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国
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正在陆续面世。这是新中国通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是新时期以来史学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非常振奋人心。就已出版的各卷来看，多卷本《中国通史》基本上实现了白先生的设想，“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①。
近日读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深为本卷恢宏的气势，精湛的论述和朴实的文风所吸引，获益良多。书中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白璧微瑕。下面谈一点粗浅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五卷，是论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本卷突出的成就是写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第一，门阀世族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特权阶层，门阀世族和门阀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它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到这一时期的历史全局，关系到当时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形态和文化思想的变迁。本卷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关于这一问题，过去的研究虽多却显得薄弱。门阀制度或士族制度是常用的概念，但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似乎众所周知，其实谁也没有明确地作过界定。我们从一个历史人物的父、祖辈的仕宦，可推测他本人是不是士族②；也由士族享有免役特权及户籍注明仕宦情况等，推知当时应已有士族制度或门阀制度，但士族制度或门阀制度形成于何时，有些什么内容呢？还有，这一制度经历了哪些变化，有些什么特点，南北朝以后门阀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的关系如何等等问题。由此可见，门阀世族与门阀制度仍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也难于说明。
因此，本卷除在《综述编》对门阀世族作简要叙述外，又在《典志编》辟《门阀制度》一章作专题探讨，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典志编》的《门阀制度》一章首先论证为什么采用“门阀制度”的称谓，认为“中国中古的门阀制度，整个看来，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至于士族免徭役，婚姻论门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等特征，都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门阀制度的这个定义，虽然写在前面，实际上是作者对门阀制度进行通盘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接着，作者把门阀制度分为初步形成、确立与繁盛和衰落三个阶段进行深入研究。认为：一，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在九品中正制实行以后，官吏选拔与任用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是西晋的“二品系资”，即中正品第的“人品”二品时，“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作者进而考证“二品系资”的“资”是指官品五品以上的官位。二，东晋及南北朝前期是门阀制度的确立与鼎盛时期。这时“人品”的评定已完全以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下为标准，“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德、才已不在考虑之列，故有“门地二品”之说。户籍上的士庶界限，一般说不再是以九品官品之有无，而是由血缘关系区别的门阀高低来划分。作者考证高门、次门、役门及梁武帝改制、魏孝文帝定姓族诸问题，极尽其变化委曲之由，读来有豁然开朗之快。三，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在南朝后期，由于寒人子弟渐趋文史之途出仕，甚至跻身士族；而高门子弟数量不断增加，仕进特权逐步减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通过考试出仕，于是高门与寒人在铨选上的差距明显缩小。在北朝后期，寒人兴起多，官位重于门望，十分重视军功、吏干，淡化了士庶界限；又由于通过考试用人、取士，范围比南朝宽，对有才学的寒人仕进有利。最后，作者论证了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关于门阀制度与九品中正制的关系，作者指出：“无论以上哪一阶段门阀制度的形成，最初全都始于中正评定人品。中正评定与吏部铨选依据人品、门品，构成门阀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与特点。可以说，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是渊源于九品中正制的”，“总之，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在形式方面，离开九品中正制便不可想象。”本卷的研究虽不能说已经解决了门阀世族与门阀制度方面全部问题，但则可以说是近年来这一方面最高水平的成果，为本卷增色不少。
第二，封建依附关系虽然早已有之，却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获得高度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生产关系。由于依附关系发展的普遍化，经济上的“封建依附关系，有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对豪门大族的依附关系，有对一般地主的依附关系”（本卷上册404页）。而社会上的依附关系，也极为突出，有门生、故吏对举主、僚属对长吏的依附关系。经济领域的依附关系和社会领域的依附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因此，这一历史特点也是本卷重点论述的内容。
