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认为神主宰世界，认为圣君贤相主宰天下，认为英雄人物决定局势的成败，认为伦理道德是社会结构的基础，还是命定论、遗传论等等，都属于唯心史观的体系，但如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像这一类的论点，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在史学史上也是不断出现的。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们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以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他的《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像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认识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历史理论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高度概括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前途。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分析，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这样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是说，要在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否定，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速的时期，汉初人脑子里总有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像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也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部大书，书名索性就叫《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教师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的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在我们要写的史学史中，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
同年4月，先生赴南京组建多卷本《中国通史》元史卷编写组。
同年5月，《中国通史》明史卷编写组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同年6月，中国通史科学技术志编写组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组成。科学技术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历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沟通，共同撰写历史，这在学术界还是少有的合作。
同年9月，《中国通史》五代辽宋夏金卷编写组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至此为止，中国通史十二个卷的编写组，除近代后编（1919—1949年）卷于1987年《中国通史纲要续编》的撰写任务完成后成立外，全部组成，并已先后开展工作。
1985年，先生76岁。出版了《回族人物志》第一册（元代），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先生分别于1981年、1983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和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年，先生组织召开了首次全国中外史学史研究座谈会。
1986年，先生77岁。由他主编的六卷七册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
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是先生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科研项目。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先生的计划上起传说时代，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历史同步而行。此书是第一册，论述了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还说到关于史学史古今论述以及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的摸索过程和设想，论述了先秦史学。在结构、论点上，都表示了新的看法。先生在题记中说：“本册从1983年6月16日决定要写的。7月4日开始动笔，一直到今天1984年12月12日最后完稿。这中间，开了不少大大小小的会，写了一些无法推脱的文章，还审阅、修改了《回族人物志》第一、二册。实际上写史学史的时间不到十个月。在写作的过程中，深感到工作的艰巨和材料消化得不够，远远不能作到深入细致的程度。我总想排除一切干扰，在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我希望能争取较多的机会，使以下各册能写得比较好些。”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于1987年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同年，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伊斯兰史的事宜。
同年，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的编撰工作正式开始。
先生于1月开始逐章讨论、修改导论卷稿。在这之前，该卷第一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已完成。
同年2月，时为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同志春节到先生家拜访，称先生的中国通史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
同年7月，先生在大连棒槌岛主持了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了讲话。全文刊登在《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上。
同年8月，先生会见了意大利安莎社记者巴尔巴拉，解答了她关于《中国通史》现代部分的有关问题。巴尔巴拉希望此书能早日问世。
同年10月，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全部完稿。楚图南同志题写了内封面。楚图南同志曾在1984年写给先生的信中称中国通史可谓“体大思精”，并“藉此可培养锻炼一批能够博览深思的后起之秀，为新时代中国的新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颇望早日出版，满足中外学人和史学的要求。在我，尤先睹为快”。
1987年，先生78岁。由他组织编写的《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续编》将中国历史的年限延伸到1949年。这样，中国的历史第一次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书有英、西班牙、德、朝鲜文译本。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
同年，因眼疾住院。在医院中，修改通史第五卷的稿件，并接受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部的第三次关于中国通史的采访，由国际广播电台再次对外播出。
同年，招收史学史博士研究生。
1988年，先生79岁。主编《回族人物志》第二册（明代）出版。
同年，发表了《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兰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关系》和《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等。先生是中国民族史学会的会长。
同年，接受《中国水利电力报》记者访问。先生说，一个国家能不能尽到国家职能，治水一直是个重要问题，水利状况是国家盛衰的一个标志。水法体系的建立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百年大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繁荣。
1989年，先生80岁。由先生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
同年，发表了《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说“为人师表”》、《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
同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各界举办了祝贺先生八十寿辰的大会。臧克家先生作诗赞曰：“学海探珠六十秋，银丝赚来半满头。黄牛负轭桑榆路，该罢休时不罢休。”
先生对自己在60年治学中的体会总结说，他认为最重要、最深刻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说：我受传统影响很重，对于研究历史是否与现实结合，开始时是缺乏这种自觉的。后来，从国家、民族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困难中，才逐步地理解到历史对现实的重要，也认识到现实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我坚信，历史研究的主流必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重大的迫切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1990年，先生81岁。《回族人物志》第三册（清代）发稿。
同年，发表了《说豪族》、《绘画本〈中国通史〉序》和《关于编写新型回族史的意见》。
同年，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先生82岁。《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先秦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先生83岁。《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册）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
同年，《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