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梁柱先折，晋朝在一片歌舞升平声色犬马当中，一群老臣先后谢世而去。
先是贾充，而后是山涛，杜预，刘毅，魏舒，等等，这些人都是在晋朝大有影响的人，不管是怎样一种影响，都曾对于晋朝的稳定发展起过相当的作用，他们的先后谢世无疑是晋朝的绝大损失，原有的权威秩序因为他们的去世荡然无存，重新洗牌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就要上演，混乱便将由此开始了。
一个朝代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无论中心的皇帝是一个怎样的人，就是他再无能，再荒淫无道，他的周围也必有一群忠心的臣僚环卫，荫功不来自他，也必来自他的前人，他的父兄，这段时间他一般是出不了大事的。
所以每一个朝代在起初都可以有一段风光，每一个开创朝代的皇帝都必有一定的权威，就是随和宽厚的司马炎也不会例外。
皇帝如此，首要的几个大臣也是如此，比如说贾充。
不管是怎样一种功劳，贾充是凭借功劳成为晋朝重臣的，每一个皇帝周围环卫着一群重臣，每一个重臣周围也同样环卫着一群附属，这群附属需要依附于重臣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此必须在重臣的发展过程中荣辱与共，这也就使这个重臣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力量和权威。
这个重臣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他能给他的附属提供这种生存发展的条件，他就必然有这种力量和权威，这种力量和权威就同样会在一定时间里得以保持。
贾充既然是忠于晋朝，忠于司马炎的，那么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也就会因连锁反应对晋朝的稳定，司马炎的统治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贾充虽然为很多人所不齿，但他对于晋朝也是很有影响的。
让贾充这样一种人作为重臣掌权是晋朝的不幸，但是贾充的死却又是晋朝的不幸，这种悖论是很意味深长的。
其实贾充这样一种人作为一个群体是很可怕，危害很大的，而作为一个个体，贾充本身除了弑君这一件事似乎并没有做出其他的大恶，如果说还有，那就是他的不良影响。
就是弑君这件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也不值得大加挞伐，三国时代本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乱世，圈起一块地盘就可以称王，扯起一杆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造反，这是一个打破权威，人人都有机会，个个都想争霸的时代，权力在杀戮中诞生，最有能力最有势力的人就是最终的胜利者，司马一家在魏国的势力可谓权倾朝野，贾充投靠依附于司马集团能算作错误吗？何况当初还是司马家人看中贾充的能力有意把他拉过去的。拉过去又尽心尽力地扶植他，给他权力，给他信任，他又怎么能不感恩戴德，尽力报效？
纵观贾充的一生，他从来只是名义上的曹魏大臣，而他实际都是尽忠于司马家的，因此他的弑君是不是可以说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不忠，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不忠呢？
你老曹家可以取大汉刘家而代之，司马家又有什么不可？我贾充为什么不可以为司马家出一把力？要争权就必须有斗争，有斗争就必须有血腥，此类的斗争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走过来的。
而那些本是曹魏旧臣，后面又顺理成章地做了晋朝新贵的人，又该怎么说呢？所差的也只是有没有杀人而已。
甚至所差的也只是有没有弑君而已，他们大多数人的手上恐怕也是避免不了血腥的。
可是这样一来，人世间似乎便再也难分清什么是非善恶了，我们还是姑且尊重世俗传统和固定时期的道德标准吧。
贾充弑君这件事为当时所诟病，就是他自己也很为了它耿耿于怀，抬不起头做人，不然孙皓那样讥刺他，他也不会那么狼狈。
贾充除孙皓之外，还曾被另一个人当面指责过，这一次也是他咎由自取。贾充是一个孝子，贾充能得到司马家人的宠幸，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能力（他当然也是有一定能力的），一方面是他的忠心，一方面也是当初有一个好名声，这个名声就来自孝，那个时代是很注重孝道的。贾充因为自己是一个孝子，便觉得有理由指责别人，有一次他和一个大臣为了什么事争论，他指责那人道：“你这个人连父母都不知道孝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政府官员在政事辩论上无法取胜，往往便跟普通人吵架犯一个毛病，喜欢拿别人的私德说事，自古依然。那个大臣当下也不示弱，张口就道：“高贵乡公安在？”
高贵乡公就是曹髦，曹髦做皇帝之前的封号就是高贵乡公，这句话直接触到了贾充的痛处，气得他立刻就变脸拂袖而去。
贾充回到家以后立即打辞职报告，暗示司马炎说：“我以前那个事是为你们司马家干的，现在人家老抓我的小辫子，你得管管吧？你若不管，我就不跟你干了。”他说人家可以，人家说他不行，你敢说我，我就要挟皇帝治你的罪，杀不了你，也要你做不成官。
那人本是酒后失言，酒醒之后也知道害怕，连忙就去给贾充道歉，可是老贾不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他不接受。
