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失其鹿，群雄共逐。
元朝末年，几十年地坐享其成，已经完全地将蒙古人从昔日地草原雄鹰，变成了今日地圈养草鸡。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内战不断，而这时地国家军政大权也已经转移到了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元朝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蒙古人要弥补亏空，但却没有宋朝那种开源节流地本事，只有是不断地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而官吏敛括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已然是达到极点，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盗匪横行。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便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由于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北方原辽国、金国汉族人）、南人（南方南宋汉族人），因此蒙古人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由此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还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如是种种，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了最终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并引发元帝国彻底崩溃地红巾军大起义。
在红巾军起义地前后，日后坐大地还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元末群雄，从始至终都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巾军系，以及张士诚、方国珍的非红军系。
红巾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此人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的名分来组织农民进行造反，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于是“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
后来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
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也就是给病人喝掺杂了药物地天然矿泉水，而袁州百姓也“事之如神”。
彭和尚也是长期利用白莲教发展组织的高手，当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时，他逃匿至淮西，淮民“争庇之”。
徐寿辉，本来布贩子一名，实则绣花枕头一个，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他为王，在蕲、黄起义，并建元“治平”，国号天完。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地义军中，“天完”军地纪律是最为严明的，也是扰民最少的。
“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也；“天完”政权地太上皇是彭和尚，主要执行人则是邹普胜。
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邹普胜一军也极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震。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于是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所控制。
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得城多多，遂得遂失；闹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无露面，估计是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就这一点而言，彭和尚是成也白莲教、败也白莲教：读书人所尊奉地是儒家地孔子，与白莲教所信奉地“弥勒佛”风马牛不相及，二者能有什么共鸣才是怪事。
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就做的很好，他在借红巾军地这个外壳壮大了自己地实力之后，立即便与白莲教翻脸为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读书人——应该说也是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地小地主阶级的怀抱中去了。
至于做了如此“不讲道义”地事情之后的结果如何，大家就都有目共睹了。
节节败退之时，“天完”政权幸好有倪文俊能干，率军连接攻克沔阳、襄阳、中兴（江陵）、武昌、汉阳、蕲水等地，最终把徐“皇帝”迎驾到汉阳。
倪文俊与徐寿辉相处了一阵后，“君臣”不和，老倪想杀“皇帝”老徐，不成，只得跑往黄州自己老部下陈友谅处。
孰料，陈友谅正愁自己手下人马不多，见老倪自己送上门来，当即欢天喜地的迎接，然后没过几天，陈友谅就在酒宴上杀掉老上司，吞并其全部兵马。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终于杀掉了徐寿辉，自己即位做了皇帝，定国号大汉。
同是西路红军大将地明玉珍不服陈友谅，于是不久也在四川重庆自立，国号大夏，并以明教为国教攻下了四川，是早期红军将领独霸一方者唯一善终的，他终其一生都在和云南元军作战。
明玉珍原名旻玉珍，因为信奉明教，把自己姓都改了——老朱后来也只敢把国号叫“明”而已。
陈友谅，沔阳打渔人出身，本姓谢，其祖父入赘陈氏，因从其姓。
老陈小时候也读过几天书，略通文义。青年时代有算卦人说他家祖坟风水好，当出贵人，这使得陈友谅窃喜之余，便一直怀有造反异志。
