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七人武工队两支半枪，靠吃祭品坚持半年，制止了一个区伪化

紫网2023-10-15 11:48:560阅

“书记，让我领导全县的抗日斗争？”

1942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范征夫被召集到江苏省丹阳市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接受来自地委的指示。当上级让他独当一面，担任镇丹县武工队长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范征夫是江苏扬州人，1920年出生。他家境不错，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才参加革命。1940年，范征夫参加新四军，参军第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范征夫已经有三年军龄，为什么组织上让他担任武工队长的时候，他仍旧感到惊讶？

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参加新四军的时候，他才17岁，先是在部队担任抗日游击队宣传员。几个月之后，他到我党主办的《太湖报》当编辑。

1941年，锡宜武（无锡、宜兴、武进）三县行政委员会成立，21岁的范征夫被选举为锡宜武三县行政委员会助理秘书。不久，他又调到了金坛县，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参议会秘书长。

上级让他担任武工队长的时候，他的职务是丹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兼文教科科长。

看到这里，相信你会明白了，范征夫虽然有差不多四年军龄，但他始终是文职人员，没有在前线出现过，没有打过一次仗，甚至枪都不会好好使。

而且日本鬼子在苏南茅山“清乡”以后，原来的县长又刚刚调走，组织上在此关键时刻，把范征夫这个“秀才”留下来坚持斗争，还让他担任武工队长，同时担任延陵中心区（丹阳市延陵镇）区长，确实是有点为难他。

延陵中心区，离丹阳15公里，人口超过20万，区域不能算小。如何完成任务，范征夫心里没谱，所以才以为自己听错了。在听到地委书记肯定答复之后，范征夫还是接受了任务。

原因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安排，不能挑肥拣瘦，更不能推脱。

1944年11月17日，中共苏南三地委副书记李广和高淳县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前排左起：李广、毛英奇、周林，后排左起：杨辛、许治、范征夫。

当范征夫走马上任，来到区委办公地，召集武工队开会的时候，他傻眼了，开会的包括他在内只有7个人。“还有人没来吗？”

“报告区长，人到齐了。”通信员小孙回答道。

“就这几个人，怎么打仗？”范征夫心里这样嘀咕，但是没有敢说出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到会的几个人没有带枪。“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没有带武器？”

“报告区长，没有配发武器，让我们怎么带？”有人回答说。

范征夫一听，暗暗叫苦，自己这个武工队，严格地说，只有两支半枪：作为区长和武工队长，组织上给范征夫配发了一支20响的驳壳枪；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朱祖武也有一支王八盒子。区军事股长手中只有一支土造的短枪，这枪打一下，拉一下枪栓，能不能击发出子弹全靠天意，所以只能算半支。

当时苏南的形势非常严峻，皖南事变之后，顽军跟新四军撕破了脸，我军处在日伪顽三方的围攻之下，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更加严峻。

延陵区距离汪伪政权统治中心南京距离不到100公里，在敌人眼皮底下；这里又地处京沪杭三角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因此，它是日伪重点“扫荡”地区。从1941年开始，日伪集结重兵，对该地区进行疯狂“清乡”，一出动就是上万兵力。到1943年，日伪已经完全控制了延陵区，在那里建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有2000多名日伪军盘踞。

地委也深知这一点，并不要求武工队跟敌人真刀真枪，明火执仗地干。

“不是让你们跟敌人硬拼，在敌人心脏里搅和，弄得他们心慌意乱、鸡犬不宁就行。”地委书记说。

武工队的具体任务是做思想工作，用上级的话说是“三反”：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

1943年1月6日，范征夫的武工队组建不到一周，就遇到了严峻考验——日伪军出动3000多人，对延陵区开始了“清乡”。

日军此次“清乡”来势汹汹、咄咄逼人，范征夫仔细分析之后，还是看出敌人的短板，那就是他们这几千人还是有点少，无法全方位覆盖，只能一片一片“清乡”。

范征夫仔细研究之后，想到了对付敌人的办法，那就是跟敌人反复兜圈子：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就到北。

敌人在这一阶段的努力，等于白费，武工队仍旧活跃在这里，到处刷标语，打汉奸，让敌人很是无奈。

敌人经过前段时间的劳而无功，也在总结教训，随后改变了策略。到了3月份“清乡”的时候，敌人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行动，实现全方位覆盖。

然后，他们把大部分村庄包围起来，只许进不许出，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他们通过内线，得知新四军主力已经走了，也知道新四军成立了武工队，还知道负责人是范征夫。日军就画出了范征夫的画像，在各村张贴，悬赏十万取他的人头。即使能够提供范征夫信息，也会获奖一千伪币。

