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宣传活动前线的胡愈之

抗战宣传活动前线的胡愈之

胡愈之（1896年—1986年），浙江上虞人，他是新闻界少有的“全才”，集记者、编辑、翻译家、出版家等于一身，是我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主要开创人之一。胡愈之青年时期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工作，受到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等的影响，他的思想、立场逐日倾向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先后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推动创办生活书店，从事进步文化出版工作。抗战时期他支持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党的指示下，奔波于上海、香港、广西、南洋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向大众普及世界形势，并推动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为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辗转各地进行抗日宣传

自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在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共同抗敌。国共两党顺应形势，开始进行第二次合作，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对日作战。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能够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在文化界，胡愈之等按照党的指示，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出版报刊杂志等，增加大众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改变了过去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和污蔑造成的人们对共产党真实情况的错误认识。

在西安事变后，胡愈之先生继续遵照中共的指示，在文化界开展革命活动。如创办《月报》，介绍中国和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他曾任上海救国会宣传主任，组织发行了许多报刊传播国际战争形势，支持《救亡日报》的发行，领导国际宣传委员会等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编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介绍中国共产党等。

1、 创办《月报》，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显现出合作意向。胡愈之自莫斯科回来，也按照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指示，开始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使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日，胡愈之先生决定在国内创办一本文摘刊物，有目的地广泛选取国内外报刊上的材料，集中反映一个时期内各种意见和主张，以取得更大的宣传效果。于是1937年1月15日，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文摘刊物《月报》在开明书店正式出版，胡愈之先生负责实际的设计、策划和主持编辑工作。《月报》具有清晰的目标和方向，着重宣传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思想，如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体现了较强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大量时事性、政论性及知识性文章等的选用，如创刊号上政治栏中即选用了金仲华、胡适、钱俊瑞、顾颉刚的《1937年的展望》、杨杰的《现代战争论》等文章，对于帮助广大读者及时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抗战局势，激发人民大众保家卫国的热情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胡愈之任主编时,有意宣传共产党的消息和主张,他凭借机智灵活的工作经验，采取迂回策略，在同一期同时刊登国共两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文章,达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同时也保护杂志不遭受到迫害。

为了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月报》还开创了漫画专栏、举办读者投票评判活动，切实为广大读者服务，并努力提高读者阅读水平和思想水平，这些活动感召了许多有志的青年。新中国成立后负责《新华月报》出版工作的范用，曾这样回忆《月报》对他的影响：“……那时正是民族危机深重，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迫在眉睫，《月报》以大量篇幅刊载有关文章，使国人认识到团结御侮，奋起抗战是唯一的出路。……我就是在《月报》的感召下，迎接神圣抗战的揭幕，迎接大时代的到来。这年冬天我奔武汉，走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但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月报》因其印刷厂遭战火烧毁而被迫停刊，胡愈之先生就将抗战宣传的精力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2、翻译出版《西行漫记》，为中国共产党正名

淞沪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上海成为日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岛”。此时，胡愈之没有选择立即撤离，而是继续在上海坚持工作，竭力构建抗日救国文化阵地和组织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救国会的活动，并且主张建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抗日宣传。这一时期胡愈之还广泛联系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在英法租界出版了许多宣传国际形势的报刊，他还在不到一个月内组织人手翻译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并思考如何出版的问题，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事的革命斗争事业。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陕北解放区的系统报道，于1937年10月出版发行，它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胡愈之读后，觉得这本书对于民众了解中共很有作用。经胡愈之与斯诺的商讨，斯诺同意由胡愈之组织在中国出版《红星照耀中国》。随后他四处奔走，联络了文化教育界的爱国救亡知识分子林淡秋、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等11人集体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在胡愈之的组织下，他们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开始翻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翻译完成了全部章节。在当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统治的租界以及抗战中的国民党统治区都不会容许宣传共产党的出版物公开流行，为了书籍的顺利出版，胡愈之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改名为《西行漫记》。书在上海顺利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短期内印刷了五、六版，销了八、九万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点也出版发行了这本书，获得广泛的流传。也许很难一言道尽在联合抗战一致对外的历史背景下，《西行漫记》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意义，特别是它对自四一二政变后，一直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严密封杀，且被诬蔑为“共匪”、“流寇”的中国共产党的意义和影响，读了《西行漫记》，海内外众多正直进步的读者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许多青年，包括海外华侨青年从此陆续奔向延安、奔向解放区，成为革命队伍的生力军。可以说，胡愈之先生以其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非凡的组织能力，积极投身于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国民党的文化封锁中帮助中共打开了突破口，打开了人民的眼界，使人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

