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作家论,探讨当代（主要是“文革”后）一批最为活跃的少儿文学作家的作品。作品是作家个人的想象,表现着作家个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命名、创造,无疑有着很强的个人性和主观性。但将创作看成一种话语,一种作者和读者的对话,它不仅受到读者而且受到语境,包括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作家的个性也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在实际讨论具体作家的创作之前,需要对当代,特别是“文革”后的少儿文学语境作个大致的扫描,看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化主潮、审美氛围等为作家们提供了怎样的舞台,这一代作家站在什么地方想象世界和明天。
一
关于“文革”后社会生活的特点,人们已有过许多的议论和讨论。尽管说法不一致,但在“社会相对安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形态正经历艰难的转型”等方面,多数人还是有相当的共识的。特别是对“转型期”的理解,尤其理性和富有深度。这是就社会生产、运行方式而说的,也是就政体、人的精神、人的思维方式而说的。就文学而言,后一种转变的影响尤为重要和明显。
这突出地表现为人们观照世界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传统中国文化、文学观照世界的视角多是庙堂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比如在儿童文学中长期流行的所谓“教育儿童的文学”,从观照世界、叙事事件的方面说,取的主要就是意识形态的视角,代圣贤立言,宣传、灌输主流意识形态提倡、认可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直到“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仍如此。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渐渐地发生了变化。比如所谓的“寻根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强调拨乱反正、反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候,却突然地将目光从眼前的现实生活中收回来,投向自然,投向历史,投向文化,甚至投向荒蛮的远古,其实是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生活、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悬搁,标志着以关心终极价值、突出批判和个性叙事能力为主要特征的精英视角的自觉。这一观照视角在以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等流派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几乎与此同时,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脱颖而出,将风景从街头地摊一直推进到权威刊物的主要版面,批评家们也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压抑被排斥的边缘,读出一个在后来的讨论中注定要引起诸多关注的“民间”。虽然在主流话语中意识形态视角仍被称为主旋律,但后二者的发展至少在普通读者的阅读中已和前者一起成鼎足之势。这种格局也反映到儿童文学中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教育小说及现在仍在大量出现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大致属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一类;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文化派小说、先锋派小说以及部分大幻想文学,走的大体是精英文学的路子;而热闹型童话、幽默小说以及许许多多的搞笑文学,则是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代表。这三类文学各有自己的作者和读者群,但彼此间也时有重叠和交叉。传统的一元化视角其实已被消解了。
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既鼎足而立又充满矛盾和斗争,这使近些年中国文坛的格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要打破占主导地位一元化意识形态的视角,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曾组成联盟,共同对一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视角进行消解。后来,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强劲兴起,强调趣味,强调刺激,强调快感,不仅消解意识形态也消解精英文学的终极关怀。为抗击这种潮流,精英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又找到了共同语言。但在更多时候,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学则更容易成为共谋者,站在一起反对精英文学。意识形态不喜欢精英文学的批判性,大众文学则说精英文学突出理想、精神,是在“玩深沉”。比较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有权力话语的支持,大众文学有大众读者和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唯有精英文学处境最为艰难。这是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普遍的现象还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有的情景?也许只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出结论。