他们还开出优厚条件，鼓励武工队员“反正”，投降过来的战士，可以领到一万元“安家费”。

更歹毒的是，敌人在各村实行连坐政策。如果一个老百姓掩护新四军，一家人就要被杀头；一户人家私藏新四军，他的十户邻居就要遭殃。哪怕没有参与，知情不报也会被处死。如果村里藏有新四军，这个村子房屋就会被烧掉，从地图上抹平。

不得不说，日军这一招太毒了。其实日军这一招，还是跟蒋介石学的，当年在苏区，国民党就是这样搞的。

敌人的毒计确实起到了作用。有一次，范征夫带武工队战士行走在村外，又饿又累；有个叫李三才大爷看到后于心不忍，从家里拿了一些干粮塞给了大家。不巧，这一切被一个叫丁猛的无赖看见，他为了领赏，就报告给了日军。

这一来，李大爷遭了殃，敌人烧了他的房子，还把他扔到火里被活活烧死。他的十户邻居也倒霉了，房子被鬼子付之一炬。

范征夫得知后万分难过，他给武工队下了命令：“大家记住了，今后我们不吃乡亲们的东西，也不住老乡家，死也要死在村外，不能连累百姓！”

好在当时是夏天，气温不是太低，不住老乡家，可以做到。

但是，不吃老乡东西，战士们可该怎么办？

刚开始，大家住在破庙里。这是因为，日军虽然残暴，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不进寺庙。日军占领山东之后，不但不让进孔庙，还下令保护；这不是他们真的信佛，而是为了收买人心，住庙里相对安全。

而且住在破庙，还能有吃的。只要有庙，哪怕是破庙，里面也会有人烧香上供。大家还记得电影《白毛女》的场景吧，女主人为了躲到荒山，就是靠吃庙里的供品活下去的。

范征夫他们白天躲在坟地，或者是长了芦苇的地方；晚上就到破庙里去，看有没有供品。可是指望供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老乡们上供是有日子的，一般在每月的十五和初一。因此，大家只能省着吃，保持不饿死，

但是后来，他们突然发现，供品不仅多了，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去庙里都能吃到。这是因为，日子一长，乡亲们也看出端倪，知道是新四军把供品吃了。他们便开动脑筋，隔三岔五到庙里烧香上供，为的是变相为新四军提供食物。

还有的乡亲们更聪明，把食品放到了坟头，这样就能让躲在周围的新四军不到庙里也能吃上东西。

日军虽然狡猾，但是做梦也想不到供品会成为新四军的食品。

中国老百姓害怕日军，也希望自己平安度过每一天，但是他们爱憎分明，知道谁好谁坏。

食物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躲在芦苇中滋味是很难受的，下面是水，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有的战士身体都被泡烂了。

遇到日伪军去搜查的时候，日子更难过，战士们钻到水里，闭上气，嘴里含着一根芦苇管子向上用来呼吸。

有时候，战士们也会产生短暂的动摇，发牢骚说：“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范征夫看出了大家的思想苗头，立即召开会议，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乡亲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

战士们不假思索地说：“那还不是因为我们打鬼子吗？”

“如果我们退缩了，那对得起帮助我们的老乡吗？”范征夫问。

一句话，问的战士哑口无言。

“我们七个人有四个是党员，大家要发誓，保证不能让共产党的旗帜倒下。”范征夫说，“大家还都是新四军，要保证不能让新四军的旗帜倒下，我们走了，跟我们风雨同舟的群众就失去了唯一的希望，大家忍心吗？”

“实话告诉大家，我上任的时候，地委书记也曾对我说过，真撑不住了，可以退出去，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一个药铺跟党联系。可是那样的话，我们有何颜面再回来，面对父老乡亲？”范征夫动情地说。

这么一说，大家也都被感染，他们坚定了信心，不再犹豫彷徨。

他们深信，只要坚持下去，形势总会好转的。果然，到了1943年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在中途岛和瓜岛战役的惨败，战场优势渐渐失去。在6月开始的马绍尔战役中，盟军转入反攻。为了扭转战局，日军不得不从东北抽调关东军主力到太平洋战场。如此一来，难免顾此失彼，中国战场的日军兵力就有点捉襟见肘。

就这样，中国军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苏南，日军的兵力也有所减少，武工队开始大显身手，去完成上级的使命——反伪化、反汉奸、反特工。

七月的一天，范征夫带着大家来到了包甲村；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新四军在这里驻扎过，群众基础比较好。

武工队一进村，就直奔伪保长家，让他召集群众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