当时民不聊生、天下大乱，有“造反”念头的人其实还是很多的。
徐寿辉起兵时，陈友谅正当小县吏公务员，即刻投笔从戎，加入造反队伍。他首先在倪文俊手下当小文书，不久便自己带兵出外发展，很快成为天完政权的一方军将。
与此同时，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
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听信奸臣谗言，把正在围剿张士诚地丞相脱脱解职，脱脱所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由此而日盛。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在义军中，“龙凤”军地纪律仅次于“天完”——有信仰的部队、不管是什么信仰，其纪律终归是要胜过乌合之众的。
事实上，抛弃了自己信仰地朱元璋军，虽然其纪律不及以上二者，但也还是在非红巾军系地其他队伍之上的。
刘福通以汴梁为中心，指挥和元军的正面战场。最出名的就是三路北伐。基本上经过北伐之后，元军折损已尽，无力和义军再作战了。
刘福通可谓是元廷最大的敌人，他以河南安徽山东为基地和河北、山西、陕西的元军对抗，消灭了元军主力，迫得元廷依靠民军才打败龙凤政权，情况有点类似后来地太平天国。
东路军主帅毛贵是北伐中成就最大者，这人是芝麻李手下，收复了山东，并且一度曾打到过蓟县，差点提前让元顺帝回老家放羊去，是三路北伐军中唯一建立了政权又打下根据地的，而其他两路经过奔袭作战都失败了。
芝麻李也是明教的一个首领，在刘福通起义后三个月攻下了徐州，以呼应刘福通、徐寿辉，三家鼎足屡败元军，形成了元末的第一次反元高潮。
濠州也是在芝麻李的义军庇护下才得以生存，李部有位赵君用，此人一到濠州就差点杀了郭子兴——也就是朱元璋的老丈人。
后来赵君用去了山东，又红眼病发作杀了山东红军主帅毛贵，导致山东战场溃败，中原红巾军战场随之土崩瓦解。
灰常地悲催……
元末农民起义，后人都被朱元璋地义军所吸引，明朝的创立就成了推翻元人统治的代名词，因此那段战国时代的主流历史，便有了很多被遗忘、但很重要的篇章。
当一线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小和尚朱元璋却是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和积累着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为地主放过羊，做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了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
随即进占滁州。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州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独立地、强大的武装力量。
事实上，虽然朱元璋在加入濠州义军后当了首领郭子兴的女婿，并独立一军，下采石，得浙东文人拥护，高筑城广积粮，鄱阳湖大战杀陈友谅，灭张士诚、方国珍，直至北伐大都，但是在北伐之前，朱元璋军其实却是很少和元军主力作战的。
换句话说，在朱元璋发展地前期，他都是以吞并其他义军和小股元军来壮大自己的，而在早期地一线北方红军将领全部陨落之后，朱元璋又趁元军接下来自己火拼的三年中，统一了南方。
应该说，元朝覆灭，不在于朱重八如何的了不起，而在于一线红巾军从至正八年到二十三年，这十余年的奋战消灭了元军大部主力所致。
在元末义军中，方国珍起义最早，在至正八年便开始造反，称的上是反抗元朝的第一条好汉，也是刘基的死对头，刘伯温凭籍和他打仗所积累出的经验写了部兵书，为以后辅佐朱元璋发挥了重大作用。
方国珍一直雄踞东南，在朱元璋先后灭掉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主动
“识时务者为俊杰”地投降了。
张士诚，小字九四，元末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西南白驹)人，他自年轻时代起，就做当地盐场的帮闲记账一类杂差，很能损公肥私，凭关系让三个弟弟干上操舟运盐的营生，顺便走私贩盐。
张士诚为人轻财好施，很似《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江，颇得当地老百姓欢心。从人品上讲，张士诚为人是元末群雄中数一数二的“好人”，不奸险，能容人，礼待读书人，
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率盐丁起兵反元，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等地，随即他就接受朝廷“招安”，还弄了个官做。
但当元廷要张士诚出兵去打濠州等地的红巾军时，老张怕吃亏，推托不去，转而更是径直占了高邮，称诚王，建国号大周，改元天。
转年，张士诚树大招风，大元朝的丞相脱脱亲自率百万大军来攻，把高邮团团围住，当时的张士诚，叫天不灵，呼地不应，悔得肠子都青，连扇自己嘴巴怪自己招摇惹事。
最惨的是，他想投降都不行，脱脱铁定了心攻下高邮后要尽屠当地兵民，以在江南树威示警，但人算不如天算，脱脱遭朝中奸臣算计，元顺帝一纸诏书把他就地解职押往吐蕃，半路毒酒赐死。
至于那“百万大军”，由此一时星散，群龙无首，张士诚终能逃出生天，率一股人马逃出高邮当流寇去也。
从这个角度而言，张士诚堪称是元末对元作战的盖世功臣。
当是时，第一阶段反元大起义已经是进入了最低潮的时候，百万元军已经打破了红巾军长江防线，恢复了南北元军的联系。
正是作为非红军系统的张士诚军，在高邮的围城战中因“不能降”而坚守，最终才阴差阳错地导致了脱脱所率领的元军百万主力崩溃，也从此开始了各路反元义军的第二次高潮。
在天下大乱的“大好”形势下，张士诚很快东山再起，并迅速占领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两个重镇，平江即今日苏州，自古即为粮仓，衣仓，钱仓，是真正的大富之地。
而后，张士诚势力发展极为迅速，湖州、杭州、诸全（诸暨），绍兴、宜兴、常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泗州以及朱元璋的老家濠州，全部被其所占领。
时来运转后，张士诚改平江为隆平郡，开弘文馆，招贤纳士，提前干起“贤德”帝王的营生来。
后来受苗军杨完者部的打击和朱元璋的挤兑，老张又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木儿的“劝告”，再次投降元朝，当起大元的“太尉”来。
扯虎皮做大旗，老张在几年间据地两千余里，北逾江淮，西至濠泗，东达至海，南连江浙，俨然江南一国。
