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的终点
虽然克利斯朵夫在法国以外小有名气，但这并没有使两个朋友的境况得到多少好转。隔一段时间，日子总会艰难得让他们吃不饱，但是，有了钱，就总免不了暴食一番，以慰劳一下自己的胃。不消说，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很伤身体。
此刻，他们又陷入穷困。头天晚上，克利斯朵夫熬了整整一夜，替哀区脱完成了一份无聊工作。到天亮时，才得以上床；他倒头便睡以便补回那无眠的一宿。奥里维大清早就赶往巴黎城的另一头去上课。大概是八点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打铃了，若平时，摁铃不应，他就干脆把信塞到门下。可这天早上，他却颇有耐心地继续敲门。克利斯朵夫睡眠朦胧地打开门，却没注意到门房异乎寻常地微笑着，正在絮絮叨叨地跟他讲报上的一篇报导，他拿了信，看都没看一眼，便把门一推，也不管是否关严，就爬上床，又睡着了。
过了一个小时，他又被惊醒了；他看见床前站着一个陌生人，正在对他郑重地行礼，他不禁吃了一惊。克利斯朵夫愤愤地跳下床来，冲他嚷道：“你怎么进来了？”原来，那是个新闻记者，敲门不应，见大门开着，便不客气地走了进来。
他抓过枕头去砸客人，客人躲开了，急忙说明来意，自称是《民族报》的记者，因《大日报》上的一篇什么文章而专程来访克拉夫脱先生的。
“什么？”
“先生您没看一看吗？”记者说着，便急切地把那文章讲给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重又躺下，要不是实在太困，他早就把来客给轰出去了；他实在懒得再爬起来，他便钻入被窝，试图继续睡觉。很有可能，他便会这样睡过去，可来客固执地高声念那篇文章了。听完最初几行，克利斯朵夫就清醒过来，因为人家竟然把他——克拉夫脱先生说成是当世第一音乐天才。克利斯朵夫睡意全消了，他惊奇地诅咒一句，从床上坐起，说道：“难道他们全见鬼了吗？”
记者趁机停下来，他向克利斯朵夫提了一大堆问题，克利斯朵夫想都不想就回答了。之后，克利斯朵夫捡起那篇文章不胜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还没来得及细看文字部分，又来了第二个记者。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气坏了，他命令他们俩出去，可是他们决不会照办的，除非他们把室内的布置，墙上的照片，艺术家的相貌等都记载下来了，克利斯朵夫觉得好笑又很生气，衣服也顾不得穿好，便把他们推出击了。
可这一天，命中注定他不得安宁。他还未梳洗完毕，便又有人来敲门了，而且用只有朋友才知道的方式敲。克利斯朵夫出来开门，但还是不认识这个人，他想痛快地打发来人走，可不料，来者说他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对一个赞誉你的人，你又怎能失礼呢？克利斯朵夫十分懊恼，却不得不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他不知道名声是怎样凭空而降的，难道某年某月某日他曾给别人演奏过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杰作？顾不上这些了。那记者也不管他愿意与否，就特意来拉他出去，说是著名的阿赛纳?伽玛希正在报馆等他，汽车都已经停在楼下了等等。克利斯朵夫本想推辞但又推不掉，只好被他拉走。
十分钟后，他被引见给无冕之王——阿赛纳?伽玛希。那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强壮的男子：身材矮小，但很肥胖，脑袋又圆又大，有一头灰色的头发；脸红红的，声音粗浊，惯用命令式语句，且常常会滔滔不绝地来一大番议论。他很会做生意，也很会利用人，又自私又奸猾，热情又自负，他自认为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全人类的事业同样重要。他一口咬定他的利益，他的报业的发达，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不惜反对政府。另外，他度量宽宏，与一酒醉饭饱之徒一样，有理想，喜欢扮演上帝的角色，时不时地从社会的底层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上来，以表现他的权势伟大得可以造就名人。他神通广大，只要他高兴，也能制造一个天才。
这一天，他是来“制造”克利斯朵夫的。
而这件事是奥里维无意中发动的。
从不为自己钻营的奥里维，向来避新闻界如避蛇蝎。但为了他的朋友，他却改变了一贯的想法与作法。他就像是那些温柔的妈妈，骨子里明明是老实巴交的小布尔乔亚，一个贞节的妇人，为了挽救孩子，竟不惜出卖色相。
