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祸后，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下决心学习西方自强以救国，清廷为了适应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当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后，把梁启超和杨度代笔写的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1906年7月，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同意了这份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于是清廷就派杨度为宪法编查馆的提调。1908年8月，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1909年，载沣当国执政后最难应付的，便是全国要求“立宪”了。这种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时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须先把实行宪政的日期确订出来，因此清廷乃宣布在这年九月一日设立各省咨议局，以使立宪活动可以从地方开始，然后在九年内立宪。各省咨议局有点像今天省议会一样，不过议员都不由选举产生的，无论议员也好，议长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绅士担任，如江苏咨议局议长是名重一时的南通状元张謇，湖北议长是汤化龙，湖南议长是谭延闿，山东议长是丁世铎，四川议长是蒲殿俊。
咨议局的出现，使一般君主立宪派或者比较头脑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一种鼓励，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不必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认真实行虚君实宪，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中国就有救了，东邻日本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此他们联合各省咨议局，组成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开国会，他们用提前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抵销清廷九年行宪的拖延战术。
1910年清政府勉强地接纳全国召开国会的要求，成立一个中央的咨询机构——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由各省推选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后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宪友会”，同时在各省咨议局设立“宪友会支部”，自此君主立宪派自己有了活动的团体，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当时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觉得只有早日行宪才能救国，1910年冬天，中央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廷早日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在1909年的时候，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当时的首相桂太郎在谈话中就认为清朝三年内必定爆发革命。他们认为清朝的政治改革速度太快了，宪政和民主都是好东西。但是没有经过前期准备的清朝改革必定是极大削弱中央权威，地方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中国的革命的爆发和内部的分裂。
于是清廷乃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由宣统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这样让步仍不能缓和愈来愈烈的行宪要求，因此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设置内阁，派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作为是立宪的形式。内阁有13名阁员，其中满族占九名，掌握军事、民政、财政大政；而汉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内阁名单公布后，引起国内舆论大哗。因阁员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就有六人，而汉人仅有四人。这与过去政府中尚书满汉各半的规定相比，汉族比重大为减少，所以被外间讥为“皇族内阁。
清朝的“皇族内阁”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对清廷失望的立宪派转变成为革命派，主张暴力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另一部分虽然对清王朝不满，但是还是希望能继续推动清廷的资产阶级改良。而本来在国内不得民心的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下子被国人所广泛接受，并开始发展壮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但是同时也混入了大量的立宪派，这也使得革命成功后胜利的果实会得而复失。清朝中央政府将原本国人希望的“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从此以后政府就失去了公信度，人们宁愿相信谣言也不愿意相信政府。这也为清政府在“铁路风潮”中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在举国失望的时候，清朝这时又在自己这头已经负重不堪的骆驼背上压下了最后一根稻草，结果清王朝覆灭的钟声就在政府手里敲响。在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各国也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从1900年以后各国就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而强占路权就是主要形式。
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声称干路均归国有，支路准各省绅商集股自修。如有违抗，即照违制论。二十二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正式订立《粤汉川铁路借款合同》二十五项，借款六百万英镑，将光绪三十一年中国人民争回的路权再行出卖。
列强各国争夺铁路权和划分势力固然不是办法，而民办铁路由于民智不开和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也进行得不顺利。川汉铁路四川农民和商人一共筹集资金1600万元，但是这笔钱并没有用来修筑铁路，而是被当时的咨议局的士绅官吏给弄没了。其中大部分是拿到上海去做橡胶投机，最后给赔光了；一部分是让蒲殿俊和王纶为首的铁路股东委员会给贪污和消费了。铁路商办的本金主要是一些商人认购的和在农民那里强行按亩派捐来的，而且大多数并没没有上报的那么多。铁路国有地方既得利益者原有的股本全部赔光了和花光了，而且以后不能再以修筑铁路的名义搜刮百姓了，自己填补有填补不上。如是这群犯有非法集资、贪污、挪用公款和公款吃喝的罪犯决心拼死一搏。一个传闻开始在全国流传，说四国银团的借款是有回扣给清廷的，于是激发了人民一股反抗的怒潮，这个怒潮开始时和革命并没有关连，可是演变下去却和革命洪流汇合起来了。
路权的得失，涉及四省持有股票的地主、商人、资产阶级和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利益，致使这四省民众的反清保路斗争愈演愈烈。四月十六日，长沙湘路公司开全体大会，筹议抵制铁路国有。十八日，长沙绅学商民各界一万余人前往巡抚衙门请愿；长沙至株洲沿线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手持铁锺、棍棒，与弹压清军搏斗，击杀清兵二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广东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议决铁路商办。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决案。商民遂以不用清政府发行的纸币、挤兑现银的形式进行抗议。地方当局采取高压手段，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言论，股东们逃到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抗争。留日学生也群情激奋，声援国内，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海外华侨则鼓动以“格杀毋论”的办法来对付铁路国有政策的执行者。四川的斗争则更为激烈。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当场成立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为会长。此后，各县陆续成立同志会，参加者超逾十万。鉴于人民的反抗，各省督抚曾奏请暂缓接收铁路，均不被清廷所允。七月初一日，成都民众开万人大会，号召罢市****，抗粮抗捐，并举刘声元等为代表，赴京陈情。立宪派连夜赶写《保路同志会公启》，刊发光绪牌位，宣扬“文明争路”。翌日，成都及周围州县纷纷罢市****，街道搭席棚，供光绪牌位，引上谕“庶政务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分贴两边，户户举哀号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因势利导，与哥老会联络，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决定乘机发动武装起义。清廷命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镇压。赵于七月十五日诱捕蒲殿俊，制造成都血案，遂导致保路运动走上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形式。。
在这次事件中，充分暴露了晚晴亡国政治的特点：满朝亲贵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在最上层中，摄政王载沣和总理大臣奕劻因为分赃不均而起内讧。四国银行成立债权团，奕劻因为回扣分赃不匀，以及四川总督赵尔巽调东三省总督及江西巡抚出缺都不得预闻，因之请假不往视事。下台的直隶总督端方，久蛰思动。端方本是光绪末年的红官，曾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当他在湖广总督任内时，正值直隶总督袁世凯借丁忧假期来游汉口，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光绪驾崩时，端方任直督，却于光绪移灵时在隆裕太后行宫摄影，犯了大不敬罪被革职。这时行贿数十万获派川粤汉铁路督办。两湖总督瑞澂恐端方欲挤其缺，乃托肃亲王善耆疏通隆裕太后，并党同端方奏参赵尔丰，让端方有机会谋取四川总督。成都滥杀请愿民众后，端方和岑春煊先后奉命前往查办，端方乃由湖北抽调新军一协进驻资州（今资中）。他与赵尔丰积不相容，赵尔丰因内外煎迫，于是自狱中陆续释出被逮诸代表，并洽商四川省自治条款。双方妥协，签订优待赵尔丰条约，赵出告示将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伯英，军事交四川新军第一镇统制朱庆澜，先定辛亥年十月初一宣布自治，继改为第二复改为初七日。赵如约交出印信后，又生悔心，十月十八日成都发生变乱，赵复任总督，结果被杀。端方亦在武昌起义成功后为他所统率的新军所杀，首级送武昌。
原本是一件可以解决的事情，可是因为政府公信度丧失到如此地步，最终一个庞大的王朝却因为一个流言而亡国，真是可悲呀。如果清政府还有一丝的公信度的话，罪犯就不会变为革命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