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编第五章中说：“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不像过去的士那样‘一朝委质，终身为臣’，在经济上也不再依靠奴隶主贵族的恩典和施舍度日。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读过这一章，我的体会是：首先，“士”是社会需求的产物。这个阶层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是旧的等级秩序被打破后重新分化组合的。有没落的旧贵族，有受过教育的平民，还有军人、游民、流氓等复杂成分。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士”，是其或文或武，都有所特长。在各国相互兼并征战的形势下，各国国君和大臣都注重吸引人才为其服务。这种需求使得士人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君主，这种关系为士人提供了独立的人格和身份，这种独立的身份使得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特长。动荡的社会为士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机会，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口若悬河的纵横家，乃至行侠仗义的刺客和鸡鸣狗盗之徒，都能找到一显身手的位置。
其次，动荡战乱的社会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使得许多人在考虑和探索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希望能运用到实践中去，有所作为。这就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有助于改革和发展，但也形成了一种偏向：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多数士人重权谋，重纵横之术，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没有一个稳定的信念。而孔子、孟子作为理想主义者，其主张得不到当时各国国君的重视，被认为没有实用价值。而儒家思想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思想基础，是可以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利用的思想体系。法家重权术、重刑法，信仰暴力，轻视道德，商鞅、韩非、李斯虽然可以使秦国迅速强大，但其政策也为秦的速亡埋下了种子。百家争鸣是时代的产物，各家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存在的理由，尽管评价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
编写中国通史，是近现代历史学家不断延续的一项事业。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以及各高校联合或独立编写的中国通史教科书，大家都在不断探索通史编写的方式和经验。应该说，中国通史的编写水平，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白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白先生积60余年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创立了新的通史编修体例。《中国通史》第三卷是首先出版的断代分卷，对以后的各卷起到样板的作用。在总体框架设计、内容结构、指导思想、撰写风格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开拓了编写通史著作的一条新路。
这一卷是由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大部分组成。序说部分不是像通常著作中的简单介绍，而是详细介绍了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治先秦史的学者都知道，由于史料的稀少和年代久远，对流传下来的典籍首先要有考证辨别的功夫。不辨真伪，盲目引证，必定错误百出。在序说中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既说明本书的撰写是在拥有史料依据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研究写成的，也给一般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的入门途径。
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先秦时期的实物证据，也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先秦史的最可靠的依据。没有深厚的考古和古文字学知识，就无法在先秦史研究上取得突破，这已成为先秦史学者的共识。本书的序说中不仅介绍了考古成就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概况，而且提供了研究著作的书目。这对读者是很有益的。
先秦史研究中有两个大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多年来一直是史学界研讨争论的重点。了解这个过程和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学习和研究先秦史都是很有必要的。序说部分最后简要介绍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主要研究成果和尚在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在本卷的最后，由徐喜辰、斯维至先生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的综合性论述。这在以往的通史著作中是没有的，是一个创新。凡是讲授过中国通史的教师都有这样的感受：要想讲好先秦史，就必须给学生讲清楚这两个大问题。苦于缺少综合性的论述，教师备课时往往要查阅很多资料，还可能有遗漏和片面之虞。白先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深知其中甘苦。在这一卷的序说和最后的附录中专门作了重点介绍，既使读者明了这部《中国通史》的撰写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也为各高校中国通史的教学提供了一个汇集了当代史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教材。
