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景指对已有作品中某些人物、事件、环境的借用。《幽默三国》等既从古典名著中取材,自然包含着对原作品内容方面的某些借用。其实,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关系中的存在,都具有互文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一般作品自创人物、故事、环境,借用的特征在作品的外在形态上不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在《幽默三国》《幽默水浒》等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葛亮、张飞、蒋干等）、事件（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等）、环境（三国鼎立、梁山起义等）都是从原著中借用、移用的。既是借用、移用,自然带着原著语境的一些特点。更重要的,由于取自名著,这些人物、事件、环境家喻户晓,在读者那儿早已形成一种接受定势。如何既利用这种借用带来的长处、便利又不被其局限,这就是这类取材带给作者的创造空间。周锐的《幽默三国》等只是从古典名著中借用某些人物姓名、形象而进行的全新创造而非原著的少儿简化版,所以其借用大多在表面、局部层次。其做法就是将原著拆解开来,如将一座宫殿还原为柱、石、砖、瓦,从中只选取少数于自己有用的部分,经过加工改造,放在自己的材料及整体设计中,构建出一座自己的建筑。但从人们印象中并不特别具有幽默特征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到《幽默三国》《幽默水浒》《幽默红楼》等,中间确有一个不小的跨度。从这点说,借用首先即包含对原材料的征服。作者方法之一是选择一些较有喜剧性、儿童性的人物,如“三国”中的张飞、曹操、蒋干,“红楼”中的刘姥姥、薛蟠、板儿;一些能创造出喜剧性、儿童性的章节、场景,如《幽默红楼》借用《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创造出一个大观园学校。方法之二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改造,使人物、事件向儿童化、喜剧化的方向偏转,如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奸雄式人物,经过历代戏剧及民间传说的改造,成了舞台上的大花脸。周锐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改造,就成了一个动不动就写一些歪诗的丑角人物。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自己的创造。不仅创造了许多在原著中从未有过的事件,如张飞驾着诸葛亮发明的“飞机”去轰炸曹营,孙悟空猪八戒凭空添了自己的儿子孙小圣猪小能,还将从原著借用的人物、事件和自己新创造的人物、事件放在一起进行新的组合,创造出全新的故事和意义。犹如一座亭子,虽然夹进几块从长城上拆下的砖石,但整体上是一个全新的创造;也因为这几块从长城上拆下的砖石,使它终究和长城有了联系,有了一些和一般亭子不同的特点和效果。
但同为借景,周锐“幽默”系列中不同作品在借用的程度、方式上也是非常不同的。《幽默三国》不仅借用了原著“三国鼎立”这个大的格局,还借用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幽默红楼》借用了《红楼梦》中的人物和大观园这个环境,创造出一个大观园学校和发生在这个大观园学校的新故事。比较而言,《幽默西游》和《幽默聊斋》走得最远。它们只借用作品中几个人物的名字,故事、场景、大部分人物都是新的。犹如《金瓶梅》从《水浒传》化出,但故事的主体部分已与原著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称这类表现为“生发”。如《幽默西游》也借用了孙悟空、猪八戒、杨戬（二郎神）、玉帝等人物及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但在作品中,这只是一个历史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作者杜撰了孙悟空的儿子孙小圣、猪八戒的儿子猪小能、杨戬的儿子杨不输杨不败等人物,故事主要在这第二代的人物间展开。主要人物变了,故事自然也变了。《幽默西游》讲的主要是孙小圣等人的故事而非孙悟空等人的故事,它从《西游记》中生发出来但又和原著全然不同。更明显的还是《幽默聊斋》。从书名看,《幽默聊斋》应是取材《聊斋志异》的幽默故事。可一读作品,发现除借用聂小倩等几个人物外,主要故事、场景以至人物与《聊斋志异》其实已无多大关系。