他在杂志上写文章时，只要接触到批评家及音乐爱好者，就刻意提起克利斯朵夫；而他奇怪地发觉，不知从何时起就开始有人在认真听他的话，周围似乎在隐秘地传说，这种传说正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而法国艺术界有所惊动吗？其中原因谁也说不清。而巴黎有帮善观气色的人，比圣?雅各街的气象台预测得都准。一个新秀的光芒盖过了别人，沙龙里流行的话题，不知何时，就会宣布在一篇广告式的文章里，那些终日聒噪的喇叭会把新偶像的名字送进一双双麻木的耳朵里。这种喧闹往往会吓坏偶像最好的朋友，尽管这种情形是他们造成的。
故奥里维与那篇《大日报》的文章有很大关联。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巧妙地稍稍露点口风。为免成为众人笑料，他不让克利斯朵夫与新闻记者发生直接的联系，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安排一位记者见了见克利斯朵夫。而这些举动引起了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变得更加神秘，奥里维从未与新闻界打过正面交道，不想却开动了那架可怕的机器——一旦拨动，便无法控制或减速。
奥里维在上课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章，不禁唬了一跳。出乎意料！他以为报社一定要了解清楚后，才会动笔。这么想太天真，假如一份报纸肯费这么多工夫，那一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加上有同行的竞争，因此它得快，而不管是否了解这位新人物，而被捧的人自是不会有怨言，更不会考虑这些了。
《大日报》先是细细地描述了克利斯朵夫清贫的生活，说他是德国的专制政府的牺牲品，崇尚自由，被迫流亡，躲到自由灵魂的庇护所——法兰西——来，然后又对他的天才极尽吹捧之能事。虽然对这个天才，作者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早期的部分创作，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深以为耻而意欲烧毁的东西。可是尽管如此，那位记者还自吹是知道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用意的——他所强加给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用意。从克利斯朵夫、奥里维，甚至对鼓吹知之甚详的古耶等人嘴里，零零碎碎地听来的几句话，为让记者制造出一个“共和国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他又乘机诋毁当代的一些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的音乐家。只有一两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颇有声望但他们的音乐又不如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不过，这只是小节问题。更主要是为了批评那些人，而不是为了赞颂谁。故在巴黎，当你读到一篇满是颂扬的文章时，要是聪明的话则最好向相反的方向想想：“这是在骂谁呢？”
奥里维一边看报，一边羞得满脸通红，自言自语道：“看我做的好事！”
好不容易上完了课，他便匆忙往家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一个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呆了。他等克利斯朵夫回来吃午饭，可克利斯朵夫没有回来。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奥里维越来越焦急，心想：“他们会让他说出多少傻话啊！”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过午饭，被香槟酒灌得头重脚轻，丝毫不懂奥里维为何担忧，不懂他为什么不放心地追问他说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大吃一顿。我可很久没这样大吃大嚼过了。”
他开始列举那些菜名：“还有酒……什么颜色的我都喝。”
奥里维打断他的话，问他谁同他一起吃。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为人爽快；还有那写那文章的格劳杜米，一个挺可爱的小青年；还有三四个人我不大认识。他们都很快活，又客气又殷勤，都是一些最好不过的好人。”
奥里维将信将疑。克利斯朵夫感觉他有些古怪，便问道：
“你没看过那篇文章吗？”
“啊，看到了，看了才不放心。你仔细看过了吗？”
“看过的……扫了一眼，我当时没有时间。”
“那么你去仔细念一念吧。”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岔了气：“嗬！净胡说！”
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嗬！批评家全是这路货色，什么也不懂。”