武帝起先听了这样的话也很生气，这同样揭了他老爸的老底，所幸朝廷里还有几个比较公允的人士，这些人好说歹说，才把武帝杀人的念头压下了。武帝是和稀泥的高手，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
贾充却不敢把他弑君这件事告诉他妈，以至于这件事那老太太一直不知道是她儿子干的，这老太太也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她每一提起这事就怒不可遏，对成济破口大骂，骂不绝口，弄得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掩口而笑，贾充好不尴尬。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不以贾充是一个大罪人行吗？可以想见，表面的风光之下，贾充的日子其实是并不好过的，一个坏人如果不能良知尽失，偏又要从恶，他就避免不了受折磨。
可是贾充受的折磨显然还是不够，他总不能为了权势享乐便遵从良知，他从来就是为了权势享乐甘于放弃良知的。
贾充被世人所不齿，非止于弑君，《资治通鉴》里说贾充这个人“人巧谄为，朝野恶之”，意思是说他这个人机巧善于献媚，因此没有人不对他的这个品行深为厌恶。这大约不会错的，贾充的这种品性和他的弑君壮举共同构成了他的卑劣人生。
大凡贾充这类的人都有这样的本事，头脑清楚，看得清形势，知道什么人有用，什么人没有用，谁能掌握大势，谁将一败涂地，他的所有行为便围绕着他的这个正确判断展开，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要用正确判断这四个字，是因为贾充一生基本是很顺利的，几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从不大的时候开始从政，一路步步高升，一天比一天声名显赫，平平安安出生在自家的床上，最后又寿终正寝，安安稳稳地在自家的床上咽了气。
一个人能够判断正确，又能为了判断的结果无所不用其极，就很容易取得成功。
无所不用其极了，其成功往往是巨大的，但是也往往会舍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脸面，道德，等等，就容易得罪不少人，被人深恨，被人厌恶，被人瞧不起。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善于并喜欢给古人翻案的，乐此不疲，因此就有人说贾充其实是并不能这样批判的，弑君的事当然不值得说，而且贾充在历史上还做出了一些功绩，比如说，务农节用，恢复经济，并官省职，主持修订完成《晋律》等。
这部律令尤其值得一提，它将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压缩为十二万字，这不仅在法律的编纂上是一大进步，而且也使人民多少减轻了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不了解晋朝，没有全面地看待贾充这个人，晋朝是一个门阀制度很严的社会，它那里的官员有“清官”和“浊官”之分，“清官”一定出自门阀世家，占据高位，不做事，而羞于做事，而“浊官”一定出自寒门，他们才是真正做实事的人。
以贾充这样的“清官”那些业绩会是他的吗？他自己不会愿意受那些劳苦，他也一定会害怕被人耻笑（晋朝的这个怪现象以后还要讲到，这种耻笑他一定是乐于避免的），他的确是一个擅长法理的人，但他实际上也只在从政初期表现过他的这种特长，《晋律》的编撰其实全部是杜预等人完成的（杜预同样出于世家，但他们几个跟贾充的认识作为完全不同），他在这里起到的作用也跟伐吴一样，只是做了一个名义上的主持者。
或者有人会说（热心翻案的人），至少贾充没有反对阻挠啊，如果他反对阻挠的话，恐怕杜预等人也做不成吧？如果这也是功绩的话，那就是吧。贾充反对得了吗？时势民心舆论难道是一无用处的吗？贪官一方面伸手，一方面要做一些事，未必都是出于自身所愿吧。
我是认为贾充没有大恶，但也是难得有值得一道的善迹的，有意思的是，贾充在魏晋的作为深为人所诟病，他自己在有生之年一意孤行，不怕便宜尽得，可是他在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却也很担忧自己死后的谥号以及修史者对他的记载。他把他的这个忧虑对他的侄子贾模说了（贾充没有儿子），贾模说：“是非之事日久自见，是无法掩盖的。”这话很让贾充怅然。
贾充病死后在定谥号的时候，果然有一个博士秦秀认为贾充违反礼法，沉迷私情，开了朝廷败坏变乱的根源，要求按照谥法规定，将贾充的谥号定为“荒公”。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和鞭挞。
秦秀当然不能拿贾充弑君和媚上等例说事，他的违反礼法，沉迷私情大约指的是贾充在家事在营私结党上的一些作为。
谥号始于西周，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他地位较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按照规定，这是必须由礼官按照事实而定的，连皇帝都不得干涉，可是这个规定很少被认真执行过。司马炎当然不会听从这个建议，他将贾充的谥号更该为“武”，并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厚葬。
贾充似乎该瞑目了，但是武帝司马炎堵得了天下悠悠众口吗？
一个敢于弑君又不顾礼法，以私情为第一无所不用其极如贾充这样的人，还是不能不怕后世的评论，可见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舆论还是不可忽视，脸皮还是应该知道保全的。
一个人为了生时的荣华富贵不顾一切，死了后还想要身后的声名，这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