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使团过了幽州，继续南行，不久之后离开辽国，进入雄州地界。这里是大宋北方防御桥头堡，宋辽使臣往来的必经之处。
失去了燕山屏障之后，为了防止契丹铁骑南下，宋朝付出的代价和辛苦就更大了。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人为制造屏障，雄州一带沿着宋辽边境，在天然河道水域基础上，大肆挖掘，修建塘泊。硬生生地人为造就出数百里防线，利用塘泊沼泽来阻止辽军骑兵。
以步兵防御骑兵，还是无险可守的情况下，也只能用这等方法了。相当艰难，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一有风吹草动，边境驻军便枕戈待旦，效果也难免打折扣。
即便如此，老天爷也很不给面子，一点也不垂怜辛苦的宋朝守军。连续多年，黄河数次决口，改道北流，俨然成为宋辽两国界河。黄河带去大量泥沙，使得宋军辛苦挖掘的塘泊日益淤积，使得本就脆弱艰难的防线雪上加霜。
由此可见，幽云十六州对于宋朝的影响何其之大？收复燕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随之不断提高。
林昭心中的念头越发强烈，或许是该做些什么了……
一路南归，河朔的大水已经退去，但灾害影响却并未过去。许多百姓依旧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生活极为困苦。尤其是在冬日严寒到来之后，就更加的可怜了。虽说朝廷已经调运物资赈灾，但一时之间哪能面面俱到，有所疏忽是难免的。
一路上看到种种惨状，更让人唏嘘感慨。治河救灾，富国强兵这些问题也都日益严峻。好在宋神宗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有意支持王安石进行改革变法，做大有为之君。
说实在的，对于宋朝的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历史，林昭多少有些了解。但对于王安石变法却知之甚少，仅有的了解可能只限于中学历史教科书。
变法内容看起来似乎都是好的，要是能认真实施，是否真能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呢？
可惜在原本的历史上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至于原因，难道真只是因为触犯他人利益，受到抵制吗？那么欧阳修、苏轼等一批有识之士何以也要反对呢？也许王安石那边也是有问题的……
只可惜前世对此了解不多，此时两眼一抹黑，只能等变法开始之后，亲自探索才知道。
林昭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穿越者牛逼也是有限的。
若非历史专业人士，哪能事事了解的那么仔细。在大的历史走向，些许创造发明上是有优势的。但朝堂风云，律法改革方面，还是差了一些，有时甚至不如一些有远见的精明古代人。
原来穿越者的光环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林昭潜意识的优越感微微有点受挫，看来是得虚心学习才是……至少在王安石变法这件事情上，并非高瞻远瞩之人，更多是个探索者……
不过此刻的林昭对变法多少有些期待，自己能走上仕途也是王家父子帮助之故，予以回报也是应该的。
林昭心中暗想，不若先跟着王相公干上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帮忙改进，促成变法落实。何况至少在未来几年，拗相公王安石可是大宋朝的风云人物，大权在握。暂时跟着他，对自己的仕途发展也会大有裨益的，嘿嘿……
自雄州南下，有大宋军一路护送，经过真定府，过澶州，于十一月中旬终于回到了汴京。
出使三个多月，劳累辛苦，压力重重，还经历了生死危险，已经是相当的疲惫。因而看到陈州门，回到阔别许多的汴京，油然而生的熟悉与放松让他们极为享受。
虽然很想直接回江南居，美酒佳肴，休息享受。可职责在身，必须先向朝廷交差。出使情况汇报的奏章和《语录》在雄州时便已经快马送回，想必官家和相公们已经了然于心。
当然了，一般情况下，皇帝还会再接见使臣，表示慰劳赏赐，并询问一些细节。可是林昭等人进城之后，消息送去皇宫和两府，回话却让他们有些惊奇，有些失望。
官家和两府的相公们正在议事，暂不接见，改日另行宣召。
这算是怎么回事？
曾巩脸上浮现出迷惘之色，张宗益则闷闷不乐，大有一副功臣受冷落的感觉，唯有林昭乐得清闲。如此正好，哥就先回去休息休息，许久不见表妹和孟小姐了，不知他们都还好吗？一会回去给他们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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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宫紫宸殿，接到使团回京的消息，皇帝赵顼还真想立即接见。他已然看了出使奏报，知道此番赶上辽国叛乱，经历不同寻常，正想仔细询问，满足一下好奇心的。
可是眼下根本就走不开，两府的相公们、翰林学士、御史台、大理寺、刑部等诸多官员，正在激烈辩论，吵得不可开交……
赵顼听的实在烦闷，因为辩论的主题实在有点特殊……
大臣们争论的不是治国方略，重大政令，而是一桩案件，一桩地方上很普通的刑事案件。
普通的案件能拿到皇帝面前，让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那这案件还能普通吗？可是案件的本身确实并不复杂……
熙宁元年八月，登州有一女子名阿云，父母亡故，由家中尊长许配给一个名叫韦阿大的男子。韦阿大长相丑陋，容貌清秀的阿云心中很不乐意，便趁其晚上独自就寝于田舍之时带刀去杀他。
因阿云力气小，十余刀未能将其砍死，只断其一指。案发后，官府抓不着凶手，便怀疑是阿云所为，将她抓起来审问，在将要动用刑讯时，阿云全盘招供。
表明上看只是个伤人案，却有谋杀未遂的成分在内。宋朝的法律规定很明晰，以及古代的礼法情况下，两个当事人之间有特殊关系，使得这个案件就更为复杂了。
《宋刑统》有明确规定，谋杀亲夫属于恶逆，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同时订婚和案件发生时，是阿云母亲的守孝期，属于不孝，在讲究忠孝的古代，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如果以这两条罪名判决，阿云必死无疑。但登州知州许遵是个仁善之人，不忍阿云一个弱女子就此惨死。认为阿云与韦阿大只是订婚，并未成亲，故而不存在谋杀亲夫一说。同时认定阿云是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死罪是可以免除的
案件上报后，审刑院、大理寺却以违律为婚、谋杀亲夫的罪名判处阿云死刑。但许遵上奏认为：在官吏传讯被告时，如果被告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此案经刑部复核后，奏请皇帝裁决。最后，皇帝赵顼特颁敕令，免除了阿云死罪。
事情到这里也不算不上什么，可是刑部不接受，拒不执行。恰好此时，登州知州许遵调任大理寺任职，便坚持己见，认为阿云不应予以重判。监察御史里行钱顗随即上书，弹劾许遵判案不公，案件再次交由圣裁。
皇帝赵顼很是无奈，只得将案件交给翰林学士商讨，于是乎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参与进来，一个普通的案件就变成了绵延许久的朝堂激辩。
根据《宋刑统》规定，谋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司马光即以此条为法律依据，将《宋刑统·名例》中所注：“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一条中的“因”，解释为数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在犯为盗、劫囚、略卖人之类的罪的同时又杀伤人的，适用自首并免除上述之罪。显然，这里并不包括“谋杀已伤之罪”。因此认定，阿云还是应该判死罪！
偏巧熙宁元年七月皇帝下发过一道诏书：“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这与《宋刑统》中的规定产生了冲突。许遵、王安石等人认为，应以诏旨中的所称作为量刑时加以考虑的情节，才能公正处理此案。按律断刑显然对阿云之狱的量刑过重，应当从轻发落。
双方各持己见，已然吵了数月之久，并且一直持续发酵，牵涉愈发的广泛。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小女子在大宋朝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