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司马迁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音核）少恩。”又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法家的“无情”与无情的历史。
一、韩非的生平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以“帝王之师”自居、或实际上扮演“帝王之师”角色的人物。若以其对帝王、并进而对历史所产生影响的深巨，来对这些帝王师排一座次的话，这坐第一把交椅的，恐怕非韩非莫属了。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为韩国贵族之后。青年时代曾与李斯一起，在儒学大师荀子门下求学。两位学生向荀子学了“帝王之术”，却都背离了老师所持的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成为“喜刑名法术之学”的法家人物。后来李斯先入了秦，而韩非回到韩国。
韩非有严重的口吃，不善于游说，于是就专心于著书立说，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动当政者。当时韩国已十分衰弱，韩非多次建议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予理睬。有个贵族叫堂谿公，对韩非说，讲法、术等学说是很危险的，劝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韩非则认为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表示不怕因国君昏聩而加罪于他，要继续宣传法家的学说。
可是，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用，韩非就一直在家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看到了。其时，秦王政正在准备完成统一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适合统治需要的理论。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深表赞同，大为赏识。他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和他相处在一起，“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秦王政遂下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秦。韩王向来不重视韩非，见秦国兴师动众而来，竟是为了一介书生，便无二话，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十分高兴。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乐变化多端，所以韩非入秦后，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对韩非的到来十分不乐意。老同学互知底细，更何况，早在荀子门下一起做学生的时候，韩非已表现出高于自己的天资和才气。李斯生怕秦王政将对自己的赏识与恩宠转移到韩非身上。如果韩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不久，韩非上书秦王政，劝他先伐赵而缓击韩。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乘机加以谗害。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宗室，他的心终究是向着韩而不向着秦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韩非，等以后时间长了再让他回去，那就给秦国留下一个后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个罪名将他杀了。”秦王同意了，将韩非交刑吏治罪。
李斯派人给已经下狱的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绝，只好饮鸩而死。这时是韩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政又想到了韩非，后悔将韩非下狱问罪，就派人赦免韩非，但此时韩非早已不在人间。
韩非虽然并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学说还是对秦王政和秦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嬴政统一中国前后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定的。
二、《韩非子》：融合法、术、势
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中。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羼人，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各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公元前？一前337年），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控制、驾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国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强调“势”，以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他又认为商鞅的法治理论有片面性。韩非在《定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要当官的可以委以俸禄五十石的官。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能的，斩敌人首级只要凭勇力就可以了，怎能叫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能的官呢？韩非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没有提出法律来，只要求把商君之法规定得更完满、更彻底。
韩非还认为，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若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然而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就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比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这就导致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王之业。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在位）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治，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能成就霸王之业（《韩非子·定法》）。韩非又以为，申不害言术而未尽，因而他对术又做了详细的阐述。
韩非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他们的名位责求他们的实绩，操握生杀的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犯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闹乱子。这两者不可缺一，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就是要将权术藏于胸中，在对付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暗底里来驾驭群臣。所以法一定要使之彰显，而术则不能让别人窥见。）（《难三》）法是成文法，必须公之于众，至于术则微妙得多了。这是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在他的心目中，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韩非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他以为这就是势。韩非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好比是国君的“筋力”，有了它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与术。
三、“独断”论：君主本位主义
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