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志刚
二十多年前，有人评价白寿彝先生时称之为“少数民族史学家”。对此称谓实不敢苟同，它远远不足以概括白先生其人。改革开放后社会各界特别是史学界对白先生的称谓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贴切：“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取得了相当多的开创性成果”。江泽民在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时称白先生“在髦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李鹏则称之为“是我国史学界乃至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李瑞环称之为“对推进我国史学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定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评价听起来、看起来，都很令人欣慰。就我个人而言，只有在“史学家”前面加上一个“伟大的”形容词，才能表达对他老人家的崇拜与敬仰之情。这种感觉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我自己的切身体会的。
白寿彝先生弟兄三人，他行三，我们称呼他为三舅。大舅、二舅辞世早，三舅1938年离开开封后至1982年间未回过开封。我对白寿彝先生年青时期的了解，多来自家父教诲中的言传。我的家是一个以研究《古兰经》和阿文为主旨的阿洪世家，对中文的深入学习，先辈中无以对我们进行教育的典范，白氏三兄弟就成为父亲教育我们的楷模。据三舅给我讲，家父只上过一年洋初中，但却有一手好书法。家父经常和白氏三兄弟切磋书法，加之他又是做古玩生意的，历史文化知识方面有些积淀，所以和三舅的关系更加密切。家父多次说过：“你大舅是实业救国，二舅是文化救国，三舅是教育救国，他们都是大学问家，没有学问是办不成大事的。”这大概是家父对白氏三兄弟年青时的简练概括，也给我们指出了效法的榜样。还听家父说过：“你三舅是一个上‘洋学’的，还跟着你姑姥姥念经，念到能站位的地步。”“站位”亦即当阿洪，这就是说白寿彝先生的阿拉伯文程度达到了能读、能写、能译的地步。难怪他后来给马坚等人的《古兰经》汉译本作序时，显得在阿文修养方面很内行，有相当的尔林。还听家父说过，三舅曾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学了一年多时间，和洋人对话即对答如流，还能用英文写文章。最为我家父赞叹的是，三舅才十几岁就在上海大报上发表文章，还出了书。后来才知道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时年仅17或18岁。
在1938年至1950年之间，白寿彝先生在南方从事教育与文化活动期间，我父亲存有他的10封来信。我们小时都在家父指导下练习毛笔字，家父曾以白先生的信为我们讲解“行书”。家父和三舅之间通信都是用的文言文，看不大懂。但记得在1947年或1948年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南京有人请三舅去台湾，被他断拒。1949年的一封信是白先生到北京以后寄的，信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只记得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国家有望，民族有望，百姓有望。”因“有望”二字写的是草书，我把它读成了“民生”，所以印象较深。从中可见白先生的政治立场。可惜这些信在1956年开封大雨中因房塌而毁。
鉴于这种亲威关系，我对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动态较为关心，尤其是我在高等学校教书以后，也有这个关心的条件。
白寿彝先生在史学界可算得上是一位高产、高质、高水平、高境界的大家。我曾经粗略计算过，他办过的杂志和刊物有13种之多。他最早办的刊物是开封的《晨星》半月刊。后来我到北京读书期间，曾在旧书摊见有人高价出售30年代的《晨星》半月刊，主编仍是白先生，但杂志社地址是在北京。他的各类著作（包括专著）超过30部，每部都不止一册，如《中国通史》有12卷22册；他在学生时期所编的《朱子语录诸家汇集》就有148卷。他一生发表的论文有数百篇，而且都是些很有份量的文章。他的许多论著，或者说多数论著都是他临近古稀以后的晚年之作。作为一位耄耋老人，完成这么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实在是少见，尤其是他两眼近视近2000度，且有白内障。1982年时他给我讲他的两个眼晴的视力都不到0．01，他看书时拿着放大镜几乎贴着书本看，我站在他面前他都看不出来是谁，当叫他“三舅”时他才知道是我。可见他的毅力和对事业的责任感是多么强烈，有多么大的支撑力。
