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本卷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卷指出：“民族杂居的各个地区，都经历过自己的行程，其中往往是很痛苦的过程。但一旦定居下来，在不同民族之间就可能有互相学习、互相融化的机会。无论是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或南方民族受到中原势力的冲击，无论是否经过武力较量，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汉化。接受汉化，实际上就意味着封建化。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发展阶段上的一个重大标志”（同上417页）。接着，作者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匈奴、氐和羌、鲜卑是走封建化道路的民族的三个类型：其一，匈奴是由于内附，迁居内地，与汉人及其他民族杂居，从而进入封建化过程。其二，氐和羌是在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尽了折磨，一方面又曲折前进，并由此进入封建化过程。其三，鲜卑拓跋部是由他们的统治者以君主的身份带领自己的臣民进入封建化过程的。他们从屯田到计口授田，再到躬耕籍田，都是封建化制度，至孝文帝改革是一个重要标志。
但本卷关于民族方面的内容与它在这个时期的地位似乎不相称，原因是《典志编》无《民族志》，所以当时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的一些民族及其活动或不载或语焉不详。
三
制度史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制度是支撑历史的骨骼，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层出不穷，变化多端。
这些制度反映社会现实，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现实，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多卷本《中国通史》创立《典志编》，为生产力、生产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撰述提供了条件，使这部分内容能够充分展开，这是新体裁的优点之一。
旧史中虽然有志书，但作为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门阀制度、户籍制度和兵制都付诸阙如，而赋役制度、法制虽有食货、刑法（或刑罚）志，记载却极简略。本卷编撰时，制度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可资参考的政治、经济制度专史很少见，研究论文也不多。所以，本卷政治、经济制度编撰的难度较大，各章作者是在收集史料中开路的，在史料的爬梳钩稽、整理考释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如历来颇有异说的黄籍、白籍问题，《户籍制度》一章经认真探讨指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户的户籍是用黄纸制成，但因东晋出现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这样，东晋南朝普通民户的户籍就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的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人们为区别这两种户籍，始以纸色对它们命名：前者称黄籍，后者称白籍。南朝后期白籍被废除后，黄籍虽仍然存在，但也渐渐地不称为黄籍了”（同上654页），从而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又如曹魏的田租、户调，虽然史书明确记载说：“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但《赋役制度》一章深入研究，认为田租既然是按田亩收取，那么户调是否就各户一律呢？作者根据《魏略》关于“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资”的记载说：“所谓‘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不是说每户一律调绢二匹，绵二斤，而只是一个按照家资户等的不同，各户所应出的平均数额而已”（同上681页）。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制度有其继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但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即使是最稳定的制度，也并非固定不变。稳定总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本卷政治、经济制度各章可贵和值得提倡的，是写出活的制度史，表现出制度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各章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把制度的演变划分为若干阶段，疏通源流，揭示变化。如《门阀制度》探讨门阀制度由形成到衰落的过程，已如前述。《户籍制度》从历朝的户口数入手，进而研究普通民户的户籍和特殊户籍，研究户籍记载上的变化。《赋役制度》的论述分三国、西晋、十六国、东晋、南朝、北朝六个阶段：赋税方面，探索了田租、户调、度田收租、口税、“三调”、资税、市税、关税及施行于蛮、俚族称为赕物的赋税，探索了九品相通和九品混通的变化等；徭役方面，对历朝徭役对象、役龄、役使方式、免役、避役都进行详细考察。《法制》考论法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名目——律、令、科、故事、簿状、式、格，及刑法、诉讼法、法律思想在历朝的变迁。《兵制》的研究主要分两条线索：魏晋南朝的世兵制及其补充形式征兵、募兵、谪兵、发奴为兵的发展演变，十六国北朝少数族兵和府兵制。以上列举的都是各种制度在各阶段较大的变化，而一个较大变化过程中往往又包含许多小变化。本卷之所以能写出活的制度史，还在于作者对政治史、经济史有较深刻的把握，能够结合历史环境的变动，对各社会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势力作具体分析，揭示出变化的原因，《户籍制度》“争夺劳动力的斗争”一节与《兵制》“世兵制度的衰落”一节中的分析即是其例。
各种制度不是孤立的，不同政治制度之间，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甚至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常常存在着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本卷制度史各章的成功之处，也由于注重这种横向的联系。如门阀制度与官制、户籍制度、徭役制度都有密切关系，在讨论九品中正制的“人品”与官品的对应时，如果没有丰富的官制知识，只能望洋兴叹。如果不懂户籍、徭役制度，也无法理解高门、次门、役门等。《门阀制度》在分析这个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原因和规律时，更广泛地论证了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与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关系。户籍制度、赋役制度相互关联，与土地制度、郡县和土断、封建依附制度都分不开。本卷这两项制度的撰写，都注意了这种联系。法制也与官制有关，本卷《法制》中的“司法组织”讲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讲的即是官制。其中说：“又以司隶校尉，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两晋御史中丞职权扩大，东晋设司隶校尉，督察权一统于御史中丞”（同上748页）。实际上，司隶校尉是司州地方行政长官兼中央检察官，东晋无司州，当然也不置司隶校尉。此处谓东晋设司隶校尉，至少是不熟悉官制之误。当然，因内容相联系，有关的章节要尽可能地避免重复。
