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皖北捻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张禹爵最为关注的李鸿章此时正在谋划将矛头从捻军身上转移到太平军上来。
李鸿章，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进士，被点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供职于京师，虽然只是一个七品小官，但是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之地，掌管朝廷制浩、文史纂修工作，而且入阁为大学士更需翰林出身，因此，年仅二十四岁的李鸿章，真可谓少年得志。
然而随着咸丰皇帝的登基，洪秀全也在金田村开始了自己黄袍加身之路，在经历短暂的挫败之后，太平间掀起的疾风暴雨搅得刚把龙椅坐稳的咸丰又开始坐立不安，风声鹤唳了。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挺身而出”，剿灭“叛匪”，帮助皇帝渡过难关。而他们所办的团练，也表现出了强于正规军的战斗力，在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于是，咸丰帝在南北众多的省份中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
在安徽省会安庆失陷之后，年轻气盛的李鸿章萌生了向恩师曾国藩学习的念头，在与亦师亦友的同乡——工部右侍郎兼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协商之后，以父亲李文安所写的《劝谕乡人先为思患预防之计》为蓝本，上奏咸丰皇帝。看到安徽籍京官主动请命，正在为逆匪越剿越旺而苦恼的咸丰心情大悦，立即降旨，以工部右侍郎兼刑部左侍郎吕贤基为首，辅以都察院兵科给事中袁甲三、刑部员外郎孙家泰、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户部主事朱锡麒、户部副主事王正谊、刑部通判徐启山、广东开缺知府赵均赴安徽举办团练。原来李鸿章在奏折的署名上不慎填上了并不愿回安徽的吕贤基的名字。
血气方刚的李鸿章带着凌云之志走向“狼烟起处”，开始了其军旅生涯。他认为，凭着自己满腹经纶，胸中韬略足可以力挽狂澜，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出来。然而当他告别了在京城的父亲回到家乡，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此时的安徽正是各派势力斗争最为尖锐的地区，外有太平军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的捻军为主体的农民暴动时隐时起，当地地主绅士的团练早已经站在了镇压农民斗争的最前沿。其中以凶悍著称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香庭、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以及刘铭传、潘鼎新、解光亮，还有自己的三弟李鹤章等。李鹤章曾试图团结自己的“同乡同仁”，寄信劝谕他们“先为思患预防之计”。可这些团练头子们筑圩练兵，互不统属，各怀心腹。有的借团练之名，作威作福，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村掠庄，无异土匪。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当激烈，即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李鹤章感到很难借他们的手达到镇压太平军的目的。
再看与吕贤基同一级别办理团练的几位官僚：安徽巡抚李嘉瑞、以兵部侍郎衔办理交办事宜的周天爵、钦差大臣吕贤基三者也互不统属，各方就剿匪方略各持一词，互不相让。正如袁甲三所说：周天爵、吕贤基、李嘉瑞三人皆属平庸之辈，周天爵一个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一遇急事，立即呕血”，并且只专注淮北，忽视淮南；吕贤基本身就是圣命难为，并且书生谈兵，鲜合时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常怀不满；李嘉瑞则“任事太锐，思虑空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气息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官僚作风，互相掣肘，互相扯皮。不论是当地团练还是中央官僚办的团练，给人的感觉就是“三多一少”即门户太多、意见太多、空虚太多，而守兵太少。幸亏此时太平军正忙于巩固南京外围阵地，实力尚未深入安徽腹地，而境内的一跃而起的捻军，抗粮、抗差、吃大户，旗号上却不公开造反，甚至威望最高的张乐行干脆周天爵的大户，摇身一变成为了周天爵团练右营。