但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还是它们构成的整体格局,其实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一元化意识形态的视角仍是阶级斗争,只是矛盾所向与“文革”十年完全相反。80至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提阶级斗争,而是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条件下,也不拒绝谈普遍人性,有了更多的人情味。包括儿童文学中的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挖掘阶级斗争后面更复杂的人性内容,有了以往的同类文学从未有过的深度。精英文学从反思十年动乱中人性的扭曲到反思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思虑更加精深。而大众文学从开始时的形式上的通俗性到寻找大众文学的特定内容到使用电子媒介创建文化产业,变化的轨迹也清晰可见。而三者之间的分分合合,既互相矛盾又互相借鉴,使中国儿童文学走进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时代。
二
视角上的变化自然地带来意蕴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在一元化视角时期,文学作品突出的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中长期强调的教育性,就是这种视角对作品内容和价值取向的一种必然规定。视角走向多元以后,一元化的教育原则被消解,文学向自身回归,文学之为文学,儿童文学之为儿童文学的一些本体性特征被凸现出来。八十年代中期,一些被称为先锋派的儿童文学作家曾有一次集体性的反叛行动,就是从传统的学校、家庭题材中突围,从现实的社会化主题中突围,“野出去”,走向郊外,走向原野,走向高山大川,走向半开化未开化的野蛮洪荒之地,走向童年,走向神话与巫,在传统的学校、家庭、社会矛盾的题材之外,开辟出一个新世界。这一变化显然不只是题材上的。“野出去”是对学校、家庭、社会题材的一种悬搁,自然也是对包含在这些题材中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教训内容的悬搁。悬搁了这些内容,一些过去人们不甚熟悉,但更符合儿童文学本性,更符合儿童成长需要的内容才得以涌现出来。
一是普遍人性。儿童生活、儿童意识尚未明显分化、特化,给他们的作品自然有更多的普遍性、浑茫性,表现全社会都能认同的思想内容和价值观念。离开这些去表现特定时空、特定阶级对世界的理解和描绘,很容易造成迷失和错位。“文革”后儿童文学不约而同地从那个狭隘的天地中挣脱出来,走向普遍人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儿童文学自身特征的体认和回归。回过头来看,我们很难理解像《来自异国的孩子》（程玮）、《马老师喜欢的》（梅子涵）、《老人的黑帽子》（韩静廷）、《小狗的小房子》（孙幼军）这些在内容上并无忤逆之处的作品,在其诞生时却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从禁锢中突围出来,且一发不可收。写母爱、写童心、写文化、写自然,写人与人之间关心、怜悯、同情、爱护,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性的相通,甚至在动物身上也发掘出令人感动的人性。这在不久后的理论中也体现出来了。刘绪源说儿童文学有三大母题,即母爱、自然、顽童;斑马看到“现在”对儿童文学的狭隘封闭,主张在时间上向前向后大幅度地延伸,走向历史和未来、神话和科幻,开辟出和儿童的原生心态相对应的巨大空间;曹文轩先提倡儿童文学要重塑未来的民族性格后提倡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都在提倡一种更感性、更生动的儿童文学主题内容和价值取向,倡导一种更现代、更人性的人的观念和成长的观念。这和这一时期整个中国文学的反野蛮、反禁锢、反僵化、反封建的主题大致是一致的。
一是文化意识。以往的儿童文学并非全没有文化意识。政治也是一种文化。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文化是一种在传统中形成的较为内隐的思维、行为方式,具有为全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性质。文化具有普遍性、传递性,因而在儿童生活中表现得更突出更明显。儿童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学文化。前面说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曾有一次集体性的反叛行动,就是突破学校、家庭、社会生活题材走向自然、历史、神话,其含义主要有二。其一是以逃逸的方式悬搁社会化题材、主题;其二是借自然、文化、历史、民间的刚劲质朴、野性未驯来校正现实文化的僵化性、驯服性,在源头恢复中国人生命的活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中一时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虎啸深山、龙吟大海,神话、巫术,半开化的乡间野民,藏龙卧虎的江南小镇,以致异国风情、未来景象,充满了罢去拘束后的生动想象。由于获得了这样一种文化底蕴,这时期的儿童文学为自己开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广阔空间,显出以往儿童文学从未有过的丰富和深厚。
