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元年，西元1882年。在世人眼里，东方那个古老的国家如破土新芽般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满洲八旗消失了，全部改了汉族姓氏归入汉族，经过二百多年的文化熏陶反正早已汉化也没感到什么不方便，人们惊奇的发现原先大街上整天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少了许多，连茶馆酒馆的生意也比平日里冷谈不少，那些个少爷秧子纷纷跑去找差事干，有学问的还好，没学问的直接去干了力巴。绵延了几百年的祖制——铁杆钱粮跟祖先们往日的荣光一起消失不见了，北京的大街也被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规划修起了干净整洁的水泥路面，人们下雨天再也不用踩着烂泥走路，为了吃水方便，朝廷还引进了荷兰新技术盖起了自来水厂，方便了北京市民吃水难问题。城郊的农民除了耕种土地也有了新的生计，各种合资或者外资工厂企业在北京的东北40里远的地方开工建设，朝廷因为皇帝有旨意保留所有北京古建筑景点和自然环境，所以在京东专门划出一片工业企业区，城郊的农民们多数做了雇佣工人。而形形色色的西洋玩意和新鲜事务层出不穷，像什么西方的机械、服装、书籍、绘画、雕塑、民用设施源源不断被传入中国，唐汉明忠实地奉行了“拿来主义”的政策，凡是对改革国家有用的东西都飘扬过海来华，当然，西方商人也由此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他们更加欣喜的看待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家并为此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革新元年正月，美国和德国相继给予了大清大使级外交待遇，这种友好的态度立即在美德盟国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丹麦、墨西哥等等国家一窝蜂的涌上前来相继与大清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巨大的压力下，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东施效颦急急忙与中国互换大使，只有英法两大老牌帝国仿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连日本也跟在后头瞎起哄，《明治日报》甚至以《迟来的骗局》讽刺中国的改革维新。对此，唐汉明当然一笑了之。
对时局最为关注的唐汉明经过研究发现，清朝末年在某种意义上与他穿越前所了解的历史并不十分一致。毕竟中国从1861年后就开始了洋务运动，而这次被史学家忽视的运动实际上对落后保守的中国社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开放作用。上海及广东福建沿海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虽然弱小，毕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作为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的中国重工业的鼻祖——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的北洋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广东军火局及规模比较小的山东机器制造局都已经成为中国工业的支柱。浙江、上海、南京的各种中小公司的诞生和湖北汉阳铁厂、开平矿务局的发展无不凝结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老一代改革者的心血。虽然这类改革是不彻底的，但这类思想传播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为今后的维新变法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唐汉明深深感慨，自己不是巨人，却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没有他们的过渡，就没有新政的顺利展开。
