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已经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一卷的内容是论述我国自夏、商、周以来，到战国末年统一的封建帝国形成之前的历史。白先生在第一卷《导言》中阐述的主导思想和编修方法，在本卷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施和贯彻。这部由众多学者集体努力创作的著作，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全新的体例，为我们描绘了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全景画。读了这厚厚的上、下两册，感触颇深。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想谈谈这部书给予我的深刻印象和启迪，就教于白先生和诸位作者。
一
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这是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的主旨，也是本书贯穿首尾的主题。白先生在第一卷《导论》中论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时指出：“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他把多民族的统一归结为四种形式：“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式。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通史》第三卷叙述的是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形成发展史，也是白先生论述的从单一民族到地区性多民族统一的过程。
古代中国从氏族公社进入奴隶制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先秦典籍中保存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录，征战杀伐占据了主要内容。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通史》第三卷甲编第五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的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这个论点，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中国早期形成过程得出的正确结论。
本书以大量的史实、周密的考证，还原了曾经在中原地区生活过的近百个民族和氏族部落。并且按照地域划分，将人们归纳为炎黄族属、东夷族属、苗蛮族属和百越族属四大集团。在中国奴隶制国家产生之前，这些民族部落是客观存在的，无所谓正统和蛮夷之分。生产力的低下，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薄弱，迫使一些民族不断迁徙，以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古代地广人稀，为民族迁徙提供了可能。夏商周三代史诗中歌颂的祖先，就是带领部族迁徙、寻求适当的栖息地、开拓领地的英雄。所以，这种迁徙首先是生存的需要。在迁徙过程中部族间发生了冲突，导致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胜利的一方获得领土、财物和战俘，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强大民族。失败的一方或被兼并，或移往他乡。在奴隶制国家产生之后，开拓疆域、兼并弱小民族成为一些大国增强实力、获取人口的主要手段。到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诸国和缘边的东胡、北狄、南蛮、西南夷等少数民族并存的格局。
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然而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得以流传，造成了长期以来以汉族为中心、歧视少数民族的状况。这种封建史学的影响，至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残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统一的历史，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不是用生硬的教条说教，而是用生动的事例证明，是本书给予读者最深刻的印象。
从古代文献中，很少看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记载。然而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文物，为我们直观地展现了各民族璀璨的古代文明。当我们对商周青铜器赞叹不已的时候，吴越的青铜剑、楚国的编钟和漆器，在制作技术和艺术造型的水平非但达到了与中原地区相等的水平，而且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特征。骑兵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赵武灵王首先引进，各国效仿，引起军队和战术的变革。舟船是吴越的特长，他们曾以强大的水师北上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秦国的强大是华夏族与西北少数民族融合的结果，尚武的风气和“四塞之国”的独特地理环境，使其能够不断积蓄国力，向东征服中原各国。这说明，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和优点，不能以其是否中原“正统”而片面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白先生指出：就是孔子本人也不轻视少数民族，他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少数民族也懂得道德，不像中原各国贵族为了争权夺利作出种种丑恶行为来。
历史证明：凡是积极推进民族融合的国家，就能迅速强大。相反，一味强调“正统”，排斥其他民族的国家，必定走向衰败。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中，特别表现突出。中原地区的晋、郑、鲁等国，曾是地处经济、文化中心区域的国家。齐桓公联合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要把“戎狄”从中原地区赶出去。连秦、楚这些正在兴起的大国，也被列入排斥之内。其结果，这些以“正统”自居的国家在疆域开拓、人口增长等方面处于停滞，而争夺王位的内乱却愈演愈烈。秦兼并西戎和巴蜀，楚兼并吴、越，开拓西南，疆域和人口扩大几倍，成为战国时期七国中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大国。从这部《中国通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兴衰的过程。
二
商、周两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第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历史学界重点研究的方向。怎样写好这段历史，在综合前人和当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将中国早期社会历史的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中国通史》第三卷的作者们紧紧抓住时代发展的主线，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个断代的历史，相当复杂混乱。王朝和诸侯国的兴亡更迭，制度、社会结构、思想的变化，都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把它们理出一个头绪来。让史料牵着鼻子走，是写不出好通史的。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们抓住了竞争——发展——变化这条主线，来解释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演变过程，达到了“纲举目张”的效果。
正如书中所强调的，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雅典方式不同，与罗马也不完全相同，而是在一个部族对其他部族的军事征服中产生的。这种以武力征服方式建立起来的政权，绝不会是民主的体制，而是以部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分封制。军事力量是实行统治的条件，部族的宗法制度是国家分封和权力再分配的依据。本书乙编第二章指出：“周初的分封是一种武装驻防事业，其目的主要在于作为王室的助手，以监视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实际上它具有武装部落殖民的性质。”而这种分封，又是根据王室宗族的血缘关系和臣属关系，以其亲疏远近决定封国的大小，即《左传》所说的“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势”。这种分封特权是世袭的，为了确定合法的继承者，就要明确族属中的嫡庶关系，不得僭越。所以，奴隶社会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种国家体制有其致命的弱点：领地分配不可能完全公平合理，合法的继承人未必是理想的国君。权力的争夺首先在贵族集团内部展开，而夺取政权的方式也不可能是通过协商或其他公正的方法，只能是宫廷政变或武装叛乱。所谓“君子之国，五世而斩”，就是这种权力再分配斗争的写照。在周王室统治衰败后，诸侯国之间为了开拓疆土、争夺霸权，又开始了新的互相兼并征服的战争。权力继承的矛盾和各种利益的竞争，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崩溃和向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征。
竞争引起了一系列的需求。军事的发展成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从青铜兵器到铁制兵器，从车兵到步兵再到骑兵，从陆战到水战，从城市攻防战到野外大规模会战，军事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产生了像《孙子兵法》这样伟大的军事著作，吴起、乐毅、廉颇、白起这样的名将。涌现了城濮之战、马陵之战、即墨之战、长平之战等杰出的战例。从战争性质来说，似乎是“春秋无义战”，但战争确实打乱了旧的社会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智慧。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人们渐渐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几个基本条件：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众多的人口，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要具备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要有适合的政策。为了寻求发展，各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书中在这些方面记述的内容相当丰富。宣王三十九年，周军败于姜戎，周王“乃料民于太原”。这种统计人口的作法，是因为战争需要动员更多的兵力。管仲相齐，制定一系列新的法令，发展农工商业，使齐国具有称霸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然而这种改革可能一时奏效，也可能人亡政息，不能巩固。晏子就意识到：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有一套稳定的制度，使得“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忄舀，大夫不收公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人口稳定在土地上，使其从事各种生产，给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战国时期的改革，比春秋时代更为彻底，由原来的政策性变革进化到国家行政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郡县制是改革的第一步。这种地方行政制度最早也是战争的产物。一些大国为了巩固新占领的疆土，设立郡县，派遣官吏，使其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地。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实际上却是打破了分封制，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打下了基础。商鞅变法的“废井田，开阡陌”和军功爵制是完全为巩固中央集权而制定的法令。其中最严格的法令就是控制户口，强迫农民为国家生产和作战。有了这样的变革，才有了结束分裂割据，实现统一的基础。
竞争和改革需要真正的人才。春秋时代的分裂和社会动荡，为一些本来身份低下的士人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本书对“士”的发展演变叙述，引人深思。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出现了这样一个时代，而没有第二卷书中的分析相当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