3、推动桂林政治运动与建立文化出版机构，加强对战时群众的文化教育

武汉沦陷后，胡愈之又前往桂林组织出版《国民公论》，组织文化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在广西地区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加强与广西上层的联系，联络了广西知识分子，密切了同广西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广西统战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8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桂系和中共的关系有所缓和,李宗仁、白崇禧在抗日态度上比较坚决，西南后方的政治气氛也相对比较活跃。武汉沦陷后，周恩来派胡愈之前往桂林联合李宗仁等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开辟抗日文化阵地。胡愈之于1938年11月中旬辗转到达桂林，他没有暴露其中共党员身份，而是以救国会的身份与广西当局交往，后被安排加入广西建设研究会，与广西上层人物建立了联系。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胡愈之在建设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同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广西上层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开展统一战线活动。其一就是举办每周一次的文化界聚餐会，与千家驹、张志让、张铁生、姜君辰等文化界人士抗战形势，交换做好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意见。此外，胡愈之还在桂林将《救亡日报》重新发行。他还迁移《国民公论》在桂林继续出版，主要发表评论国内外形势、阐述党对时事的方针和政策的文章，很快成为桂林抗日宣传的重要阵地。

在建设研究会，胡愈之还参与了推动民主宪政运动。1940年，蒋介石为了应付中共和其他一些党派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压力，曾授意参政会通过决议，伪称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于是桂系就联合在桂林的民主人士组织了一个“广西宪政促进会”，大造舆论声势，促使蒋介石给桂系让权。胡愈之于10月1日在《国民公论》上发表《抗战与宪政》，反映了当时桂林方面关于敦促国民党开放政权的要求，他在文章中指出我国政治进歩缓慢的原因有两个：一，除国民党以外的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党派间的矛盾和磨擦在所难免。二，大部分民众难以直接参政，缺乏自觉自动自发的精神，难以做到力量与意志集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推行宪政。虽然宪政运动无疾而终，但胡愈之在争取抗日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前后的桂林，各种文化机构纷纷涌现，抗日文化方兴未艾，桂林成为当时出名的文化城。顺应这一形势，胡愈之积极和李任仁等磋商，决定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合作创办一个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1939年10月，文化供应社正式成立，胡愈之为董事和编辑部主任。它表面上是由广西建设研究会和救国会联合创办的民营文化企业，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是桂系的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中共密切合作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一个进步的文化事业机构。文化供应社成立后，为了密切配合抗战宣传，推进大众文化教育，胡愈之凭借其丰富的工作经验，设计制订了文化供应社的规章制度、工作方针，使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配合抗战救国的需要，供应前方和后方的文化食粮。文化供应社出版了许多普及性的图书、刊物，着重编印了各种战时干部训练教材、战时学校教材和参考书等。文化供应社出了胡愈之推荐的《新水浒》完整的第一部《太湖游击队》。这部小说反映了抗战时期江南地区方兴未艾的人民武装，揭露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反动面目，它用章回小说的形式表现当代生活，出版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化供应社就发展成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出版机构，成为与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齐名的桂林三大民主文化团体之一。胡愈之创办文化供应社，开展战时的抗日文化宣传，不仅向群众灌输了进步思想，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文化水平，也使胡愈之得以与广西上层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为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结语

胡愈之抗战宣传动员工作卓有成效，离不开以下几点:(1)自身才华和自学精神。胡愈之在青年时期凭借好文笔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并自学日语，世界语等多国语言，翻译了许多国外优秀作品。在长期社实践锻炼和在社会学习中，不仅积累了经验，扩充了知识，还增加了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2)朋友圈子广。从 1914 年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长期的出版工作经历使胡愈之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并与他们保持了长期的密切的联系；而数十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更是为胡愈之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国际问题的研究专家，为他创办报刊的活动增添了助力。(3)有勇有胆，坚持真理的品格。他不畏强权，发表 《五册惨案纪实》，翻译出版《西行漫记》，组织救援救国会“七君子”等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胡愈之以热血精神感染了许多人，赢得了更多爱国人士的支持。(4)非凡的组织力和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胡愈之忠诚的接受党的领导和执行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号召、动员更多的有志之士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来，使得广大知识分子能够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5)不断思考。胡愈之先生在抗战时期对民众宣传动员工作卓有成效，离不开长期以来对于时局的思考。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及其失败、“五卅”惨案的发生以及“八一三”枪杀学生事件等使得他对国民党产生怀疑，另一方面，1928年又赴欧留学，对欧洲进行了考察研究，他在阅读《资本论》和参加的国内群众斗争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这些都是促使他的思想逐渐成熟的动因，他的思想开始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6)紧跟时代前进。在1932 -1945 年的自办刊生涯中，胡愈之以服务抗战为重点转向服务统战。为服务抗战，他创办《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和《月报》等先进时事性杂志，并将其变成了抗日救亡的阵地。其实，不仅仅是创办的因由，这种紧跟时代步伐，为抗战为时代做出贡献的目标贯穿于胡愈之办刊的整个过程中。后胡愈之被派往南洋从事统战工作，创办《南洋商报》，并使其成为一个包含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战、以至新加坡的重要新闻的及时性报纸，这进一步拓宽了南洋群众了解外界的窗口。为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胡愈之先生按照党的指示，坚持抗战和统战的宣传活动，使民众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并号召、动员更多的有志之士投入到抗日战争中，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的斗志，对我国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