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马是中国儿童文学近30年来,甚至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近一个世纪来最值得重视的人物。他丰富,不仅创作、理论两栖,创作涉及儿童文学的各种类型如小说、童话、诗歌、散文、戏剧,还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如幽幻小说、幽幻童话等,作品的内容覆盖面广,理论的视野也极为开阔;他深刻,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创作领域,他都能独辟蹊径,发人之未所发,见人之未所见,有感觉深邃、思想深邃的作品,也有振聋发聩、见解犀利的理论;他有争议性,这或许是一切有创新精神的人的共同命运,因为打破了惯常的思维定式,原来的创作和理论都失去了平衡,歧见随之产生,有人热烈地赞成,有人激烈地反对,赞同者未必理解他的追求,反对者也未必不在某些方面对其进行模仿。总之,谈“文革”后的儿童文学,斑马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和班马有过一些接触,包括好几次面对面地交谈,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他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时产生的整个人被抽空的感觉。我写过关于他作品的评论,也写过与他商榷探讨的理论文章,也仔细地读过他的大多数理论和作品,但至今不敢断定自己是否读懂了它们,是否走进了斑马的世界,更无法断定自己是否有能力将他的作品和理论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去进行较为准确和有说服力的评论。鉴于此,也鉴于本书的体例,本文侧重斑马的创作,而书写的方式也主要是札记式的。以后如有机会,再和班马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
一
1.读斑马的一些作品和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个挺有趣的、对斑马自己或许有点反讽意味的现象:在现实主义问题上,他的创作构成了对他自己理论的反驳。在理论上,班马强烈地反对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这些年来,儿童文学之所以不能有长足的发展,主要就在将现实主义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式和评价尺度。可是,他的一些最优秀的、在读者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作品恰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以至许多读者,包括许多理论工作者,知道斑马、记得斑马,主要就是因为他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如《六年级大逃亡》《留在树皮上的》《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爸爸叫我跪在苏州城外的祖坟前》《沙的字》《山的话》等。本文对斑马的讨论,也仍从这儿开始。
2.斑马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六年级大逃亡》。
《六年级大逃亡》主要讲李小乔的故事,理解《六年级大逃亡》首先要理解李小乔。
作品中的李小乔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油,他痞,很有点上海滩“小赤佬”的顽劣。十一二岁的孩子不读书,跟着几个大人到外面做生意。贩黄鱼,卖西瓜,跑遍了半个中国。钱挣了不少,人也显得更加流里流气。喝啤酒,啃鸡腿,骂老师,骂学校,说学校像一座大监狱、大工厂,教室就是车间,老师就是车间主任。另一方面,他又聪明、热情,柳老师在学校里搞“操作性审美教育法”的时候,他曾是柳老师的得意门生。在心底,他是爱读书,爱学校的。即使在辍学离开学校以后,他也仍认定“一个小孩子的命运就是一个学生的命运”,将学校深深地藏在心底。因此,当他从远方归来再一次经过母校门口的时候,竟情不自禁、鬼使神差地翻墙进入学校,对着空荡荡的操场、走廊、教室,心里涌起阵阵温情。这就是真实的李小乔,粗粝、油气的外表下埋藏着一颗痛苦的、受伤的心。
一个聪明好学、爱学校想学习又能够学好的孩子,为什么辍学不读书到外面去做生意,并口口声声骂学校,说自己恨学校,且这种恨并不完全是假的呢?责任不在李小乔,责任在学校,在当今的教育制度。通过李小乔的遭遇,作品让我们看到,当今的教育制度是一个扼杀人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扼杀像李小乔这样有自己的头脑、不愿意完全按别人设计好的方式去学习和生活的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承袭传统的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理念,只关心为大一统服务而不关心个人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强调整齐、划一,“什么都像工厂那样管着”,像生产机器零件一样生产人,把人变成没有个性、没有情感和思想的机器。在这样的教育、评价体系里,李小乔这样有个性也爱学习的学生反而成了“差生”,被列入另类。其逃亡就是难以避免的了。通过李小乔的“逃亡”,作者对现今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3.
