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装在套子里的人 (1)
在密洛诺西兹果叶村，有两个误了时辰的猎人在村长普洛柯菲的谷仓里过夜。他们是兽医伊凡?伊凡尼奇和高等学校教师布尔金。伊凡?伊凡尼奇有一个特别古怪的双姓——契木夏?喜马拉伊斯基，与他本人是一点儿也不相称，全省认识他的人，就简单地叫他一声伊凡?伊凡尼奇。他住在养马场里，养马场就在城市附近，出来打猎也容易，顺便透一透新鲜的空气。至于那个教师布尔金，他每年夏天都在这儿，住在P伯爵家里，因此，他对这一带已经非常熟悉了。
夜已经深了，他们还没睡。伊凡?伊凡尼奇是高而瘦的老头儿，留有长长的胡子，这个时候静静地坐在门外，在月光下叼着烟斗。布尔金躺在谷仓里的干草上，却并没有睡的意思。在黑暗里，谁也看不清楚他究竟长的什么模样。
其实，他们正在闲聊呢，什么话都聊。他们聊到了村长的老婆玛尔娃，一个非常健康而且绝不愚笨的女人；她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她的家乡的村子，十几年来就这么一直呆在家里，一辈子没见过城市，没见过铁路，没见过其他很多东西，可也就这么过来了，只是偶尔到了晚上才能到街上去散散步。
“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布尔金说，这个世界上性情孤僻的人多着呢，他们像隐居的龙虾或者蜗牛一样，极力地钻进自己生来就有的壳里。这也许是因为隔世遗传的缘故吧!就像我们人类祖先群居时那样，有时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洞穴里。当然，简单一点儿说，这不过是人丰富多样的性格中的一种罢了。谁会知道呢?我又不是博物学家，我是不会去理会这类事情的，也懒得去理；我想要说的只不过是像玛尔娃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绝不少见。不用说别的，就拿我的一个同事来说吧，他的名字叫别里科夫，是教希腊文的，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死去。我想，您一定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他也真是奇怪，就是在特别晴朗的日子里，他也是穿上雨鞋和夹了衬底的温暖的大衣，甚至还带着雨伞。
平时他把雨伞用套子包好，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羊角做的盒子里；他拿出铅笔刀来削铅笔的时候，他的铅笔刀也是放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的那张脸总是躲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着黑眼镜，穿着厚绒线衫，把棉花塞在耳朵眼儿里；他一坐上马车，总是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这个人表现的所有一切，都显现出了一种难熬的、难忍的，而且经常的心意——一心要把自己蒙在一层外壳里，一心要把自己装在一个套子里。现实生活刺激他，吓坏他，使他的心情很不好，不停地波动，因此，他想让自己与外界隔绝，免得受外界影响；顺便也为了替自己的胆怯和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他老是歌颂过去的日子，赞美那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事情；实际上他教的希腊文，是一种死语言，对他来说，除了雨鞋和雨伞，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帮助他逃避生活。
“啊!希腊文是多么的响亮，多么的美妙!”他常常这样说，而且脸上现出甜蜜的表情；他接下来便要证明他的话，眯起眼睛，举起手指头，得意地念道：‘Anttropos!’(希腊语：人——译者)
关于他的思想别里科夫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法令和报纸上的通告上规定的禁止的什么事情，他才弄得明明白白。看到某个法令禁止高等学校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或者看到某篇文章批评性爱，他就觉得既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样就够了，这件事是禁止的。他觉得在官方批准的或者大家所默许的事情里面，老是有些令人起疑心的成分，有着隐隐约约、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的成分。每当当局批准在城里开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茶馆之类的，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当然，好是好的，但说不定，以后会出什么乱子。”
