝发丧，“素服哭炀帝尽哀”。
李密临阵面责宇文化及：“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天地所不容。”倾其劲卒良马拚掉那十余万众的叛军，使窦建德得以一战而擒灭宇文化及。李密的瓦岗军为此元气大伤，旋败于王世充，不得已投降了唐朝，即使如此，也未见李密有后悔打宇文化及这一仗的言行。
隋炀帝之死，在宫廷内外举国上下甚至农民军中还有这一类反应，非常耐人寻味，它折射着我们泱浓札仪大国古代‘文明韵丰富特色，也应使我们看到，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隋炀帝，是一位能慑服人心的大皇帝，除了暴君的一面之外，还有令人敬仰，吸引人追随的一面，在他身上寄托着对一度辉煌的大业盛世的记忆和怀念。即如李渊，在长安得到隋炀帝死讯时，也“哭之恸”，表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武德元年(618)八月，得到唐高祖李渊准许，隋炀帝的爱将江都太守陈棱找到炀帝灵柩，奉梓宫于成象殿，粗备天子仪卫，改葬隋炀帝于江都官西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九月，李渊为前朝皇帝、自己的姨表兄追溢号为炀帝，按谥法，“好内远礼炀，去礼远众炀”，自然不是一个好的评价。武德二年六月，曾正式下诏葬隋帝及子孙，但因江都还被李子通占据，未能执行。直至武德五年(622)八月全国基本平定后，才正式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
雷塘就在吴公台东边不远处，古邗沟水从这里静静地淌过。我曾评价隋炀帝：“当他的名字和大运河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便是不朽的了。”能让他长眠在这大运河畔，应是对这位大皇帝莫大的慰藉。涟漪荡漾的运河水轻轻拍岸，水声浪涛伴随着他，他真是不能再有什么遗憾了。只是随着雷塘畔古邗沟的干涸，这里的炀帝陵渐渐被人忘却了。清嘉庆十二年(1807)，扬州巡抚阮元，这位文物古迹的有心人经过考察，认定在今扬州城西北槐泗镇雷塘乡槐二村一座背靠蜀岗的荒冢便是隋炀帝陵，便重新为他竖起一块陵碑。
人们望着这座杂草丛生，高不及二丈的荒冢，抚弄着那半截在土中的毛石碑，都不免感慨不已，这就是那位“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又更想“掩吞秦汉”，“志包宇宙”，甚至白诩“吾当夸三皇，超五帝，下视商周，使万世不可及”的隋炀帝的归宿?人们不禁会被激发起无限的思古幽情，在心中轻轻吟涌晚唐涛人罗隐的《炀帝陵》：
入郭登船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