记得臧克家先生在谈到中国史学研究近年取得的成就时，有这样三点：第一，有一系列大部头通史的出版，主要是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第二，民族史有很大的发展；第三，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史学研究》发表了一篇《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的文章，揭开了社会史研究的序幕。在取得的三大中国史学研究成就中，在每一项成果中，白寿彝先生都是顶尖的代表人物。所以在我的心目中白寿彝先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说到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我另有一番感受。他在作《二十四史》校点时，我注意到开始时有报道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安排的，完成时只在《光明日报》上有一个豆腐块一样的几十个字的报道，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现在怎么又搞中国通史？我曾经在他面前顺口说过，有那么多版本的中国通史，怎么还要编中国通史？他只回答说还是要编的。我看他不打算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敢再问，也不敢说出对《二十四史》校点的看法。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文化革命把什么都搞乱了。”我突然感到这就是他对我的正面回答。在这种感觉的启发下，我大致翻了一下当时较有权威的中国通史版本，才明白他老人家再写《中国通史》是为了在中国史上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同样是一次学术上的拨乱反正！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后来和一些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接触，他们也有同感。史学界在评价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时，指出了以“新综合体”这一史书体裁的重大创新、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鲜明理论体系、自始至终亲自主编完成多卷本的这样三个特点。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大概属于“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鲜明的理论体系”这一特点。处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不禁使我联想到“文革”中白寿彝先生的一些事情。“文革”时期“四人帮”在北京师范大学考教授，白寿彝先生交白卷以示抗议，一时在高等学校传为佳话。我曾问过他是否真有其事，他笑着说：“还是写了‘白寿彝’三个字嘛。”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彻底为秦始皇平反时，白寿彝先生写了《论秦始皇》，接着又写了《儒法斗争史的虚构》，这在当时的情况下风险是何等之大，由此可见他的高风亮节。记得巴金先生在回忆“文革”的著作中，把那些追逐“文革”极左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所说、所作、所为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白寿彝先生非但不在巴金先生指责之列，而且是在风口浪尖上没有被大雪压垮的一棵青松。
白寿彝先生作为回族的一位杰出史学家，不仅对中国回族历史的研究比较深入，而且是持续时间较久的。从1935年在他本人所创办的《伊斯兰》半月刊上发表《中国回教史之辑录》一文开始算起，到1992年《回族人物志》第四册完成，历时57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他发表的有关回族史研究方面的著作6部、文章10余篇。在他的著作中，《回民起义》按地区分为4册，云南和西北各两册；《回族人物志》按朝代分为4册（元、明、清、近代）。在他的研究中不仅有大量的回族史的论著，也有《中国穆斯林学术传统》之类的学术研究，还有关于《古兰经》翻译方面的论著。还应该提到的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是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的。他先后在云南、四川、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为回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据他本人讲，他在云南的考察近乎是徒步进行的，可以想象他为此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努力。他的关于中国回族的形成理论就是在完成这大量调查后的研究成果。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与人交谈时总是笑容可掬，从没有大学问家和长辈的架子。记得有一次他问到我的工作情况，我对他如实讲，担子重、压力大，本科课一周六节，研究生课一周半天，还有个研究室，担了个副系主任，想辞去些工作专门教书。他语重心长地说：“担子重，只要不超过十二分，就应该顶过去，压不垮人，如果超过了十二分，可以考虑调整。”还有一次，那是在1987年，我大女儿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新闻局不要女的。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对新闻局的这种性别歧视的不满。他给我回信说：“搞新闻还是去报社，新闻局是搞不了什么新闻的。若有异议，可再函复我。”从中可见他对晚辈的关心既热情又有原则。
我是从事自然科学的，不懂史学，也不了解多少史学领域的知识，不可能对白寿彝先生的一生和他的事业有全面的认识，但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谨以此文作为对他老人家归真五周年的提念吧！
（原文刊载于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