凡是不合规矩的事，凡是脱离常规，超出常情的事，尽管别人看来，与他毫不相干，却使他心里闷闷不乐。如果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里做礼拜去迟了，或者是听到流言，说是高等学校的学生闹出了乱子，再不然要是某个女教师傍晚陪着军官玩得很迟才回来，他就很激动，一个劲儿地说：“谁也说不定会弄出什么乱子来。”在教务会议上，他特别慎重而且多疑，他的那种特有的强调，简直让我们难受极了，他说什么不管男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女子高等学校里也好，年青人的行为都不安分，教室里吵吵闹闹的——唉，只求这种事千万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别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若是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样才是好事。你猜得出来结果怎么样?他凭着那种唉声叹气，闷闷不乐的臭猫样的小脸，加上那苍白的小脸上的黑眼镜折服了我们。我们只好做出让步，减少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直至最后把他俩开除。
他有一种特别的习惯：常常访问我们的宿舍。他去拜访一位教师的时候，总是先坐下来，然后一声不响地瞪着眼睛，仿佛在仔细地察看什么东西似的。他这样一言不发地坐上一两个小时，然后离开。他管这个叫做和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事情却很清楚，也很明白：这样子的访问，这样子的呆坐，对他来说是很难受的。他又不得不过来，因为这样是他对同事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教师都怕他，就连校长也不例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总穿着雨鞋、带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高等学校辖制了整整十五年。光是高等学校吗?全城都受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在礼拜天不组织私人演出，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到了斋期不敢当着他的面吃肉，不敢当着他的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一类人的影响下，全城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十五年，他们不敢高声说话，不敢写封信，不敢交友，不敢看书，不敢赈济穷人，不敢教人认字和写字……
伊凡?伊凡尼奇嗽了嗽喉咙，准备继续往下说，可是他却先点燃了烟斗，瞧了一眼月亮，然后才一板一眼地讲了起来：“是啊，就连那些读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巴克尔等等写的书的正派人，也不得不低声下气，忍受这样的事情发生。”
“别里科夫跟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就住在一层楼上，房门还和我的正对着呢，我也经常碰到他，也知道他在家里的生活方式。不过还就是那一套：睡衣啦、睡帽啦、百叶窗啦、门扣啦，各式各样的禁条和忌讳，还有：‘唉，谁也弄不准会出什么乱子哟!’大斋的饮食不合他的胃口，可是他又不能吃肉，因为怕别人说他不持斋；他就吃用牛油炸的鲈鱼——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吃食，但也不能叫做肉。他从不雇佣女佣人，因为怕人家说闲话，于是雇了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傻头傻脑的，爱喝酒，名叫阿发纳西，从前做过勤务兵，还算马马虎虎地会烧一点菜。
“别里科夫的卧室非常小，跟盒子一样；床上吊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拽过被子蒙上脑袋；房子里又热又闷，又不通风，炉子发出嗡嗡的响声，厨房里传来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非常怕会出什么事，深怕阿发纳西来谋害他，深怕小贼溜进来；于是，他整夜地做噩梦，每天早晨他脸色苍白，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地和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而他所去的人多的地方——学校，也使他充满了害怕和憎恶；我害怕和他并排走路，因为有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总也不愉快。
“‘课堂里真闹啊!’他常说，仿佛要找一个说法来说明他的愁闷似的，‘真叫人受不了!’
“不过，你信不信，这个希腊文教师——这个一心把自己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儿就结了婚。”
伊凡?伊凡尼奇很快地瞟了一眼谷仓，说：“您不是在说着玩吧!”
