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如实记载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间的不和以至战争，同时又更着重记载历史上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互相融合，突出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发展的共同贡献。这种交流和融合可以溯源很早，西周初年，居住在东北松花江直到黑龙江广阔地区的肃慎族与周就有友好联系。在汉、唐、元、明、清等统一时期，民族间的交流就更加频繁和密切。例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结果，“增进了西汉皇朝和天山南北地区间的了解。此后，这一广大地区的地方政权相继遣使跟汉通好，汉也派使者在这里进行屯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和联系”。武帝时，“西南地区和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11。“唐代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有战争，有和好，而总的说来，唐代盛世的民族关系是比以前密切了”。东突厥与唐连年战争之后，“毗伽可汗立，向唐请和。唐答应跟它互市，以丝绸交换马匹。从此，双方建立了亲善的关系”。唐灭西突厥后，“在天山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经过天山南北一直通往西亚的道路，也得以顺利通行”。其他回纥、吐蕃、东北各族、南昭也都与唐有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12。书中突出记述了元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边疆地区的情景。如讲到新疆：“从蒙古早期直到元代，畏吾儿文化对蒙古人有很大影响，而汉文化又对畏吾儿人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对畏吾儿人聚居地区的开发，非常重视，屯田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注意发展那里的手工业，曾经派汉族工匠到鄯善（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地方去传授造弓的技术”。又如讲到云南：当时，“许多蒙、汉、畏吾儿人和回回人来到云南，跟原来居住在这里的白、彝、傣、纳西、哈尼等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的西南边疆。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兴修水利，传播汉族文化，改善民族关系。汉人张立道消除滇池水患，开辟良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他们都对云南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成绩”○13。通过这些记述，热情歌颂了各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读起来令人愉快。
《纲要》还通过具体的记述告诉读者：即使是在分裂割据时期，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仍然是更加根本起作用的因素。书中讲到在辽、西夏、金跟北宋对峙时期，“它们（辽、西夏、金）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北宋之间，有政治、军事上的矛盾和妥协，也有经济、文化上这样那样的交流”○14。宋与西夏间3次大战的结果，“大大加重了双方经济负担和人口的伤亡。战争也造成了正常贸易的停滞，使夏境内的粮食和日用品感到不足，造成了各族人民生活上的困难”。因此，双方此后即达成和议，“商定夏对宋称臣，而宋则每年要给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帛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并恢复宋边界上的市场”。宋辽边境上也开辟市场，宋以数量众多的农产品和生活用品跟辽的畜产品互相交换○15。宋元时期的吐蕃虽然是个封建割据的局面，吐蕃族跟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也是友好的。“吐蕃人角厮罗在青海一带所建立的政权和北宋政府交往颇多，角厮罗曾受封为节度使，并以‘进贡’和‘回赐’的名义进行商品交换，用牛、马换取内地的丝织品、茶叶、药材。”○16这就说明：即使是在分裂割据时期，各族人民之间要求加强友好往来的深厚感情总要顽强地冲破统治者制造的障碍，促使民族关系不断趋于密切。只有抓住这一点，才是抓住事情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实质。
《纲要》这样重视各民族间的友好联系和融合，赞颂各族人民对历史的共同贡献的做法，不仅与那种竭力要区分历史上民族之间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的做法截然相反，也跟那种只强调某朝在某地设立什么行政机构的做法根本不同。无疑地，前一种做法才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今天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才有利于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合作，共同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
四、《纲要》正确评价了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的历史地位。
以往有的历史著作总要把元代说成是蒙古铁骑蹂躏的黑暗时期，《纲要》则对元皇朝的历史地位作了全面评价。一方面指出，成吉思汗所进行的战争，带有极大的掠夺性，“对于封建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并不理解”，“蒙古铁骑所至，都带来极大的破坏，使当地人民蒙受深重的灾难”○17。另一方面又指出，“从元皇朝统治中国的历史来看，它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大一统的建国规模，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有所成就”○18。书中列举了主要史实来证明，如：忽必烈在“灭宋以后，更大规模地推广屯田，兴办水利。尽管当时社会矛盾很尖锐，农业生产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全国设立驿站制度，修通大运河，发展了交通，利于全国的统一。“元代的科学技术、史学和文学艺术，都是有所发展的。国内民族联系的加强，中外文化关系的增进，使少数民族的成员、外来侨民及其后裔也都有机会作出贡献，从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19《纲要》对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也作了肯定：“大致说来，清强盛时期的行政效率要比明代好些。它不只大量沿袭了明制，也注意吸取明的失败教训，清对人民的剥削比明较为缓和。清帝没有宠任宦官和多年不上朝的事。清帝跟军机处的关系，要比明帝跟内阁的关系密切得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还能保持一个相当强大的形象，是有原因的。”○20如果不彻底清除笼统“排满”之类的旧观念，就难以得出上述正确结论。
对于清代的民族关系，著者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审慎的分析。一是肯定清初“对边疆少数民族注意到民族关系的协调”，包括蒙古赤斤部、蒙古喀尔喀部、新疆畏吾儿、西藏的达赖和班禅；二是书中没有轻率地把后来准噶尔部起兵指为“叛乱”；三是明确肯定清朝康、雍、乾3位皇帝对西北的军事行动和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是“巩固了国防，稳定了当地的社会秩序”的措施，因而具有（或客观上具有）进步的性质。同时又严重谴责统治者“采取征讨行动的时候，总是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多灾难”。这种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具体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的郑重态度。清代民族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研究者往往感到难以作出恰当的概括，《纲要》的论述尽管是简略的，却富有启发作用。
书中对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评价也同样显示出著者的历史眼光。除上面提到的北魏孝文帝、忽必烈等人物外，它如说金的阿骨打是女真人的“杰出领袖”○21，耶律楚材（契丹人）“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的博学的政治家”○22，郑和（回族人）下西洋，“航海纪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23，“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杰出的军事家，皇太极还是杰出的政治家”○24，对他们都作了充分的恰当的评价，同样体现了用民族平等的观点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原则。
总的来说，《中国通史纲要》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叙述，作到了把对历史问题的具体分析、恰当论断，跟加强今天民族团结的著述目的结合起来，具有科学价值和时代高度。这条正确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由于这是一本纲要性通史著作，书中的叙述和分析都只能作到比较简要，此后，在由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多卷中已经以更详尽的史料和分析予以展开，作了更加深入和充分的论述。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②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③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④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⑤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
⑥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⑦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⑧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⑨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⑩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5页。
○11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12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1-193页。
○13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6-288页。
○1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15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9-250页。
○16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17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1-262页。
○18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19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269页。
○20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4-345页。
○21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
○22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23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9页。
○2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原文刊载于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