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60多年来先生所写关于民族、宗教的论述的选集。先生在题记中说：“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一点是，中国多民族的统一，有一个不断发展的悠久过程。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民族友好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具体到回族史，我也有两点体会。一点是，回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既有外来民族的血统，又有中原土居民族的血统。但回族作为一个民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民族。又一点是，回族和伊斯兰教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把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对的。把二者说成互不相干，也是不对的。在本书所收文章中，有不少文章反映了上述的体会。”这段话，反映了先生对民族史的基本看法，也是颇有新意的。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三册（清代）出版。
1993年，先生84岁。发表了《读点历史有好处》。这是先生为《光明日报》史学版创刊40周年纪念所写。文章说：“人不要离开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现实。但也不要掉在现实堆里，只看见眼前的一些事物，闭塞聪明，成为井底之蛙。为了避免这种毛病，读点历史有好处。”
“三国时期，孙权劝吕蒙读书，吕蒙说军务太忙顾不上。孙权就举出几个更忙的人，说他们如何用功读书。吕蒙从此认真读了好多书，有些老儒还不如他。后来鲁肃路过吕蒙的驻地，接谈之下，大为佩服。鲁肃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个故事原载《江表传》。《江表传》原书已失，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
“1958年，毛主席同罗瑞卿同志谈话时，曾说到吕蒙这份材料。罗瑞卿把这份材料印发给公安部门干部，张贻玖同志把这事写在《毛泽东读史》里。”
“孙权对吕蒙说他早年读过的书，有《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他劝吕蒙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左传》、《国语》及三史，都是份量相当大的史书。”
“吕蒙读了孙权推荐的书，使人对他有‘三日不见，刮目相待’之感，可见读书（包含历史在内）至少对于开阔心胸、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是有点好处的。”
“不少年来，不断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这个‘用’，如果指的是物质生产的直接需求，恐怕说不上有什么用，如果指的是对国家前途的观察，对国策的制定，对社会风气的改善，那就可能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历史不是简单的过去的事情，而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正确地对待还是有好处的。”
同年，由先生主要设计编辑的《文史英华》（共15册）出版。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发稿。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4年，先生85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册）出版。
2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先生举办了85华诞暨《白寿彝史学论集》出版的庆祝会。中央统战部李生玉同志在会上赞扬先生“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也关心本民族历史和发展进步，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并把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融入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先生回顾了85年所走过的道路说：“八十五年来，对于我们中国、我们的民族讲，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的波动。在我讲，也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经历了很不平凡的岁月。想研究学问，但有很长一段时期很困难。不过在困难中还是陆续取得一点成绩。我在解放前的四十年忙于生活，解放后又忙于各种活动，真正地下点功夫做点学问，还是在七十岁以后。我这些年来想多做些工作，实际未能如愿。大家在会上称赞我的话，许多都不敢当。我愿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再上一层楼。”他在会上着重谈了中国民族关系和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认为这是与现实社会有紧密关联的两个理论问题。
《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是为祝贺先生85岁寿辰而出版的。全书共分八个部分，收集了先生自1929年至1993年60多年所写历史、历史学、历史教育等文章。先生在题记中分别就所收内容作了说明。他写道：“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的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作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
“封建社会史在中国历史上占了很长的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封建社会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里，应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传统的地位。研究中国历史，一般地说不能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
“历史教育，我国有古老的传统，《易·大畜·象彖》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系辞》：彰往而察来。司马光说他修《资治通鉴》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事。这些话都讲的是历史教育，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意义。我们的历史教师还不是都能理解这个传统的，有一些人把历史教育看作简单的历史知识的传授，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同志们能进行一些有关的讨论。”