这是几部深受《哈里·波特》影响的系列作品。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和《哈里·波特》中的霍沃茨魔法学校相类似的若兰研究院,主要故事都围绕着这个研究院进行。若兰研究院原是一座庙,闹鬼闹得厉害,后被剑侠燕赤霞选中,名人高士闻风而至,打败妖魔鬼怪,将它改成研究院,专门研究妖魔鬼怪之事。被打败的妖魔鬼怪并未完全消失,它们就在若兰研究院周围,有的还和若兰研究院的院士共处一室。在若兰研究院中,有人研究月亮能,有人研究枯荣术,有人研究阴阳通讯,有人研究另类生物学,有人研究快节奏生存,有人研究意念建筑学,神人互通,人鬼共处,阴阳二界自由来往,所有这一切都主要通过新来的书生张国荣的感觉呈现出来,贯穿起来。和《哈里·波特》一样,若兰研究院种种学科的设计和实施显示了作者很好的艺术想象力,它和《聊斋志异》的联系主要不表现在人物、故事上,而是在其某些精神特征如神秘、恐怖等的联系上。
不论是借景还是生发,距离有近有远,但既从古典名著中取材,自然和原著形成互文,是两个文本间的对话。这是两个平等的主体间的沟通,其中有认同、有模仿,也有龃龉、反驳,形成两个文本间复杂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不仅在话题的层面也在语调的层面反映出来。从总体上说,《幽默三国》等对原著的借用、模仿还是庄重的。包括对原著环境、人物、事件等等的借用,大体是在肯定、认同的意义上进行的,如尊刘抑曹、褒梁山贬朝廷,对聂小倩一类精怪鬼魂抱赞美同情的态度等等,语调也是庄重的。但《幽默三国》等作品在与原文的对话中确实还包含着另一面,就是对原著中的人物、主题,包括对原著中作家对这些内容的处理,抱一种调侃的、搞笑的、不甚庄重的态度,产生一种幽默的、喜剧的效果。比如,在《水浒传》中,竖着“替天行道”杏黄大旗的聚义厅总是一个极严肃庄重的地方;但在《幽默水浒》中,好汉们在宋江的默许甚至纵容下,争相在这儿摆摊办班。在《红楼梦》中,大观园是为元春省亲所建,后让宝玉和众姐妹居住,是一个充满了青春、诗意的所在;但在《幽默红楼》中,变成了一个追星赶时髦过愚人节谈青春痘的大观园学校,原来的诗意荡然无存。还有曹操作打油诗,李逵给人当保镖,鲁智深参加环保协会,孙二娘开店雇三陪,等等,氛围上与《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已不属同一世界。若说模仿,这是一种戏仿,或曰滑稽模仿,即通过一种故意歪曲了的、故意走了样的方式对对方进行模仿,以使对方在这种模仿中降格。由于这种戏仿,庄重被滑稽化了,被颠覆和解构了。这也是一种互文、对话,一种幽默的、充满谐趣的互文和对话。
理解了《幽默三国》等作品的构思策略,不难发现,它们和作者的早期创作在主要方面都是一致的,至少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有大的变化。《幽默三国》等在结构上是用某种线索贯穿起来的并无统一事件的故事集,形似长篇,实为短制,内容也集中在文化、思维层面上。这点,了解作者主要作品的意理后,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感受。
三
周锐的童话写得很“热闹”。当周锐童话刚一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将其划在“热闹派”的群体里,虽不甚严谨,但却从一个方面把握住了周锐童话的一个主要特征。但“热闹”毕竟主要是从作品的氛围、美学特征而不是从作品的意蕴着眼的。周锐的童话也不只是热闹,或者说没有止于热闹。在热闹的后面,作品显然包含着更深的内容。从现象上看,周锐的作品写得颇庞杂,既没有较为稳定的取材范围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主题情节。给人的感觉是,作者童话的题材、表现内容很大程度上似被它们的表现形式,如各种各样的结构方式修辞方式引领着,且是为后者服务的。作者似乎不是被某些内容,如像某些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生活的感受、理解,甚至是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所感动,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言说冲动,而后才找到适当的言说方式将其表现出来,而是开始于某种形式安排。结构的奇巧和精致,修辞的繁复和灵动,似显得比意蕴更优先一些。尼采曾说:“真理是由比喻、借代、拟人格等所组成的修辞大军。”在一定意义上,修辞、艺术构思本身就是一种内容、一种意蕴。理解周锐的作品,这或许是一个更好的切入角度。