再一就是游戏精神。在文学被视为宣传、教育、教化的时候,它一般不会有游戏精神。有了八十年代的文学突围,宣传、教化的理念被悬搁,这个古老的精灵又回到儿童文学中来了。“有趣”“好玩”“幽默”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仅得到人们的认可,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儿童文学中最核心的东西,作品也趋之若鹜地争相表现。但人们的理解其实颇为不同。较肤浅的,在作品中写游戏,是从题材、文学描写对象的角度来看待游戏的,如童谣中的游戏歌、叙事文学中的游戏故事等。进一步的,是从价值取向、美学趣味的角度说的,要求作品写得有趣,不在作品中包含直接的教育内容却能解颐破闷,生趣逗笑,使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娱乐,如热闹型童话、通俗性小说多属这一类。更进一步,则在整体上将文学看作一个创造的、虚构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反映,是不及物的。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是将人从现实世界中间离出来,中断日常思维,中断日常生活中常态的价值判断,以超功利的心态遨游在一个与现实生活有着很大不同的虚拟空间。由此,人暂时解脱了生活的重负,以一种自由的、解放了的心态看待世界,整个精神进入一种审美状态。这是人格建构的最高层次,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此时,游戏已不只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也不只是其美学上的一种特色,而是文学自身,人的生命自身,游戏就是文学的本体,生命的本体。近年来少儿文学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就可以作如是观。突围后的儿童文学,也在这里找到一块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突围使儿童文学得到解放,自我放逐使儿童文学在较高层次得以回归,但从另一角度看,近二三十年的儿童文学也是有着局限的。那就是,我们在疏离狭隘的社会功利意识的时候,又多少将必要的社会关怀、现实关怀淡化了。文学不是宣传,不是教化,但也不是与现实社会无关的东西。人毕竟主要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向社会生成,终极关怀不能不包含对人的社会、现实存在的关怀。“文革”以后,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生产力提高了,不少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但也有不少人在社会的变动中沦入底层。在一些人走向大富大贵的时候,一些人正在走向赤贫。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子女,望着越来越多的学校,竟像当年的高玉宝一样,发出“我要读书”的声音。包括变革的艰难及人们在变革年代遭受的苦难,在我们的文学中都极少表现。我常常纳闷,中国现阶段的某些情形有些近似西方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而西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苦难,如失去土地进入城市的穷苦人们的苦难,在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曾得到那么真实而深切的表现,可相同的内容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中为什么寻而不见呢?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去写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但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对现实苦难失语,就很难说是一种正常状态。近些年儿童文学描写的对象和诉诸的对象主要是都市的孩子,尤其是正在发展的都市中产阶级的孩子。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不要以忽视、漠视广大贫苦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为代价。这种忽视、漠视是可能出现的,如某些关于今天的孩子和一百年以前或一百年以后的孩子是一样的,可以用回忆自己的童年代替对现实儿童的了解的议论,有时是可以引申出有违议论者初衷的结果的。关心现实又不被现实功利所囿,立足现实又从具体的现实问题中超越出来,我们应该对儿童文学的审美距离有一个准确地把握。
三
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儿童文学的自我回归最后自然要表现为艺术的回归,文学性的回归,特别是要创造出一种只属于这种类型的艺术形式,从艺术形态上将这类作品和其他类型的作品区分开来。前些年,我曾说在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中有过一个文学化的运动。说“运动”有些夸张,但拉开距离看,这种变化是存在的。只要把近二三十年的儿童文学和此前的儿童文学比较一下,它们比以前任何时期的儿童文学更像文学,更具文学性。其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也比以往的儿童文学更深、更成熟。
此处有一个儿童文学观念的问题。儿童文学是文学,这或许不会有异议。但在进一步把握儿童文学特点的时候,有些人常常是将他们心目中的儿童文学,主要是儿童实际阅读的各种带文学性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抽象,从中概括出一般的内容,以此作为儿童文学的特点,以和非儿童文学相区别。这样,由于多数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偏弱,作为儿童文学普遍性的“儿童文学特点”的文学性也偏弱。这种思维方式和实际操作方法是颇值得商榷的。什克洛夫斯基区别了文学作品和文学性,认为只有文学性才是我们理解文学作品特别需要把握的东西。这种文学性,在儿童文学中和在成人文学中是一样的。只是在前者中所占分量偏低,且不纯净、不自觉。儿童文学的意义就是要引导儿童走入诗性的世界,培养儿童的诗性的体验能力,将儿童由于与现实功利的天然距离产生的萌芽性美感变成自觉的审美能力,从源头上反抗现实生活、理性等对人的异化,为人生保留一块诗性的绿洲。不管“文革”后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否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诗性体验事实上已作为作品的灵魂实际地进入作家的创作,在根基处为近年来儿童文学的艺术回归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