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夏尔不安地问道：“张先生，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么？以我们现在的财政状况和军事实力，根本不足以承受与普鲁士开战的重压啊。”
张继微微地摇了摇头，说道：“很抱歉，眼下，我还没有看到和平的曙光。”
保罗·夏尔说道：“难道不能通过举行和平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来解决普法之间的争议么？‘三十年战争’不就是以《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署为结局的么？‘三十年战争’的参战国之多、战况之惨烈远甚于三个月前的冲突，尚且可以举行和平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结束，普法之间的争议为什么就不能呢？”
张继摇摇头，说道：“保罗·夏尔先生，您要知道，‘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更加得不到’，外交活动终究是要以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因为和平谈判就意味着参战双方的妥协，也就意味着必然有一方要放弃一部分已经到手或者即将到手的利益。如果参战双方势均力敌或者都已经被战争拖垮了，那它们自然会选择通过举行和平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结束战争，因为这样做是理性的、明智的，符合最大利益的。您刚才提到的‘三十年战争’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三十年战争’之所以能够以《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署为结局恰恰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地区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一方已经被战争拖垮了，而法国、丹麦、瑞典和德意志地区新教诸侯一方的财政状况和军事实力也已经不足以支撑战争继续。因此，参战双方才在战争几乎已经结束的情况下，选择了通过举行和平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来善后。即便如此，《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也不是一个条件对等的和平协议，事实上，《威斯特法利亚和约》是偏向于法国、丹麦、瑞典和德意志地区新教诸侯一方的，因为，它们是事实上的战胜者。
张继顿了顿，继续说道：“但是，如果参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不均衡，又或者强势一方的财政状况和军事实力足以支撑战争继续的话，强势一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放弃那一部分已经到手或者即将到手的利益呢？现在的普鲁士和法国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普鲁士不向法国开战，它就一无所有，如果向法国开战，它就有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潜在殖民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赌上一把呢？更何况，自己还是强势一方，更加没有主动放弃的道理了。”
保罗·夏尔说道：“张先生，您没有弄明白我的意思，既然我提出通过举行和平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来解决普法之间的争议，就意味着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牺牲一部分利益以满足普鲁士的扩张野心了。如果普鲁士能够以和平方式攫取这些利益，它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呢？”
张继摇摇头，说道：“保罗·夏尔先生，您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我知道既然您提出通过举行和平谈判、签署和平协议的方式来解决普法之间的争议，就意味着您已经下定决心要牺牲一部分利益以满足普鲁士的扩张野心了。但是，您所下定的决心有多大呢？换言之，您愿意牺牲多大一部分利益呢？能比普鲁士通过战争方式攫取到的还要大么？如果能，那么，您是否想过，这样的牺牲，法国民众能够接受么？如果法国民众不能够接受，或许还没等普鲁士军队入侵，法国民众就已经起来推翻陛下的政府了。如果不能，普鲁士又为什么愿意和您坐到谈判桌前呢？更何况，贪得无厌本来就是人的本性，这次，您牺牲一部分利益以满足普鲁士的扩张野心，下次又如何呢？中国的政论家苏洵在《六国论》中指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还有一个成语，叫做‘得寸进尺’，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中，也就是不要指望依靠妥协和退让来满足敌人的贪欲与野心。”
说到这里，张继意味深长地说道：“更重要的是，即便普鲁士的政界、财界和实业界领袖们愿意和您坐到谈判桌前，普鲁士的军界领袖们也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的。”
保罗·夏尔疑惑地问道：“这是为什么呢？”
张继笑着说道：“保罗·夏尔先生，您是财政大臣，精于投资实业，但您不是外交大臣，不懂世道人心。让·塔里昂先生在这方面就比您要老练的多。很多时候，您都还是太善良了。请您记住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是利益导向的动物。那么，对于普鲁士军界而言，其根本利益何在呢？很简单，就是获得更多的军费预算。但是，在国家兴办教育、投资实业因而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获得军费预算呢？是的，战争。也就是说，普鲁士的军界领袖们渴望通过一场最终获得胜利并成功攫取到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潜在殖民地的对外战争，向政界、财界和实业界领袖们展示其自身价值，使他们明白，‘让普鲁士的大炮为普鲁士的工厂获得更广阔的市场’才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最佳捷径。这样一来，他们在今后才能获得充足、稳定的军费预算，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即便普鲁士的政界、财界和实业界领袖们有心避免战争，普鲁士的军界领袖们也会想方设法地发动战争的。或者说，军界已经开始成为普鲁士的一个拥有左右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力量的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了。可以说，普鲁士的军界，才是法国真正的敌人。据我推测，三个月前的冲突很有可能就是在普鲁士的军界领袖们的授意下挑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