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最懂军事的袁甲三选择了单干，带着自己两个儿子在豫皖边界独立拉起一支团练出来。而满怀一腔热血的李鸿章，即无权无势，又无兵无饷，加之对军事一窍不通。自己所建立的庐州东北乡团防，别说对阵太平军了，就连与在捻军中都不能算是实力最强的陆遐龄父子都屡战屡败。看不到丁点升迁希望的李鸿章，只好投靠在实力最强的周天爵门下。
此时正是周天爵毒杀张乐行捻子团练失败之后，虽然双方并没有撕破脸，但已经形同陌路。于是周天爵对捻军的态度又抚变为了剿，矛头首先对准了公开亮出反旗并投靠太平军的陆遐龄所率领的捻军。李鸿章兄弟紧随周天爵在寿州东乡等地来败陆遐龄，并设计扑杀了陆氏父子。于是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朝廷商六品衔。由七品升为六品，虽然时间并不算太长，但对李鸿章来说，非常的不容易，那是从刀光剑影中冲杀是出来的，也是他第一次在军事上崭露头角。
然而随之便是周天爵去世，李鸿章不得不投到巡抚李嘉瑞帐下，在有粮有饷的李嘉瑞的支持下，李鸿章的庐州东北乡团防发展到1000多人，然而就在事业起步之时，太平军也开始了攻势凌厉的北伐和西征。
如果说对付一小股土匪李鸿章还堪称有勇有谋的话，那么，太平军的攻势则让李鸿章和李嘉瑞都显得智尽能索了。
先是扫北军轻松攻占凤阳，紧接着，胡以晃率领的西征军乡安徽境内长驱直入。随后，翼王石达开一改对安徽采取守势的做法，全力进攻。除吕贤基所属团练尽数被歼，吕贤基本人投水自杀外，新到任的巡抚江忠源也被困守庐州，独臂难支的江忠源没有再现保卫长沙的神奇，投水自尽。
庐州被占，咸丰急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期望能够挽救皖北危局。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年间进士的福济，虽三度出任兵部侍郎、镶白旗蒙古副都统，却没上过一天战场，整个一典型的满洲贵族，既缺乏独当一面的应变能力，更不懂用兵之道，但是对李鸿章来说却又是一次腾飞的机会。李鸿章中进士那年，福济是副主考，即李鸿章的座师，在找到一个更加可靠的政治靠山的同时，已回安徽袁甲三帐下的父亲李文安，通过刘铭传的老师，劝说刘铭传、周盛波等庐州地方团练纷纷加盟，使李鸿章在有兵的同时更增添了大将。
在清军多次主动出击庐州又连连受挫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展现了其逐渐成长起来的军事才能，建议改变强攻庐州的做法，先攻取庐州东南的含山、巢县，在进军西南舒城的战略方针，意在打援和断粮。李鸿章慷慨请行，都兵向含山进发。已回安徽举办团练的父亲李文安也率兵配合，李鸿章艰难地攻取了含山。
正当双方军队酣战之时，李文安却病死于军中。临终前还手术训谕李鸿章兄弟：“贼势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
噩耗传到李鸿章耳中，万分悲痛的他却一时间无法转化为行动，只得暂离巢县前线，奔丧回家。然而此次理应，却救其一命。在巢县前线，太平军全歼进攻的清军。
虽然父亲的灵堂香烟尚在，但前线的失利、福济的调令、父亲的遗言，让李鸿章无法安心守孝。自古忠孝难两全，这是爷爷不止一次的教诲，而父亲更是以身作则树立了榜样。于是，在向父亲灵位最后一拜后，星夜兼程，回到军中。
由于曾国藩、胡林翼在湖北接连发动攻势，石达开被迫回师援鄂，清军乘势收复庐州。为此，福济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邵道道员，李鸿章顶起了一顶花翎和善于用兵的桂冠。
其实，此时李鸿章头顶上的花翎和桂冠与其说是他自己咋狼烟中挣下的，还不如说是幸运之神赐予的。没有了幸运之神的保佑，战争带给他的将是懊丧、同心甚至死亡。不过能够得到辛运之神眷顾之人，绝非碌碌无为者，留下拥有这身就是为了今后的飞黄腾达，李鸿章显然就属于此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