关于封建依附关系，以往的通史著作则似乎注意不够，有的鲜有涉及，在作阶级分析时只提小农、奴婢，有的有所涉及，但对依附关系的出现、变化和地位论述不多或估计不足。70年代末，何兹全先生在《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中指出：“西汉末至东汉初，我们看到半自由的依附民阶级开始出现，它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奴隶。这个阶级到东汉后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越来越发展起来。如果说自由民和奴隶是战国秦汉时期劳动人民的主要身份特征，那么，依附农民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人民的主要身份特征了。依附农民这个阶级，是从两方面转化来的，一方面是自由民身份的降落，转化为依附农民；另一方面是奴隶身份的提高，转化为依附农民。”③接着，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指出：“客的卑微化和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在魏晋间已经完成，早在建安时代（196—219年），官、私佃客遍布南北。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颁布的户调式明确规定客的私属身份，《隋书·食货志》更明确指出佃客是在主人户下记注姓名的分成制佃农。以后东晋南朝的‘私附’、‘乐属’、‘属名’、‘程荫’，北朝的‘荫附’，以及南北朝后期直到隋唐的‘部曲’，以浮客组成的‘佃家’，尽管名称不一，按其性质，都是合法和非法的封建依附者，基本上都是依托豪强，纳大半之赋的类似农奴的分成制佃农。”④这些，无疑是有关依附关系研究的新成果。
所以，本卷在《综述编》第五章第三节《封建依附关系的发展》开宗明义说：“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属于封建依附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这三、四百年间不断地有所发展。”本节在“客和部曲身份的依附化”、“奴隶也成为依附民”、“依附关系的发展”、“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和“官府占有下的依附人户”等标题下，全面论述依附关系问题，当然，主要反映了何、唐二先生已有的研究成果。本节认为：“依附民的众多，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区别于秦汉和唐以后的社会的一个标志。”这就是说，依附关系发达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独具的社会经济特点。如果不讲依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不讲依附关系的发展，就把三国两晋南北朝和秦汉隋唐的生产关系混同起来了。本节还特别指出，当时的郡县编户民，“隶属性质也是很强的”，甚至“郡县正户、私家僮仆、兵，三者是可以互调的”。此外，《典志编》第四章《户籍制度》中，在“特殊民户多种”一节，对兵户和营户、寺院僧祇户和佛图户以及杂户（包括隶户、伎作户、绫罗户、屯田户、牧子户等）加以考察，认为“情况最复杂的莫过于封建依附这个阶层了”。在“争夺劳动力的斗争”一节，又探讨了封建国家对依附关系所采取的控制发展的政策。
多卷本的《中国通史》是一个整体，各卷都是这部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卷的编撰都必须具有通史的意识和眼光，如白先生在第一卷《题记》中所说：“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写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卷又是按照中国历史分期划分的，论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因而必须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越是能写出本时期的历史特点，才越能体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在这两个方面，本卷都很有成绩，既写出连续性，也写出阶段性，这正是它的成功之处。
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极为活跃，民族关系极为复杂，民族斗争极为频繁，民族融合极为壮观的时期。本卷概括说，这是“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再统一的时期，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又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本卷上册117页）。因此，民族问题不仅是本卷必须表现的一个主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表现这一主题。
本卷《综述编》对民族分布、民族迁徙没有用太多的笔墨，而着重于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汉化封建化道路问题的探索和总结。在论及西晋末年各民族的反晋斗争时，本卷认为其性质主要是阶级斗争：“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性质，是被降为佃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而“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同上193页）。在论及北朝时，本卷则认为：“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
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同上289页）。而在南朝，“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地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同上310页）。可见，阶级矛盾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本卷在论述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政权时，指出刘渊、刘聪都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当时“傅祇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匈奴刘氏政权，特别是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同上199页）。作者对十六国的其他政权虽未再加分析，但可以此为观照。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则不同，它是由鲜卑部落联盟组织转化过来的。“随着对外征服的胜利，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拓跋氏旧的氏族部落联盟组织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国主的权力渐而扩大和强化，原来的氏族制的机关逐渐转化为国家权力机关。原为氏族部落联盟军事领袖的拓跋珪和一班氏族贵族也转化为奴隶主国家的国王和贵族阶级了”（同上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