《六年级大逃亡》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安丽。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女孩。她比李小乔大一岁,在北京一所中学读初一。曾得过邓颖超亲手颁发的全国创造杯奖,还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学生》节目的业余主持人。她在火车上遇到李小乔,从他的经历及谈话中敏锐地感到这个同龄人身上“有戏”。所以,当李小乔海阔天空地神吹,以为将这个看似第一次出远门的小丫头“百分之百地镇住了”时,她不动声色地观察他,故意装得佩服得不得了的样子随着他转,目的就是想进入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最后,当李小乔被抓进派出所时,她又主动地到派出所为他作证。这不只表现出她的仗义,更表现出她的机敏、她的社会活动能力。作者没有写学校老师对安丽的评价,但多半不会把她看作李小乔那样的“差生”。但这并不能引申为作者对当今教育制度某些方面的肯定。安丽的优秀并不是因为她模范地遵守当今学校的整套规范（作品中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描写）,相反,是因为她不受僵化的教育制度的羁绊,从狭小的学校走出来,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生动地、自主地学习。她的那张全国“创造杯”的奖状就是一个证明,她认识李小乔后一路上的极机敏的表现更是一个证明。她在故事中的存在,和李小乔一样,都是对当今学校僵化的教育制度的批判。
但李小乔直到最后也没有把他为什么要翻墙进入学校、他在学校做了些什么告诉安丽。这或许可以作两方面的解释。一是李小乔因为长时间被人视为“差生”,在心灵上留下阴影,以至面对一个“好学生”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他怕安丽笑话他面对昔日的操场、教室表现出的温情。二是他毕竟无法完全相信这个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女生的理解力。所以他后来告诉了一个他认为能理解他的成人——“斑马叔叔”。李小乔的这个感觉是对的。理解李小乔就是理解当今中国的教育制度,这显然是安丽这样的中学生无法胜任的。这感觉与其说来自李小乔,不如说来自斑马。
4.柳老师。在《六年级大逃亡》中,柳夏来老师并未在故事中实际出场,只是李小乔在与安丽的谈话中想到他、提到他。他在作品中的地位有些像《悲惨世界》中的卡福汝神父。冉阿让因为一点点的过错被判10年苦役,出来后的路上借宿在卡福汝神父家,临行时拿走了神父家的一对银烛台,不料被巡夜的警察抓住,押回神父家对证。这时,神父的一句话就可以将他重新送回苦役场,或许永远待在那儿不再出来。但神父在确认银烛台是自己家的物件后却说:“是我送给他的。”一句话不仅挽救了冉阿让,而且在他面前开启了一个人道的、充满神性光辉的世界。冉阿让不仅从此放弃对社会的怨恨,而且以实际行动积德行善,开始他人道主义的生命。神父的出场只有一瞬,但却是全书的制高点,照亮了整个故事中的世界。
柳老师也像一盏灯照亮了李小乔和他故事中的世界。在故事中,他与现行教育制度在指导思想及具体操作方式上都是对立的。现行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理性、知识、理解能力,引导学生用脑,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像李小乔这样年龄的孩子应引导他们主要使用自己的身体。所以在实践中推行他的“操作性审美教育法”。所谓操作性审美教育法,按作者的解释,就是借用操作性审美教育法提出者赵宋光的观点,将“形式挪前”,即将内容形式化,形而上的东西借形而下的形式表现出来,接受不经过理性的抽象的思维,在具象的世界中使用自己身体、感觉,就能感觉、接受形而上的内容,并内化为人的思维。比如后来在《幽秘之旅》中描写的李小乔的“地图感觉”。“地图”是具体的地形地貌的抽象,把握它需要抽象的理性的思维,但离开了地图,只专注于具体的地形地貌,又可能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结果。“地图感觉”是一种感性的抽象,是身处具体环境又能从具体事件、情景中超越出来,形而下的操作中包含了形而上的视野和内容。操作性审美教育法能否有效地适应现代儿童教育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在20余年的时间里,包括其提出者赵宋光的身体力行也未能使这一教育方式普及开来。教育和审美毕竟是非常不同的。审美活动中溶解了理性,但主要是对人的感性的建构,是“在可视可听可触的感性之把握中给人以秩序”,而教育则主要是理性,是给人知识和培养人的心智能力。儿童总是要长大、要走向社会的,人的长大没有知识的接受、没有理性的心理建构是难以想象的。但斑马的主要着眼点似不在这里。他主要着眼的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僵化,以僵化的理性压制人的感性,使人在整体上出现偏枯。操作性审美教育法就是要将人、将教育从这种僵化的抽象的知识、逻辑中解放出来,激活人的原始生命活力,找到一种生动的、能引导人从具体的形而下到抽象而不脱离感性的形而上的学习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击中了现行教育制度的要害,使李小乔的精神反叛及对现行教育制度的批判、颠覆有了依据。作为李小乔的精神教父,柳老师代表的不只是一种新的教育方法而是一种新的未来。