从表面上看,周锐的童话与现实颇有些隔膜。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社会生活的影像,很难听到时代变化的足音,很难感受到现实少年儿童生活的悲欢。但拉开一段距离,我们还是很能够看到作者的童话中有一些对社会现实的折光性反应。比如,作者的有些作品,是以他自己在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有着作者颇为切己的感受和体验。如他最初的作品《小猪和十二只蚊子》,就是从他在长江轮上当水手时的生活经验中孕育的。《九重天》也有作者自己生活的影子。神仙世界九重天上上下下不得其位的喧嚷纷争折射着现实生活同一居民楼中居住者之间的恩恩怨怨,反映着作者在幻想中重新安排现实秩序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期望。还有《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神秘的眼睛》《影星》等,都或多或少地折射着作家个人的情绪记忆。还有一些作品,虽然经过童话棱镜片的折射以至再折射,还是能看到一些现实儿童生活的一些影子。如《勇敢理发店》,以夸张、归谬的方式写了故事中人物的一些惊险及出格的行为,多少也表现着生活中一些男孩渴望冒险,渴望吸引人们惊慕的目光,希望成为人们心中英雄的心理,只是他们还未长大,还未真正把握住勇敢的内涵,不能把勇敢和所谓的冒险区别开来。《校服》表现着一种令人感动的集体荣誉感;《电影在十年后开演》让孩子看到然诺的重要;《生日点播》则在张冠李戴的错位中表现出子女对父母的爱;还有《向明星进攻》《黑嘴唇》《部长和大盗》《一塌糊涂专栏》《爸爸妈妈吵架俱乐部》等,都隐隐地涉及当今儿童生活的某些方面,如追星、过重的学习压力、两代人的矛盾冲突等。就是在作者最近写成的戏仿古典名著的幽默系列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表现,如《幽默红楼》中就有分快慢班、愚人节捉弄人、青春痘、减肥、传抄《男女生交往秘诀大全》等一些现在学校里的学生都耳熟能详的事件。用的是古典小说中人物的名字,表现的却是现在学校生活的内容。《幽默红楼》应是周锐童话中最富儿童生活气息的作品。不过,在周锐童话中,折光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多数还是在一般的社会生活方面。常常是,作者并非特别有意去针砭社会,但既然生活在现实社会中,总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在创作中,这些感受会时不时地反映到意识层面上来,作者顺手拈来,往往就成为社会的针砭、讽喻,成为对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如相当长一段时间,挤公共汽车曾是中国城市居民一个普遍头疼的问题。上班挤,下班挤,偶尔出趟门也挤,看久了看惯了,习惯成自然,连抱怨的心情都没有了。作者《挤啊挤》写的就是这一现象,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把这种提起来就心烦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喜剧。《P·P事变》,两个小学生课间休息为争乒乓桌发生了一点矛盾,本是一件极小的事情,但双方家长却兴师动众,找朋友、跑关系,事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越滚越大,以致最后惊动警察局,调动防暴警察。这和现在社会中一些人一遇到事情就托人找保,拉帮结派,比谁的关系铁,比谁的后台硬,将茶杯风波变成满天风暴的风习如出一辙。《宋街》涉及的是现在某些地方正在热衷的仿古热。作为一种旅游策划,一种招揽游客的手段,其无可指摘,甚至可以说它还挺高明。问题在于这种策划所要迎合的那些游客的心理,明明生活在现代社会,却又幻想要回到古代,犹如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结果一到古代（一个仿制的古代）,就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吵着要回到现代来,演出一幕叶公好龙的好戏。在作者近年出版的《幽默水浒》中,更是将办班、三陪、时装展览、假冒伪劣、黑哨、美容院、侵权、倒卖文物、打假、开发古战场搞旅游等作为表现对象。一部《幽默水浒》,就是一面哈哈镜中映出的以梁山英雄为演员的现实百景图。只是,这里的现实被童话化、喜剧化了。本是一些并不轻松的话题,在这儿却完全卸下了现实的重负。阅读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观照社会现实,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角度,这对人们理解现实也会有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