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卓的“一手持蟹足，一手持酒杯”也不必说了，那不过是一种快意人生的追求，药更不必说，药同酒理，肉体的痛苦能比精神的痛苦更为痛苦吗？只要能得到一时的快乐，只要这快乐能够大到把我们带入我们一直神往的境界，就什么都值了。
生命如此短暂，能够让生命得到片刻的灿烂，能够不断地抓住瞬间的欢娱，魏晋人是什么都不顾了。
魏晋人是能够看到五石散对人的巨大危害的，那么多人在这上面丧了命，著名的美男子何晏英年早逝时的面目全非，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
魏晋名士在老庄哲学的指引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发现了生命生活的美，因而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生命，珍贵生命，可是他们对于他们那些类似于自杀自残的行为又那么沉迷，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矛盾，迷惘，足以引起人们深思。
魏晋名士前期的那些人是尤其矛盾的，他们行为上反礼教，其实内心里根本就是最重礼教的人，他们反的其实只是那些形式，有时候甚至只是形式上的反叛。他们鼓吹清静无为，其实他们内心里何曾清静无为过？他们追求更自然适意的人生，但是他们自然适意的下面却总也无法摆脱内心的孤寂，荒凉。
他们的追求是以荒唐奇特，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其实越荒唐奇特，惊世骇俗越显示了他们的空虚虚弱。
胆小恐惧之人不是最容易表现得色厉内荏吗？
但是他们却倡导引领了整个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魏晋人到了后来是越来越真正的虚无自然了，越来越丢弃礼教了，他们变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不顾一切，到最终除了无数的个性在那里偶尔闪光，那些正始名士，竹林时代的高贵思想和精神品格却是越来越难得一见了。
晋朝后来越来越变成了一个热衷于行为审美的时代，它的荒唐荒诞到了此时才成了真正的荒唐荒诞。
王枕岳父死了亲人，正在家里办丧，王枕领着一群朋友来了，个个都披散着头发，赤身裸体，他们进来围着岳父转了三圈，然后便走掉了。
这一群光屁股的家伙不但让王枕岳父大吃一惊，就是我们也是一样，这是干什么呢？居丧时吃肉喝酒还可以说是五石散在作怪，那这种仪式是干什么的？什么意思？
蔑视礼教，反叛礼教，可以啊，你也不必这样出格啊，难道是告诉人们人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不必以生死为怀吗？搞不懂。
行为怪诞不说，男女关系也益发混乱拿做不当回事了，同性恋大行其道，许多贵族子弟甚至经常在家里举办性聚会，让很多美女脱guang衣服躺在中间，大家一边喝酒一边欣赏，淫兴勃发就当众表演一番。
真是反叛到底了，自然自在到底了，跟阮籍他们相比，他们才是真正活出了自己。阮籍他们追求的自我，其实是一种生命意义上的自我，是有所克制，有所选择的，体现了一种美，也绝不自私，而他们是完全舍弃了这些，背离了这些的。
他们学到的是阮籍他们的皮毛，却得到了放纵的真髓，生命到了他们这里又一次黯淡无光了。
这又是他们所喜欢，所愿意的，他们没有阮籍那种人的痛苦和挣扎。
这又说到了另一种名士的生活。
这种名士有热切的出世思想，他们热衷于功利，出了名便追求高官，追求享乐。
他们未必更精于玄学，但一定更善于清谈，在清谈中走上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上继续清谈。
一味清谈却不做人事，除了清谈，就是追求名利，追求享乐。
如果象阮籍等人那样，甘心做哲学家，做闲居的文人，清谈本无可厚非，不足以误国，误国的其实是这些人，做高官而不做事，只虚无地活着，怎么能不误国，什么国不能误？
这些人信奉的其实是杨朱哲学。
杨朱哲学就是当时人所伪托的《列子。杨朱篇》，它认为人生就应该尽情地享乐，因为人的生命如此短暂，而享受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就该放任声色。
如果耳口鼻目体意有一样不得放任，那就是人的本性受到压制。
它还说，人生的目的既然在于享乐，那么对于名利道德等问题的看法，就应该以是否与快乐相背为评价标准。
如果“有名则尊荣，无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那么名就是不能放弃的，但如果为争一时的毁誉，或为了追求身后之名而劳心劳形，那就大可不必了。等等。
如此一来，追求现实，追求现在今生的快乐还不是人生第一要旨吗？晋朝人的奢靡之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只能越刮越烈，伦理道德国家民生也只得让位于适意的人生了。
晋朝的八王之乱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幕幕上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