这里还要顺便说一下本卷的《序说编》。从专题史角度说，《序说编》与《典志编》同属一个类型。此编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两章由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撰著。由于周先生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献资料烂熟于心，著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又非常关注学术界的动态，亲自为国内外的著述写过书评，故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指明优劣，十分中肯，有实事求是之心，无矫揉造作之态，引导我们去叩开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学宝库的大门，指示登堂入室的门径。《文献资料》分别介绍正史12部，正史以外史料7类34部，而每部之下又有补史、补志、补表和研究著作若干，只用2．3万字。其中，最长的是《晋书》的介绍，仅3000字；最短的不足百字。《研究概况》则不足4000字。可见惜墨如金，十分精练扼要。另外，《考古资料》一章，为我们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考古和利用考古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曾经被认为是大混乱、大破坏、大倒退的黑暗时代，其成就似乎不值一提。如今，这种偏颇的见解基本上已经被摒弃，但是正确观点的建立和获得认同，则需要研究的不断开拓，也需要通过通史、断代史、专史等的编撰以扩大影响。本卷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而不能把它写作漆黑一团”（本卷上册116页）。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关系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未能阻遏文化发展的脚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伟大文化成果，居于当时世界文化的前列，与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治世”相比，也毫不逊色，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作出独特的贡献。
本卷在内容、篇幅安排上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除《综述编》的一般论述外，有《文化发展的总形势》一章专论，《典志编》有《农业》、《手工业》两章，《传记编》收录了文化人物24人，占全部人物71人的1/3强，其第六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二十章、二十二章全为文化名人。而从二十三章至二十八章，分别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等科学技术史专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概述了社会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成就和中外文化交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玄学和儒学，如何看待玄学、儒学，本卷提出新见解说：“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自然，顺乎道，就要‘无为’”（同上434页）。作者概括数百年间的意识形态，认为主导思想经过三变，“由儒转入玄，又由玄转入佛。儒是继承汉儒传统，玄是洛阳世族之学。晋东渡后，玄学也随之东渡，北方仍以儒学为主”（同上443页）。本卷高度赞扬这一时期的无神论，认为“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同上449页）。本卷对史学、文学艺术各有论述。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一节，肯定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著的发展”，表现在人员的往来，物资的交流和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指出这“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同上492页）。
《典志编》第一章《农业》，论述在艰难历史条件下农业的缓慢发展，对晋末宋初南方的农业，认为“其生产水平已呈现超过北方的发展势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同上519页）。关于农具和农业技术，认为比秦汉时期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如铁农具的原料质量好，农具的种类增加、性能增强。农作制、作物栽培和管理技术的发展，园艺、畜牧兽医和蚕桑技术也有发展和提高。这些文献中有记载，也得到出土文物的证实。第二章《手工业》，论述建筑、水利、交通运输、兵器、造纸、陶瓷、石油、天然气等，这些方面由于研究的进展，所论述的内容比以往的通史著作都更加丰富、具体和深刻。自本章第二节至第六节、第二章《手工业》及《传记编》的科学技术史专传都是由中国通史科技史组的专家撰写的。他们在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造诣很深，既能对当时各个领域科技上的成就和科技思想作了详实的论述，也能对这些成就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作出精确的评价。他们的研究表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科技方面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贡献。
本卷《传记编》的文化人物在表现这一时期的文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综述编》的《文化发展的总形势》一章未能详写内容，都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如文学的兴盛，有曹植、“二陆”、陶潜、刘勰、钟嵘等传；史学的繁富，有陈寿、范晔、裴松之、沈约、魏收等传；书画艺术的发达，有王羲之、顾恺之传；自然科学的发展，有裴秀、祖冲之、郦道元、葛洪、陶弘景，后二位又是道教领袖；中外文化交往，有法显传，他又是高僧，从他和道安、慧远传可见当时佛教与佛学。
参考文献：
①《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6页。
②唐长孺先生的研究表明：“汉代的大姓、名士是曹魏选拔臣僚的基础，其士族地位决定于某一家族在魏晋时的政治地位，特别是魏晋蝉连的政治地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第58页，1983年。
③《读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页。
④《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1—22页。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