这一卷中的典志部分，写得很有特色。以往的通史著作都很重视国家制度的研究。但侧重点多集中在介绍各代官制、土地和赋税制度及法律等方面。白先生综合古人修典志和当代研究成果，提出典志修撰的方向应该是“历史现象的剖析”。其内容应包含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宗教、礼俗、地理、中外关系等多方面。这使我们想起恩格斯论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段名言：“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从中国人最初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入手，再现中华早期文明的全貌，是这一卷中典志部分的特色所在。
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古代黄河中下游平原具有气候温暖、植被和森林繁盛、多湖泊等优越条件，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栖息、生产、迁移、开发，从狩猎到农业，早期粮食作物主要是粟、麦、黍、稷等。从制作生活器具开始有了手工业，从陶器到青铜器、铁器。生产规模的发展产生了官营手工业，产品的交换产生了商业。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出现了一批商业中心城市。本书详细叙述了这个发展过程，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历史的运动把它们写活，并通过这种描述来反映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例如，书中对交通道路和都市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使读者了解古代中国是怎样从零散聚落发展为区域性诸侯国，怎样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淮河、长江流域和北方扩展，到战国时期发展为以各国都城为中心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统一的中国。我们以前熟知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史，大量的战争都是以攻城掠地为目的。如果深究一步，进行这些战争的利益何在？为什么某个地区会成为争夺的目标？不了解区域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不知道当时的交通状况，就无法解释清楚。
传记部分占了《中国通史》第三卷近半的篇幅。在编撰体例上吸收了司马迁《史记》的长处，不仅为人物立传，而且包含了诸侯国的兴亡史和科学的发展史。这部分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通”的原则，二是古为今用，有所发展。
在《史记》中，帝王的诸侯国的历史列入“本纪”或“世家”，著名人物入“列传”。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林立，兼并分化，情况复杂。要在综述部分中记述各诸侯国的兴亡沿革，不仅要花费很多篇幅，而且显得枝叉过多，影响主题的发挥。在这一卷中，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被纳入传记部分，既分别叙述了它们的兴衰过程，又减轻了综述部分的负担，使综述部分可以集中叙述历史发展的主线。这样的排列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在诸侯国传记的章节设立和排列上，也表现出主编独具匠心的考虑。不是为每个诸侯国单列一章，而是采取两国或几个小国合并叙述的方法，如鲁卫、燕齐、晋郑、吴越等国。这样叙述有什么含义呢？据我个人理解，一方面考虑到分封的先后，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区域划分的便利。我们知道《禹贡》中有九州的划分，这是战国时期人们对地理区域划分的一种想象。然而这种划分有其原因及合理的成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山川形势往往是分隔人类居住区域的重要原因。我们把《禹贡》九州与春秋时代的诸侯国对照一下，鲁、卫相当于古兖州，晋、郑相当于古冀州、吴、越相当于古扬州，秦相当于古雍州，楚相当于古荆州中国古代皇朝大行政区的划分，如西汉十三州刺史部、唐朝开元十道，以及割据时代的诸国疆域，都与《禹贡》九州区域有相似之处。在叙述春秋诸侯国的历史时，考虑到区域发展的特点，对以后各卷叙述政区沿革和分裂割据，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在联系。
如何写好通史中的人物传记，是一个新问题。它与一般的人物传记不同，受到篇幅和体例的限制，既要简约，又要把人物的特点写出来。特别是这一卷中的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写了很精彩的列传，要超过司马迁，谈何容易。白先生在《导论》第八章中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立意：要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来生动地反映历史，要从人物身上看到那个时代的特点。这个立意在《中国通史》第三卷中也得到了体现，有些传记写得相当好。特别是思想家的传记，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传记不仅写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活动，而且根据他们的著作，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思想，并对其价值和影响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评价。这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和方法写人物，超越了古人的眼光。
然而，我们在阅读人物传记时也发现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与综述部分相对照，就产生了如何处理交叉重复的问题。白先生在“导论”中提出了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综述部分里“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但即使如此，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重复。在一部大通史中，交叉重复肯定会有，但应尽量避免。
在通史中写人物传记，还要考虑读者的需要。专业研究人员读这些传记，还是要去查阅原始史料，即《史记》的列传，才能作为论文中的依据。通史中的人物传，主要还是为一般读者服务，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这就要求传记的作者要把人物写得生动传神，表达方式和文采就很重要。从这一卷的传记来看，有些人物写得比较平淡，水平不齐。相信在以后的各卷中，随着历史资料越来越丰富，人物传记也会越写越好。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