同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邀请在京部分史学工作者共庆先生从事学术工作65周年及85华诞，并就先生史学思想进行座谈讨论。先生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条很重要。我个人可能有点成就，但这不是我自己的，它来自大家，来自很多同志。今天的会给我很大的力量，我虽已85岁，但前边还有好多路要走，今后好多工作要靠同志们支持。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把史学工作推向前进。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个老问题。我的学术思想好些方面涉及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把‘彰往而察来’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同年12月，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出版发行。王振铎、侯外庐、徐中舒先生分别题写内封书名。
1995年，先生86岁。先生在这一年和此后的时间里，花费了大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上。
本年内，第八卷元史卷发搞。第四卷秦汉时期、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版发行。佟冬、杨向奎、缪钺、周一良分别题写内封书名。
同年12月5日，首届“北师大白寿彝史学论著奖”青年教师颁奖仪式在先生寓所进行。先生语重心长，他说：“从史学建设、国家建设上看，历史理论不发展是不行的，一个民族没有历史，或研究历史很不够，这不是民族的光荣。我们的历史悠久丰富，国外发掘出前一百年的地下文物，就被认为很不得了了，而一百多年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历史，看见我们人类历史上的成绩。我们现在还处在过渡时期，往前走，就必须要懂得历史发展的动向，要懂得我们将来的历史情况，要向大家说明，我们现在还是后继乏人。”先生对受奖的两名青年教师说，今天授奖只是一个开端。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继续工作，继续发展，楼上更有楼。
“白寿彝史学论著奖”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全面落实国家教委“文史基地”建设计划，鼓励青年教师和学生在历史研究中脱颖而出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
1996年，先生87岁。发表了《不断开展民族史的理论学习》。这是先生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讲话再一次强调了民族史的研究工作“要求我们要从实质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把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要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民族史的研究中，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对民族形成的影响、民族的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形态、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等，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研究的视野要更为广阔，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下过多的功夫”。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清史卷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并于12月份出版发行。王锺翰、戴逸分别题写内封书名。
同年，在何兹全同志85华诞学术座谈会上，先生高度赞扬了何先生在师范大学历史系建设过程中的贡献和他对工作的合作精神，在学术上的创造精神，并希望这种精神能为后人所承袭。
1997年，先生88岁。多卷本《中国通史》元史卷出版发行。蔡美彪、刘乃和分别题写内封书名。隋唐卷、明史卷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
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联合办学。先生作了书面发言，对于这种请进来、走出去，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办学道路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先生被邀列席。
同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近代）出版发行。先生多次说过，此书的完成，也实现了他为回回民族历史事业作点贡献的宿愿。
同年，先生被学校授予优秀共产党员标兵。
1998年，先生89岁。多卷本《中国通史》隋唐卷出版发行。唐长孺、韩国磐分别为本卷题写内封书名。
周振甫、顾诚分别为明史卷题写内封书名。
同年9月19日，《中国通史》近代前编（1840—1919年）卷、近代后编（1919—1949年）卷、五代辽宋夏金卷全部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胡绳、刘大年、蔡尚思、李新、邓广铭杨翼骧先生分别题写内封书名。全书在先生九十大寿之际将全部出版发行。
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回忆这二十三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现在，终于完成了。这对党是个交待，对人民是个交待，对已故周总理和所有关心这项事业的各界朋友们是个交待，对国外友人们是个交待。我要感谢师大党委和各单位领导的支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指导委员会的先后资助，感谢所有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合作，还要感谢北京友谊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最后完成，可说是先生整个生命的投入。王毓铨教授赠词称《中国通史》的完成是“积一代之智慧，为百世之长编”。年届九旬的先生壮心不已，又开始了他在学术生涯的新的征程。他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回族学学会上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他在同《史学史研究》编辑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要在短期内完成史学史教本和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编写任务。同时，中国回族史的编写工作也已开始进行。
我们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为中国的学术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主办的《回族研究》要办一期专号，为庆贺白寿彝先生90华诞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转载拙文。故对文中某些地方稍作改动，以求准确。
参考文献：
①《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全文，已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此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人民日报》1985年11月7日第8版。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