5.中国古人论文,有“诗眼”、“文眼”之说。“诗眼”、“文眼”所在,为一文之关节点。《六年级大逃亡》的“文眼”是李小乔翻墙进入母校,对着空荡荡的操场、走廊、教室,心里涌起阵阵温情的那个情节。《六年级大逃亡》的大多数篇幅都在写“动”:时间上的动,空间上的动,行为上的动,这时却突然地安静下来;写李小乔,大多数篇幅都侧重其外在表现,这时却突然掀开外表,露出其掩藏很深的内心世界的一角;写李小乔的性格,大多数篇幅都侧重其粗粝、油滑、痞气的一面,这时却突然让人们看到他心底的温情。两相比较,双方都得到衬托,尤其是将后一侧面（静、内在、温情）印象深刻地表现出来,有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这种表现显然受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是艺术辩证法普遍意义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但二者又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他反对成人世界的假模假式,渴望童年的真诚,他理想中的对麦田的守望就是对童心的守望,对真诚的守望。李小乔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他面对的是一个因在十年动乱中受到批判,现在作为“拨乱反正”的“正”受到人们肯定、颂扬的教育制度。他的归来,是对自己被剥夺了的童年生活的祭奠,是对自己被剥夺了学习权利的控诉。相比之下,李小乔的遭遇更具悲剧性,这也是李小乔的故事比霍尔顿的故事更给人沉重感的原因所在。
6.父亲。《六年级大逃亡》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李小乔的父亲李戈。不过他没有在故事中实际出现,是李小乔在与安丽谈话时想到的。他开始同情在学校搞改革的柳老师,后来却背叛了他。怎么背叛,为什么背叛,作品没有说。在作者的另一篇小说《爸爸叫我跪在苏州城外的祖坟前》里,他终于正式登场了,而且表现得张牙舞爪,淋漓尽致。他先是自己跪在坟前“哭得一塌糊涂”,检讨自己对不起祖宗。不是真的检讨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是说自己养了个不争气的儿子,丢了祖宗的脸面。后来就直接地要儿子跪下,要他“面对祖宗检讨自己,表明决心,列出打算,落实行动”。这里,父亲李戈是一个僵化的、蛮横的、不讲理的形象。他持的是现实的社会价值观念。他所谓的好就是遵守学校的规矩,听老师的话,成绩优秀,受表扬,当干部,然后考上好的学校等等。他一方面用父亲的权威来推行这套价值观念,强迫子女接受、实行这套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用这套价值观念来强化自己做父亲的权威。或许正是感到这种权威受到了威胁、挑战,他请出了“祖宗”——一个延伸的父亲系列,欲借“祖宗”——延伸的父亲系列的力量来约束这个自己有些无法对付的叛逆。李戈不只是一个具体的个人,他是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父亲话语的具象化。只要想想我们这些年的父亲话语,就不难理解现在的父亲形象为什么变得这样让人憎恨和具有异己性。
7.《留在树皮上的》。也是在《六年级大逃亡》中,还有一个被称作曹大头的体育老师,不仅打学生,而且生就一付流氓相。包庇漂亮的女生,尤其喜欢托着女生上单杠,但一听说别人和某个女生在一起就像发现敌情似的眼睛都睁大了。到《留在树皮上的》,这位曹大头就成了“老甲鱼”,只是更下作,更肆无忌惮。两个天真无邪的小学生只是按他们的方式作了场孩子们的游戏,就被“老甲鱼”之流的成人发挥丰富的想象,从中看到所谓的“黄色”,还一个劲儿寻找、追问能使他们兴奋的细节,以满足他们见不得人的肮脏心理。从这里可以看出,肮脏的不是孩子的行为,而是“老甲鱼”之流成人的肮脏的目光和心理。
“老甲鱼”的下作心理是通过“我”的目光来观照和省思的。在这篇小说中,“我”是一个站在边缘的旁观者。只因会踩黄鱼车才被扯到故事中来,但正是这种卷入,使故事的地点和“我”原来读书的学校联系起来,引出“我”对自己与小学同学的回忆,建立起文本中的另一条线索,和眼前的老甲鱼审讯两个小学生的故事形成了呼应、对比、回答、反驳。这个视点设置得非常巧妙。一是“我”的故事和现在审问两个小学生的故事放在同一地点,同时进行,事件上并不相交但精神上却紧张地交锋,前者构成对后者的否定;二是“我”对曾有过的和眼前两个小孩相近的经历进行回忆、自省,在这回忆和自省中我们看到,还是童年的男孩女孩之间的交往是那么纯净、天真无邪,充满浪漫和诗意。那是一份多么美好的情感,一份多么美好的回忆,可这么美好的东西却偏偏被老甲鱼之流肮脏下流的目光玷污了。
然而那铭刻着孩子们美好情谊的小树还在,而且还会长大。那凝聚着孩子们美好情感的印迹也不会消失,它不仅刻在树皮上,也刻在两个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