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义演，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周皇后负责动员皇亲国戚捐款，田妃负责义演的节目安排；至于义演的组织协调，自有太监与礼部负责。
这天下午的北京城，煞是热闹。
皇帝在外城巡视，自有大批官员、锦衣卫随行，好在是地震灾情期间，省去了净街与仪仗，就这也是闹腾得厉害；昨天皇帝是临时起意巡视灾区，那些个规矩礼仪，自是匆忙间省去了许多。今天是打了招呼的，那就大不一样了，五军营官兵更多地被充实到外城的救灾中去，清理街道、规整重修民房，由于救灾的人多，组织得力，只一天多的时间，灾后的景象就已是大不一样，重要街道的整治，比之震前也差不到哪儿去。
阁臣刘鸿训、顺天府尹刘宗周，这两人都是敢于承担责任，为官清正的；尤其是刘宗周更是刚正不阿，也正因此，才引得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拜其门下。这两人虽未因皇帝会来巡视，就做些表面功夫，但救灾工作重点，还是有必要调整一下的；也正因皇帝的巡视，两人的严厉督促，命令一级级地传达实施，无不及时高效。
灾情本就不是太大，离后世的唐山或汶川大地震差远了，只因它是发生在京师重地，又值崇祯朝的变法开始初期，政治影响太大了，如果处理不好，在明朝时期的文化背景下，怕是后果严重。
崇祯在穿越附身前，已有三十多岁，是七零后生人，幼时亲历过唐山大地震，北京的震感也是很强烈的；穿越前的汶川大地震，更是印象深刻。这两次的抗震救灾，虽然各时期的经济技术条件不一样，救灾时的效率手段不同；但相同的是，政府在救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变坏事为好事，重大危机的处理应变，对民心士气起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励作用。
崇祯对全方位的救灾，是有着经验教训的，碰到了京师地震，自是要正确地应变，以全新的赈灾方式，通过各种的宣传，来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影响民心士气。
皇帝在外城巡视，这内城虽是灾情不大，又多是富裕人家，自救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有昨天的自救与军兵的协助，早就没什么问题了。但那些皇亲国戚之家，却是热闹起来，都有皇城中的太监造访，上门兜售赈灾义演的门票，太监那是有着皇帝背景的，又有着周皇后颁下的口谕明示，一点血不出那是不太可能的。
义演门票，就头半天儿，是上门兜售强买强卖，是担心义演无人捧场。第二天，在各救灾施粥点，开始销售义演门票，上午还有些冷清得没卖出几张，下午就售出大半，有的点是销售一空。
这义演门票，先开始还有些强买强卖的意思，义演门票捐款名单，在实时公布于大街小巷后，见参加的无不是京师里的皇家贵族、朝廷里的精英实权人物，那些逐权争利之人开始打破了头地往里钻，义演捐款的味道有些变了。
中国古时，捐款行善者，历来都是要镌刻石碑上，以示鼓励宣扬的。这次按照惯例，最后也是要刻碑的，只是捐款行动才刚开始，碰着崇祯提出的救灾公示制度，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名单公布了出去。
如果只是个捐款，那公布名单能起到的模范作用是有限的。但义演的形式，尤其是戏楼与天桥绝活的表演方式，却给了大家一个社交的极佳平台，再有皇家苑林的最高级别，大家自是趋之若鹜。
平时的聚会、酒宴、诗社，哪比得上这次义演的规模庞大，许多难得请到的人物都将亲临现场，就是已经捐款买票的皇亲国戚，也是再多买几张，好方便搞些个“夫人外交、公子外交”。
临时制作的烫金请柬式的义演门票，原本计划发个一千张就可以了，没想到反响强烈，又加发了两千张，如不是因为东苑范围有限，再多加个几百人还是可以的。