“是啊，看起来虽然奇怪，可是他确实差点儿结了婚。有一个新来的史地教员，是一个名叫密哈益?沙维奇?柯瓦连科的乌克兰人，给分配到我们的学校里来了，带着他的妹妹华连卡。他个儿高高的，皮肤发黑，手也挺大，从他的脸就看得出来他的嗓子是洪亮的低音，事实上他的声调好像是从桶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嘭!嘭!嘭!’她呢，就不怎么年青了，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她的身材匀称，个儿也高，黑眉毛，红脸蛋——一句话，是一个生龙活虎、闹闹哄哄的小姑娘；她老爱唱小俄罗斯的歌，老爱笑，只要人家稍稍一逗，她就发出清脆的笑声：‘哈哈哈!’我们第一次认识柯瓦连科兄妹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些死板的，沉闷的，把这类活动看作应公差的教师中间，我们忽然看见一个美丽的女神从浪花里钻了出来；她走起路来把两手插在腰上，笑啊唱的，跳啊蹦的。她带着感情唱《风在吹》，然后又唱了一支乌克兰的歌，随后又来一支；她把我们，包括别里科夫在内的人都迷住了，他在她身旁坐下，露出甜蜜的笑容，说：‘小俄罗斯的语言让人联想到古希腊文的柔和与清脆好听。’
“这话中了她的意，她就开始热心地、动情地对他讲他们家乡的事，她的妈妈住在葛嘉斯基县，有一块土地，种梨树，也种西瓜，还有好的酒馆，他们用番茄和茄子做浓汤，那汤好吃极了!
“ 我们听啊听啊，忽然我们大家都想起了同一件事。
“校长的妻子悄悄地对我说：‘如果把她们配成夫妇，那肯定是一件非常绝妙的事情。’
“也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这才想起来，想起这里还有我们的一个朋友别里科夫没有结婚；我们以前从没有理会过，也根本没有注意过，所以到了现在才觉得奇怪，在别里科夫的人生里还有这么一件要紧的事没有办。而别里科夫对女人的态度怎样?对婚姻的态度又怎样呢?他是否为自己考虑过终身大事?在这以前，我们是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事儿的，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思想里：一个不管天气如何总是穿着雨鞋，睡觉总要挂帐子的人还需要爱情吗?
“‘他已经四十岁出头了，而她也三十岁了，’校长太太接着说，进一步阐明她的思想，‘我相信她肯定会愿意嫁给他的。’
“也许是由于烦闷无聊，做了一些无益的傻事，使得我们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打个比方说吧!我们大家把别里科夫想象成一个不能结婚的人，按理是没有必要给他做媒的，但是。校长太太啦，训导主任太太啦，所有我们高等学校的太太们，都变得活跃起来了，甚至漂亮多了，一个个仿佛找到了生活目标似的。在戏院里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包厢；那阵子，华连卡坐在里面，扇着扇子，满面放光，很高兴的样子。别里科夫就坐在她的旁边，一个伛偻似的矮子，看上去就像刚被钳子从他的住处夹出来似的。要是我们有谁开晚会，太太们就坚持着要我们请别里科夫和华连卡。总之，一切都已经开始了，华连卡也并不反对结婚，她和她哥哥在一块儿生活也不是很快乐，他们经常吵架，一连几天地争吵，这儿就有一个典型的场面：柯瓦连科‘顺着大街大踏步走着，他是高而壮的汉子，穿一件带有绣花的衬衫’在他的额头上，一绺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搭拉着，一捆书提在手中，一只手拿根有节疤的粗手杖；他的身后是他妹妹，同样也拿着书。
“可是你没看过这本书，密哈益里克!(她哥哥密哈益的爱称——译者)’她大声争辩道，‘我告诉你，我敢赌咒：你绝对没看过 !’
“‘我看过嘛’我跟你说过!’柯瓦连科大叫一声，把手杖在人行道上顿着。
“‘唉，密哈益里克，我的天，你为什么这么别扭?要知道，我们谈的可是原则性的问题啊!’
“‘我看过嘛，我跟你说过!’柯瓦连科叫道，声音更响了。
“在家里，那就一定要闹到开火的地步，这种生活她一定过够了，巴望有自己的家了。何况，她也不小了，没有工夫来挑啊选啊，跟谁结婚都无所谓了，即使是希腊文教师也不碍事。不管谁，只要静下来想一想，不都明白了吗?我们的小姐们大多数是不管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算有了一个结果。总起来说，华连卡对别里科夫开始有好感了。
“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去拜访柯瓦连科，就像他也常来拜望我们这些人一样。他去了也就坐下，也就那么闷声不响地坐着。华连卡给他唱《风在吹》，或者用她那黑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他，再不然就扬声大笑——‘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