再往后，张士诚要当真王爷，元朝不答应，老张就于至正二十三年派兵进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攻打刘福通。
逼走刘福通和韩林儿后，张士诚自立为“吴王”，定都平江(今江苏苏州)，至此和元朝基本闹翻，连粮食也不往大都运送了。
即便是刘福通如此勇武之人，之后也被张士诚手下大将吕珍包围于安丰（寿县），并于出战时被杀；如果朱元璋不来救，就连小明王韩林儿也会被张士诚军队活捉。
事实上，张士诚打刘福通，也不算是所谓的“起义军”内讧，因为这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派系。
“红军”之间，平时里自己也是互相争得你死我活，所以，张士诚打刘福通，更可称的上是天经地义之事。
在张士诚称王一年之后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也在建康（今南京）自称吴王；为了与张士诚有所区分，时人称张士诚为“东吴”，而称朱元璋为“西吴”。
刘福通战死，朱元璋为救小明王率军北上，遭到陈友谅汉军的全力攻打——朱元璋“过界”了，这时是至正二十四年，正是北方红巾军全军覆没的一年。
这时候照理说元军势力强大，坐山观虎斗后应该消灭疲劳的吴军，说什么也不应让朱元璋从容吞并陈友谅地大汉后，再灭张士诚地东吴的，可是却没有一个元兵出现。
如果元军的两大主力在消灭红巾军主力刘福通部后，趁着红巾军陈朱两部火拼，分兵南下，两军当时的力量均是不足以对抗元军的，这样元军还有最后一丝剿灭义军的机会。
但此时破了刘福通主力红军地孛罗贴木耳的山西元军，却是和察罕贴穆尔的山东元军打起来了——这个察罕，就是《倚天屠龙记》中赵敏那个英明神武的父亲。
孛罗军消灭红巾军主力后，没有南下灭红军，反而北上大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元太子跑到了王保保军中，合兵反击孛罗军，这一战一直打到至正二十五年。
孛罗死后，元朝却是内战仍酣。
察罕贴木尔军、王保保固然是嫡系，但是主力中也包括李思齐等老将，根本就不听王保保的南征将令，然后元军地这最后一支主力就集体开到西北晋陕一带开练，而元顺帝居然乐得坐山观虎斗。
也就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已然并吞陈友谅、并已坐大了的朱元璋，终于开始把兵锋转向了苏州张士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所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
在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就已在檄文中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说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全然不顾自己本身就是红巾军一部地事实。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元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州、台州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
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至此朱元璋已据有东南半壁，并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洪武元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
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之后朱元璋又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终于消灭了其他农民军残余，并击溃了元朝残余势力（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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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张士诚在府邸中闻城溃，谓其妻刘氏曰：“我败且死，若曹何为？”
刘氏良德妇人，冷静答道：“君勿忧，妾必不负君。”言毕，她怀抱两个幼子，在齐云楼下积柴薪，与张士诚诸妾登楼，自缢前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
张士诚当时独坐室中，左右皆散走。
但事实上，刘氏虽然自杀，但那两个儿子却是以“偷龙转凤”地手法留下了一人，交与府中死士，并在半月之前便已潜入民间。
对于吴地之人来说，张士诚为人宽厚多仁，赋税轻敛，因此吴人对他颇多怀恋。苏州当地人一直都很怀念昔日张士诚轻徭薄赋的仁德，每年阴历七月三十日为张士诚烧香，托名为地藏菩萨烧香，实际上是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张氏属下贪纵，但并不残暴，也没滥杀人，加之吴地殷富，即使东吴官员爱钱，却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种贪残。
反观朱元璋，因恨吴人为张士诚所用，他取大地主沈万三家的租薄为依据，格外加赋，高达每亩实粮七斗五升，并且以数年时间把吴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灭干净。明朝人贝清江记载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贫或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张士诚家兄弟三人，全都喜欢招延宾客，张九六（士德）在时，已经延致了不少著名文士，诸如高启、杨基、陈基、张羽、杨维桢等人，终夕饮乐于幕府之中，唱和往来。张士诚又向这些文人墨客们大赠舆马、居室、文房精品，远近潦倒的文人雅士，一时争相趋之。
要说这些文人中，也当真不乏有那真才实学之人，在形势危急之际，便受命拟定出一个“无中生有”地潜伏计划来。
这个计划地核心，便是平江陷落、国祚倾覆之后地东山再起路线图，除张士诚地一名皇子之外，还精心准备了三个替身。
朱元璋之所以后来如此苛待吴地士绅，与这个计划地失密不无关系，但遗憾地是，朱元璋却是终究也没能等到破获这个计划地那一天。
但是，追查这个计划地遗诏，却是在朱元璋死后秘密地流传了下来。
此计划名为：吳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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