可是念完，他就真生气了：胡闹!简直把他搞得面目全非，不成体统，说什么他是“一个共和国政治的音乐家”，这是什么！……除了这种笑话，他们还拿他“共和的”艺术去攻击前辈大师——实际上他很尊重这些伟大的心灵——不像话！那还像话吗？……
“什么东西！他们以为我是白痴了！……”
而且在提及他克利斯朵夫时，何必去批评那些颇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对这些音乐家，他还是有点好感，他们可都很努力。而最最可恶的还不止于此，他们硬说他对他的祖国十分仇恨……那可是他最受不了的……
“我要写信警告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道：“不，现在别写！你太激动了。等明天，等冷静下来再写也不迟……”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只要有话要说，他就要说出来，只答应会把信先给奥里维过目。这一点非常要紧，信稿对文章进行了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国家的看法。然后，克利斯朵夫立马拿起信，奔向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后说，“总算没全部搞砸，明天，我的信会被登出来。”
奥里维担心地摇了摇头，随后，他仍然用不放心的目光注视着克利斯朵夫，问他：“吃午饭的时候，你没说出什么傻话来吧？”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答。
“真的？”
“当然是真的，胆小鬼。”
奥里维稍稍放了心，可克利斯朵夫却担心起来，他想起自己确实说了许多放肆的话。当时他太快活了，对人一见如故，毫无戒心；他觉得他们那么诚恳地待他！当时克利斯朵夫又兴致高昂，进而带动了别人的兴致。他那亲热、随便的态度，活泼的谈吐，豪爽的吃喝，很对伽玛希的胃口；因为伽玛希也是个饭桌上的高手，结实、粗野，胃口健康的他，最讨厌又娇又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了，因此也就格外地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在饭桌上对克利斯朵夫提议，将他的《卡冈都亚》改编成歌剧。听完这怪念头，克利斯朵夫哈哈大笑，好不容易才把要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院的报馆经理给拦住。（据伽玛希透露，那些人都听他的。
）这个提议让克利斯朵夫想起那时改编《大卫》的事，便脱口说出众议员罗孙为捧情妇专门给她办了一场演出。这让罗孙素有宿怨的伽玛希十分高兴。克利斯朵夫酒喝多了，看见大家都听他讲话，无意中又透露了一些轶事，除了他别人都记住了。此刻奥里维问起，克利斯朵夫全想起来了，吓得直打寒噤，因为他能预料到事情的后果。现在，他酒意已全消，也就看得更加清楚，清楚得好像事情业已发生：经过一番渲染，那些冒失的故事刊登在专攻人隐私的报纸上，而他那些有关艺术的论调也被用来作抨击他人的利箭。至于他的那封信，他和奥里维都知道得很清楚：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无异于浪费笔墨；做盖棺定论，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永远不是你。
果然不出所料，他所泄漏的私事发表了，更正的信件则如泥牛入海。伽玛希只捎过话来，说他知道克利斯朵夫胸襟宽广，这种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但伽玛希会为他保守这个秘密；而硬加在克利斯朵夫头上的意见却在继续传播，在巴黎的报上，在德国的报上，在德国引起了一阵尖刻的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祖国竟怀有这样的恶意，必然是会引起公愤的。
克利斯朵夫自作聪明，当别的报社的记者访问时，声明自己拥护德国政府，他说在德国同样自由。——却不想那是保守党的报纸的记者，而那记者却趁机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加在他头上。
“好戏上演了！”克利斯朵夫说，“唉，我的音乐跟政治又有何干呢？”
“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惯用伎俩！”奥里维回答说，“你看看这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吧。这个说他是雅各宾党的，那个说他属于教会派的，他一会儿是平民派，一会儿又是保王党。”
“哈！贝多芬真该把他们踢到一边去！”
“那么你也学贝多芬就行了。”
克利斯朵夫是想这样做，可他做不到，一想到他们曾向他表示亲热他就做不出来。而他独自在家奥里维也不放心，因为总有人不断地来访问他；而克利斯朵夫尽量小心，可依他的脾气，最终的结果还是斗不过记者。有些女记者哄骗他说出自己的恋爱经验，还有些记者则利用他来诋毁别人，每每令克利斯朵夫万分狼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