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饷：朝廷还没发力，大明百姓怎么就受不了了？| 循迹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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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明朝灭亡的原因，民众赋税过重，官逼民反，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章。这最典型的体现就属明末的“三饷”，即所谓辽饷，练饷和剿饷。明朝百姓本来生活就困苦不堪，再加上如此横征暴敛，只能加入李自成张献忠的队伍，所以说这三饷实属大明灭亡的催化剂。

更过分的是，明朝灭亡之后，满清竟然还维持了相当一部分三饷的征收，直到辛亥革命。那么这三饷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明为啥非收不可，大清为什么还在沿袭如此政策，今天就讲讲这个话题。

◇ 《中国财政通史》统计，万历六年，明朝的宫廷支出大约是200多万两，大约占据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 明朝各地藩王

大明朝从表面上看课税并不多，但为了维持越来越大的宗室官僚体系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战争，原来的那点税根本不够看的，于是最迟在明朝中期开始，额外加赋税就成了例行操作，比如正德年间造乾清宫在全国加田赋银一百万两，嘉靖年间为了防备蒙古和倭寇又加派田赋银两百余万两，诸如此类。

从此之后，每当朝廷需要额外用钱，加派赋税就成了正常操作，这么多年下来，加派的赋税也就成了往后日常税收的一部分，而当再需要用钱的时候，那就再加赋税。如此循环下来，就成了“援例”，就是遵照过去的经验加税。到万历年间，这“援例”的收入已经成了朝廷最主要的依仗，万历三大征，总共花费一千一百多万两银子，绝大多数都是靠着援例来支付的。

到了万历末期，大明朝的边疆形势愈发严峻起来，后金在东北步步蚕食，明朝在辽东的防御摇摇欲坠，而要巩固边防，就得额外出钱，朝廷又一次想到了“援例”。

◇ 《出警入跸图》中的明军

万历四十六年，户部尚书李汝华议请亩加三厘五毫之赋，明年复加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又议请再加二厘，前后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全国共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这就是辽饷了。对老百姓而言，每亩土地额外增加的九厘银子看上去不多，折合成粮食的话也就是一亩地五斤左右，但这只是朝廷要的数，整个收税过程经手官员和部门太多，而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最终的后果自然是层层加码，最终落到每亩土地上的额外征收，仅辽饷一项就已经达到了十两银子。当时买一亩田也就七八两银子，既然如此，那么很多民众会自然选择任田地荒芜不耕种，辽饷一出，民不聊生，此言不虚。

面对此种局面，大明朝也有难言的苦衷。本来一开始征辽饷就是想一次性把东北的边患解决，没曾想大明官军是如此不堪，萨尔浒一战之后，后金成了长期的问题，为了维持最起码的防守，重建早已糜烂不堪的军队战力，辽饷就得一直收下去，还得加码。万历年间连着给辽饷提了三次额度，还不够，到崇祯二年，又把辽饷提到一亩地一分二厘。

当然这其中相关衙门上下其手，多收的钱粮不可想像。而就那么收上去的辽饷，还得经过前线层层盘剥，第一线军人的情况并没有因为辽饷变好，可以说是越收辽饷情况越糟，实在是饮鸩止渴。所以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深恶痛绝地说：即使辽东敌军不射一箭，如此贪腐下去我方也会坐以待毙。即使如此，不收辽饷大明关外防线马上就得完，所以硬着头皮都得收。

◇ 选择加入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军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再往后，天下流民果然造反，而大明为了应付这些流寇疲于奔命，为了再编成一支专门对付内患的军队，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总计八百多万两银子。到崇祯十一年，清军屡次越过长城袭扰关内，为了避免此事，还得再训练军队，杨嗣昌又提议加练饷七百万两。

如此一来，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就齐备了。在他看来，这点钱并不算什么，可光是辽饷一项，就已经让天下大乱，再加上练饷和剿饷，这是妥妥的亡国之途。当时御史郝晋就说，万历末年，全国税收也就一千万两白银左右，你现在除去正常税收，光三饷一年就要两千万两银子，这钱太多，自古还从来没有一年收两千万两白银到京师，再花出去的事情，如此收税，一定不能长久。

◇ 正当朝廷横征暴敛的时候，明朝军队却常常因为没有军饷而发生兵变

◇ 明廷剿不完李自成的军队，正是由于明廷的横征暴敛导致产生大量流民，这些源源不断产生的流民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的兵源

郝晋的话是一语成谶，剿饷收了两年，就再也收不动了，不得不取消。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不种地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混，即使如此，辽饷和练饷也得收。饷越收民越穷，贼寇越多。最后就是李自成带着流民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把崇祯皇帝送上了那棵老歪脖子树，可以说，大明的完蛋，三饷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此后不久清兵入关，大明覆亡的教训就在眼前，清朝统治者对三饷的弊病是心知肚明，摄政王多尔衮马上就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这三饷祸害最甚，所以大清初入关，凡正派之外，一切加额，都给免除。公告一出，满清统治地方的百姓欢欣鼓舞。在满清初入关的几年中，这个政权能够势如破竹解决掉南明和李自成，张献忠的残余势力，其军费开支绝大部分来自前明皇室和藩王财产，而对于百姓而言，废除三饷是好事，自然对满清比较拥戴，这些措施帮助满清在短时间内稳住了局势，大体建立了全国政权。

◇ 秦制王朝深谙汲取之道

不过好景不长。满清随后就要面临税收规范化的问题，此时朝廷收入已经不堪军费开支，加税的想法又被提上日程，顺治四年，满清复征辽饷。而特别黑色幽默的是，前明辽饷征收的目的就在于对付自己列祖列宗，这样的钱也敢收，可见满清对赋税多么渴望。

当然啦，满清也在玩文字把戏，说自己收赋税，是有成例可循的，那就是万历年的赋税制度，这辽饷收自万历末年，我大清按照旧历收这笔钱，何错之有？当然，“辽饷”的名字太难听，就给改成了“九厘金”，这笔赋税从此固定下来，并写入《赋役全书》。这还没完，顺治十八年，满清朝廷还恢复了明朝的剿饷。就这样，本来是明末病急乱投医加收的苛捐杂税，到了满清时代就成了朝廷正常的税收，一直收到辛亥革命，随着大清的完蛋才彻底结束。

大明因三饷而亡，而满清顾不得辽饷的名头，想尽办法恢复前明的苛捐杂税，这一切看上去特别的违和，但是其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古代王朝的汲取之术。

在古代，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一个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最大化地汲取民间的财富，还不至于激起民变。考虑到这个因素，大明就极其失败，因为汲取的财富并没有多少落到皇帝自己手里，而大清在这一点上吸取大明的教训，做的就效率很高，只不过这汲取之术不变，受苦的永远是底层民众，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写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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