《帝国日报》的运行也好得出奇。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唐朝兴起的政府官报——邸报盛行于世，民众除了看朝廷那些艰涩难懂的告示，并不能很快的了解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所以新政府的《帝国日报》一出版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中国民众的求知欲又一次大爆发。报纸头版头条就是十二岁皇帝的大幅照片和全体军机处人员的集体照，虽然照片没有任何颜色，纸张一般，但毕竟使大多数民众第一次认识了高居九重之上统治着亿万子民的天子到底是什么形象，这种视觉冲击的影响之大都超出了朝廷的想象。原来李鸿章等人一直担心中国毕竟保守主义盛行，万一有人拿着报纸对上面的皇帝的照片进行损坏是件十分棘手的问题，为此还上奏唐汉明。唐汉明呵呵一笑，没做过多的解释，一句话，看成效！不料《帝国日报》第一天五万份便脱销，好多北京甚至天津、山东的商民赶集一般把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十文钱一张的报纸的价格低的让人咋舌，因为它只相当于集市上的三个鸡蛋或是三个烧饼的价钱。李善兰、徐寿赶忙加印了五万份才算是弥补了读者们的需求。好些个买不到报纸的民众卷着铺盖等待第二天的消息。还有些人灵机一动，把十文钱一张的报纸五十文、一钱银子，最后黑市上炒到2两银子一张！谁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第一批黄牛党就是这样炼成的。
外省的督抚见皇帝亲自投资的《帝国日报》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宣传价值，每版上全是介绍帝国新政改革的详细政策和皇帝的上谕，平日里只知道遇事推诿的大人们全部慌了神，不管三七二十一匆匆忙忙办起了官报，地方上有实力的富商巨贾见报纸有利可图，朝廷还鼓励私人办报办学，大把的银子投向了新闻事业，除了政治、国策，有心的人还把大量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及西方文明登载与报纸上以吸引观众的眼球，更有甚至把本省本府的花边新闻和官场内幕谁家升了官，谁家倒了霉原原本本的通过报纸这个媒介宣导给民众，各地官府虽然知道自己的私生活成为百姓的笑料，可朝廷并没有禁止这种行为，所以只能硬着头皮顶着，不得不把自己的劣迹收敛了许多，这场史无前例的宣传攻势如大浪淘沙一般一举摧毁了封建主义保守主义的阵地，很多有学识的秀才举人也成了中国第一批记者和责任编辑，他们不畏权贵，大张旗鼓的将西方的文明、科技、法治、民主介绍到了开放的中国，由李鸿章亲自题写报名的《新京报》破天荒的连载了《国富论》、《论法的精神》、《进化论》、《天演论》等等先进书籍，整个中国轰动了。
唐汉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改革病入膏肓的中华，科举制的存亡因关系到国本和传统文化精神，加上赵烈文、李鸿章等人建议新旧一体、逐年递减的稳步政策，所以朝廷明令十五年之内不废科举，只是天下学子重新到学校进行新学科的培训。自上而下的改革有一种好处，最高统治者的理念和精神能被下级领悟，所以每个省的首府都建立了一所高级中学，每个县城里也有了中学，教师问题很容易解决，所有的学校都招收了一大批贫穷的秀才和候补官员，礼部下文统一教学的政策也使得留学归来的年轻学子有了前途，数学、化学、物理、哲学、体育等等新鲜的学科像春风一样横扫了顽固腐朽的程朱理学，还建立了新型的奖学金制度，虽然新老教师同处一校也带来了不少矛盾，这也是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唐汉明知道中国人有跟风的传统，便欣然下旨在咸安宫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贵族女校，请同治皇帝的三个妃子亲自任教，久处深宫、寂寞无聊的贵妃们一听乐得直念佛，连慈安皇太后也出资办学并兼任了咸安宫贵族女校的荣誉校长。大批贵族及三品以上官员的亲眷为名额打破了头，恨不得拉开打架的势派，本来专门为女子办学千古难有，加上连母仪天下的慈安皇太后都被皇帝请出来，皇贵妃亲自教学，这种尊荣体面哪一朝有过？所有的政府官员谁还不跟着凑趣？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不到一年，礼部公办的初高级中学就达到了10000多所！在礼部注册的私人学校达到了35000所以上，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陆续建成的大学也有三十多所，所有学校的教育章程全部由礼部奉旨颁布，政府不干涉学校内务，全部实行西方的校务委员会制度，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重”的教育国策，因为对国人懒散、窝里斗、私心过重的民族特性深恶痛绝，唐汉明指令新政府仿照日本、德国的教育思想对学生们的民族、国家观念重新塑造加强，连私立学校都统一加进了重塑民族思想观念和中国近代史教育，国家、热血、民族的思想开始由中国人向中国人传播。
中国人以一往无前的实际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绝不是英法等国所说的一贯愚昧、守旧的民族，而是勇气、毅力、智慧、创造力都有深厚底蕴并永远积极向上的民族。
唐汉明这种拿来主义的广阔性与思想的先进性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连多年经办洋务的李鸿章、张之洞都为之震惊。