崇祯听得周皇后与太监反映的，义演门票销售情况，看看那份门票捐款名单，再听了介绍的大致情况，这些人非富即贵，从太监的话里行间中，知道这次义演已有些变味儿，成了炫富、攀权的场所。可以说，崇祯想到了这个结果，希望这些有钱人能来；又意识到自己有些一厢情愿，既然这些人都来了，那么这个义演就变得不再那么纯粹。
唉！真不知为了赈灾筹款，这个义演是否做得正确，万不要开个不好的先例，提供了腐败攀权的机会。崇祯想着，自己想得有些简单了，看来这个义演要好好组织一下，一定要做好舆论的导向工作。
京师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展开着，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对于这种级别的地震，民众对官府本来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可是这一朝的皇帝却是图新求变，极为关心民众的疾苦。
地震最初的那些不和谐声音，现在已经被救灾中官府与军兵的优良表现所遮掩；新颖的公示栏方式，让民众实时了解灾情进展，救灾过程中不足之处，那些为民请命者可以通过公示栏，迅速地反映给官府，官府在阳光公开的状态下，立刻就给予了反映，极大地促进了救灾工作的展开。
黄宗羲自“为父申冤报仇、锥刺许显纯，金殿面圣、从戎教导”之后，请得半年假期，扶梓南归，略尽孝心。
就在其金殿面圣后的第三天，京师就发生了地震，紧随其后的全民抗震救灾工作，官府与京师三大营的高效运转，这种种变故，都拖延了黄宗羲的行程；待得一切准备妥当，已经是地震后旬日有余了。
黄宗羲将当年草草掩埋的父亲尸骨，重新收敛，并请道士、和尚做法七日，以安父亲黄尊素在天之灵。
这些事情如在平时，那是相当便捷的，但在灾情发生之后，这些安排就不那么顺利了。雇工请得就挺不容易的，和尚、道士就更难请了；有钱的大户人家要请这些人，随后连官府都去请和尚、道士了。
毕竟受灾的穷人占大多数，为使灾民情绪稳定，有人在公告牌上建议“为安民心，酌请僧道作法”。这条建议，阁臣刘鸿训收到后，本还在犹豫：在这次救灾过程中，朝廷已经是尽心竭力了，每日里的银子那是哗哗地往出流，要不是眼见着赈灾义演将会成功举行（义演门票已售出三千张，仅是门票捐款已在十多万两白银），救灾款项得到保障，那些救灾的措施哪能一项项施行；请和尚、道士作法，以安地震遇难民众在天之灵，建议虽好，却是又要支取一笔银两。
抗震救灾工作，交给阁臣刘鸿训，又去巡视了京师外城灾区，见得救灾工作开展得还算是顺利，崇祯就将心思转到了新成立的“政院”上面来了。当然，抗震救灾工作，他还是随时听取汇报的，当他听到这个建议后，却很是感兴趣，后世可是安排了许多心理专家，赴灾区对受灾人民做了大量的心理辅导工作。
崇祯当即批示：建议允准，并要着力做好此项工作；提建议人，应予褒奖。
黄宗羲本是要大请和尚、道士的，要做得隆重一些，但受崇祯皇帝批示的影响，只请到了三五个和尚、道士，还都不是大师级的，最后只得草草了事，扶梓归乡。
黄宗羲对大明朱家，那可是满腹怨言的，只是为人子民，只得将怨气忍了；否则金殿之上，不会仅是欲辞谢封赏、扶梓归乡，也就是碍着皇权威严，碍着崇祯为其父平反而已。
黄宗羲也正因对朱家皇朝的怨气，不再对迷信于皇帝，不再迷信于封建礼教，提出了“非君”思想，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
然而，这次大明朝廷的抗震救灾工作，是如此细致而周到，就连为灾民做法事都想到了，虽是影响了他为父尽孝，却未让他有着任何的怨言，反而使他对这位崇祯皇帝产生了新的看法。
崇祯作为皇帝，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施政思想、所作所为，难免对他人产生影响。真不知，崇祯的这番正确举措，会否影响到一代大思想家黄宗羲对皇权制度的认识，毕竟这时他还不过二十岁，还正值青春年华，思想还未定型，对上千年的制度认识还未能深刻认识。
崇祯哪会清楚，他人的内心思想变化；黄宗羲更不会知道，自己所担负的历史重担，一代思想启蒙大家。
历史，也许就是这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