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的研究，在民族史、史学史和通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史学理论。纵观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研究，其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强调中国史学的民族性。以下试从通史撰述和历史教育两个方面，对白寿彝先生的民族史学理论作一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中国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
关于中国通史的记述对象与范围，这似乎是一个人人都明白因而无需回答的问题。然而，从以往的中国通史撰述实践来看，并不尽然。如有的通史著作将中国历史写成朝代更替的历史，有的则将中国历史几乎与汉民族史等同起来，如此等等，都使中国通史的记述对象与范围大大缩小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中虽有史料不足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受史学思想所囿。白寿彝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筹划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其间吸收了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终于在20世纪末，继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史学大家之后，最终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成为20世纪中国通史撰写的压轴之作。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从编纂体例到思想内涵，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是一部颇具理论特色的通史著作。纵观白先生的通史编纂理论，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强调中国历史的多民族性。以下就其多民族通史编纂理论之荦荦大端加以论述。
首先是对“中国”这个概念的认识。白寿彝先生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内涵是不相同和不断变化的。最早的“中国”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楚国和西方秦国都在很长时间里不被视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今天的“中国”，则是指拥有56个民族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白寿彝先生认为，既然“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概念，今天的中国人讲中国历史，就应该采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即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要明确这个概念，讲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民族的历史”①，而不能也无法去采用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因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向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去任意地取舍其中的一种概念。所以白先生强调说：“咱们是现在的中国人讲中国史，应该用现在的概念，不应用过去的概念。这不只是名词问题，不只是概念问题，是具体的历史分析，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②
其次，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的疆域问题。白寿彝先生认为，既然中国历史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也就是“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古今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③。但是，我们又不能将中国历史的这个“地理范围”固定化、绝对化。譬如对待某些跨国境的民族，我们虽然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境外那部分人的活动，但是，在论述这些民族的族源时，则不应当受国界的限制；有些在历史上曾经煊赫一时而后来却不见于中国历史的民族如匈奴、突厥等，有些则是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却弄不清楚他们与国内民族的关系，由于他们都曾经在中国地理范围之内生存过、活动过，只要有材料，就应该记述他们的历史；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有些战争与重大活动都超越了现在的国境，对于这些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活动，当然要载入我们的历史当中；有些中国人到外国去并且长期居住下来了，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由此来看，通史撰述中的中国历史的地理范围问题，它既是一定的，又是需要变通的。
白寿彝先生认为，对待中国通史撰述中的疆域问题，要切忌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机械地看待中国历史疆域问题，将中国通史的撰述范围固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内，其结果则是一方面基本上记录下了汉民族的历史活动，一方面却将“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④。二是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宏，把元朝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其结果则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⑤。
再次，要重视中原以外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白寿彝先生认为，在中华民族多民族发展史上，汉民族无疑是主体民族，因而也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民族。所以他说：“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⑥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通史的撰述，理所当然地要以汉民族的历史为主要对象。但是，白寿彝先生也明确指出，“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境内各少数民族共同的历史。由于长期以来的中国通史撰述，人们普遍重视对汉民族历史的记述，而轻视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因此，重视历史上中原以外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就显得尤为必要。
白寿彝先生认为，自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古代史学家，就具有撰写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优良传统。白先生将《史记》视为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他说《史记》不但“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还“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6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⑧。认为《汉书》和《后汉书》虽然在民族史的见识上比《史记》差得多，却都在民族史的资料上“对前史或续或补”，“收罗繁富，甚见功力”⑨。
白寿彝先生还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了重视对中原以外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叙述的必要性。第一，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民族种群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组合、分化和融合的过程，总是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成员，也不断地有自己的成员参加到兄弟民族里去”⑩。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为例，它就是经过有关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后，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少数民族被汉化，汉族因此而充实了自己；又经过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融合，到元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也被汉化，成为汉民族的一员。由此来看，汉民族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通过不断吸收兄弟民族来完成的。二是指民族文化互补。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虽然有大小强弱之分，但是他们都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他们在创造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相互吸取着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从而共同构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辉煌的历史文化。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方面，每一个民族都从兄弟民族吸收各种营养以丰富自己。每一个民族的语言也不断地接受兄弟民族的影响”○11。正是这种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互补，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各民族已成浑然一体。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与民族关系的发展分不开。白寿彝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划分为4个时期，这一历史分期理论的主要特色是注重从民族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待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分期问题，认为这样看问题“能看得更宽些”○12。白先生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汉民族形成时期，当时各少数民族还比较落后，还没有封建化，封建化的区域是在中原地区，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民族的大规模流动、移居和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南北方的民族杂居地区都扩大了，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已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13。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五代至元，汉民族与各民族之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中国的广大地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清时期，一方面是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更密切，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也更加沉重了，故而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期。当然，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的主要依据并不只有民族关系这一条，但他明确认为，“讲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能丢开民族关系的发展，丢开没法讲。光从汉族地区讲，太小了。”○14而且白寿彝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少数民族的不断封建化过程，也就是少数民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这本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史观今，我们今天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民族地区不实现现代化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就很有局限，就不能说是真正实现了。所以他说：“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