中国人一向不缺乏商业精神，新政府本着“殖产兴国”的目的大力扶植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天津机器制造局等等官办企业，唐汉明还饶有兴趣的在每个管办企业投放了上百万两白银的股份并以此向商人们招商引资，在中国被压制的商人见至尊天子都投了资，都放了心，纷纷解囊投资。皇帝还允诺一旦时机成熟，所有官办企业全部改为官股商办，企业经营一切交给商人自主管理。
崇厚老老实实做了工部尚书后，一改往日的昏庸无能，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唐汉明见崇厚确实在经营、建筑、管理、军工生产、后勤方面颇有其才，便诏令改工部为农工商部，统一管理越来越多的工矿商务军工，连被拉来帮忙的曾纪泽和辜鸿铭也奇怪中国哪里跑出这么些公司？
原因很简单，在农工商部注册一个公司只需要白银30两，一年内免除任何税收。
随着这种优厚政策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各种独资公司、中外合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甚至成立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连欠发达的西北地区也成立了西北联合纺织总公司。各地闻风而动的大小商人无不抓紧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企业，由此，中国最早的广告业也应运而生。
这股浪潮还席卷了金融业，中国原有的大小钱庄生意早就被外国银行挤兑的无法自立，在山西、广东、浙江等商人联名上奏“恭请成立帝国银行以为新政财政基础“折后，唐汉明迅速诏令成立了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废两改元、新税制等等金融制度顺水而出，连一向以银行业为骄傲的美国、英国银行家都感到惊奇。
为保证金融货币政策的稳定，新政府统一由农工商部和户部制造银元，库平银一两造新银元一元。原先各省为维护私立制造的银元全部重造。这一政策极大方便了商人和外贸商务。
而被罢去政权，总理修书事务的老学究们也带着朝廷里那些个清流党、国子监、都察院等闲散衙门的官员忙的热火朝天，没有了他们朝廷的政令当然通顺，本着“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思想的唐汉明确实给翁同和等人找了个好差事，近3000人的修书事业一忙，李鸿藻、翁同和、徐桐每天都像抽足了大烟的小伙子，毕竟他们衷心喜爱传统文化的典章制度，加上不用操心朝廷政事，眼不见心不烦，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抢救中国文化事业中，因此比李鸿章等人活的还自在，在真实历史中对新政大加抨击的清流党下场很惨，可唐汉明知道，他们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心里地位很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经验的光绪皇帝在1898年百日改革中激进思想太浓，一道旨意先把各部院衙门裁撤，中央大批官员没了饭碗，国家能不乱？新政怎么会深入人心？作为既得利益者和传统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血液里，冒冒失失下几道谕旨，砸了官员饭碗这种不利于稳定改革的失策和经验教训唐汉明早就听老爸唐彝尊在21世纪深入浅出的讲过。
改革不是打砸抢，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不是损害一个阶层的利益去收买另一个阶层。改革是一个过程、改革的源动力和初衷都是为了修正制度而不是推翻制度，改革是给绝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让最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利益。毕竟十年寒窗一朝中榜来之不易，所以得给闲散官员们想办法、给出路，对既得利益者进行调和主义政策，让最多数人的人思想赞同最起码不反对改革，这样改革才会日益深入人心。不然饭都吃不上谁还赞成改革呢？这类思想对于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士大夫集团作用很大。士可杀不可辱，唐汉明不仅给修书馆的文人雅士们加级封赏，每天由内务部送上精美的食物，还不时赏赐些书籍字画古玩玉器给这些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夫子。这批最大的保皇集团被皇帝一打一拉的手段弄得服服帖帖，对维新改革事业再无言语。尚剩下的9600多卷《永乐大典》从翰林院转移进宫，被爱书如命的翁同和严密的保存，《四库全书》的改正也全面展开，各省文人学子无不赞颂皇帝“崇尚道统、礼运功德隆盛”，至此，每年只花费100万银子的修书事业一举三得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次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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