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把一生都奉献给历史研究和教育事业。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一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他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这篇学术论文的发表，标志着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后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中国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和历史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是在中国史、中国史学史和民族宗教领域取得了相当多的开创性成果，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999年出版的、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卷轶浩繁，体制完备，内容丰富，及时反映了最新的中国史研究的成果，具有独到的理论建树，是本世纪中国史学的代表作，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江泽民总书记致信祝贺，认为“《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这是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其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
白寿彝先生的道德文章，堪为风范。这里不可能全面阐述，只就我感受较深的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强烈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先生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活，携带家眷离开河南开封，经长途跋涉，辗转到广西、云南、重庆等地任教。一家8口，生活十分困难，但先生不仅专志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而且始终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他以一个回族学者的身份，撰文呼吁回族同胞要加强民族团结，担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给我们以最严重压迫”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我们不想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则已，否则必不该卸却这方面的时代责任”（《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77、80页）。
对新中国的成立，先生十分兴奋，1951年即出版了《回回民族的新生》，抒写了“回回人民对这个大时代的喜爱”。他真诚地拥护党的民族政策，关心新中国的安危，称赞回族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涨的爱国情绪，指出：“回回人民应该珍重这个新生的时代”，“为民族团结，巩固并发展全中华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同上，第93、154页）。这是跳出本民族利益的局限，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从国家整体的利益出发的。寿彝先生一贯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重视各民族的团结，并把这种高尚的政治品质融人了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中。他在民族史研究中就提出了多民族的统一理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的亲密友好。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很大的发展。”（《中国通史》第1卷第95、96页）先生不仅具体详细地论述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统一是主流，而且将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先生就热情、勤奋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回回民族的新生》一书，即贯串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民族的压迫，大量的是阶级的压迫，用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但他也没有把问题简单化，又指出：“尽管民族压迫在本质上多是阶级压迫，但民族压迫又不能和通常的阶级压迫相等同。”先生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规律，不能只堆砌史料。他说：“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锐利武器来分析材料，作出结论，揭示历史规律。”“不学习理论，光知道事实，读一辈子书也没有多大用处，材料一大堆，甲乙丙丁罗列现象，是不行的。”（《白寿彝史学论集》第181—182页）但是，先生也反对从概念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强调要从事实出发。他说：“我们研究历史，重要的问题是立场、观点、方法要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而不是斤斤于经典著作的个别词句”。“讲理论必须结合具体史实，而不是讲脱离史实的空论”。
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的。当他看到有人“以发展马列主义为名而以歪曲马列主义为实”，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僵化”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错误思想，认为思想政治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去占领，进退之际可以说是间不容发”。他强调要以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些话为指南，“毫不动摇地树立我们在政治上的正确方向”（同上，第229—300页）。在他临终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史学是21世纪史学发展的总方向。他说：“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在过去的20世纪里，可说是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有了不小的成绩。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成为人类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前进航向的主导思想。这应该说是史学领域里所获得的最大成功，也是21世纪史学发展的总方向。”（《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第三，学术创新的精神。寿彝先生认为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在他一生的治学道路上，始终追求学术的创新。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有论点、理论的创新。例如，中华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和曾经有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的理论、多民族统一的理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观点等等。先生不仅在理论观点上有不少创新，在史书编纂上也有创新。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史书编纂体裁丰富多样，如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等，是很值得借鉴、继承的宝贵遗产。清末以后，受西方著作体裁的影响，编纂史书大都采取以年代先后为序叙述政治、经济、文化的章节体，本来丰富多样的史书体裁变得单一。先生不断思考这种状况，他在1978年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制订实施计划时，就酝酿为改变单纯章节体而创立新的体裁。这一新的体裁，体现在《中国通史》里。除第1、2卷外，第3卷以下各卷，都按“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部分编纂。“序说”介绍每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文献资料和研究概况；“综述”论述各该历史时期的历史概貌和发展脉络；“典志”论述各该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传记”是各该历史时期重要人物的群像。这种体裁被专家称为“新综合体”，它的优点在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历史的进程，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和丰富性，也避免见事不见人的缺憾。
第四，高度自觉的事业心和严谨的学风。寿彝先生计划编纂《中国通史》并担任总主编，已是年届七旬。70岁的人毕竟是老年了。不少人担心这么大年纪主编这么一套大书，难以完成。但他为了事业，不顾年事已高，决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并终于把这部巨著完成了。他任总主编不是挂名，而是认认真真地去做，是名副其实的。从第1卷到第12卷，约1400万字，全部审读一遍。开头几卷是自己阅读，后来眼睛不好，就让助手读给他听。发现书稿中存在的问题，有的自己修改，有的提出意见请作者修改，真是“二十年磨一剑”。在编撰《中国历史纲要》这部近30万字的著作时，先生把参加编书的几位作者找在一起，逐字逐句通读书稿，不仅发现论述不准确要改，不够精炼要改，就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加以推敲，做到精益求精。该书除中文版外，还有英、日、西班牙、德等多种文字的版本。在他临终前的一些日子，神志已不很清楚，当他稍为清醒，见到有人看望他时，第一句话就间“还要我做些什么工作？”他心中记挂着的不是别的，是工作，是事业。这是很感动人的。
江泽民总书记在贺信中，称赞先生‘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先生高尚的人品和治学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和发扬。
（原文刊载于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