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文学社遇伯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界的先贤中，能与王国维比肩者可谓寥寥无几。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亦字伯隅，号礼堂，晚岁以其所居名为永观堂，故更号观堂，复号永观。王氏精通英、日、法诸国文字，先后从事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本简、汉碑碑刻、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学科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王氏一生著述达六十多种。手批手校之书两百余种，研究成果之丰硕，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王氏所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值得学术界永远认真研究和学习。
王国维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一生，亦是辉煌之一生。王国维初出浙江海宁抵沪以后，进入了以鼓吹“变法维新”而风靡一时的上海《时务报》馆，当书记员兼校对，为他充当“导夫先路”（屈原语）之人的正是许家惺。王氏后来的知遇之人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追述道：“光绪丙申（1896），钱唐汪穰卿（康年）创设《时务报》于上海。以文章鼓吹天下，人心为之振动。异日乱阶，遂兆于此。然在首事者，初未知祸之烈且至是也。公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补被至沪江，顾无所遇。适同学某孝廉为舍人司书记，以事返乡里，遣公为之代。”（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412页）罗振玉所说的“某孝廉”即许家惺，字警叔，号默斋，浙江上虞人氏，他比王国维年长四岁。汪康年于丙申创办《时务报》，王国维被邀任报馆“书记”。他刚进报馆，兴致颇高，但刚过一段时日便觉事与愿违，主要是薪水低且复发放拖欠。王国维在1898年4月13日致好友许家惺的信中写道：
今日帐房戴恺翁致送正月、二月两月薪水，除阁下还仲阁先生六元及阁下年底赏项一元，弟支过六元外，仅洋人十一元。弟不胜惊异，诘以何故，伊云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4～5页）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十分气愤，《时务报》给他分配的事务十分繁杂，收入又是那么的低微，“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同上第5页），使他难以理解。在此后致许家惺的多封信中皆言及此事，此处不赘。王国维郁郁寡欢，于1898年春天来到了上海东文学社。这是罗振玉开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日语专科学校，兼设英语。对于王国维来说，入东文学社乃是他一生学术事业之真正发育期。这是因为入东文学社使他掌握了几门外语，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工具；另外，由于入东文学社使他从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和田冈岭云等处开始接触了西洋学术———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文学；而他与罗振玉从亦师亦友至儿女亲家，交谊数十年如一日，则完全从入东文学社始。
王国维初入东文学社时是半工半读性质，还给他增舔了许多工作负担。如删东文、校报、写信、代作文、复校书籍、代翻译、作表，为报纸撰写短文等，不一而足。汪康年还不时对他进行刁难，完全不顾一位有志之士的才学。正是在此一点上，罗振玉深感王氏有被埋没的可能，整天被无端的事务所缠身。故较之汪康年，罗氏对王氏有着异样之态度，亦使王国维对罗振玉增添了知遇之感。罗振玉请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之咏史绝句，惊其才华非常，遂予以特别关照。后来随着东文学社的情况不断好转，学生也在不断增加，罗振玉复任命王国维为学监，不过没担任多久即被免职了，免职不免薪，月薪照发。在此期间，王国维尝见过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经常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引用康德、叔本华的精辟哲学论述，此一细节引起了王氏的极大兴趣。不过王氏苦于不懂西文，自觉感到可能终生亦无法读康德和叔本华之原著了，遂发愤苦读英语。对此，王国维在其《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亦有记述：“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07～408页）罗振玉叹服王国维的《咏史二十首》诗是王国维之“少作”，全诗从传说中之炎黄二帝，迄于明万历年间。由此可见，此诗所取材之书，至少有《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新旧《唐书》、《宋史》、《金史》、《辽史》、《元史》、《明史》，旁及《山海经》、《春秋左传》、《尚书》，诸子以及专书《文心雕龙》等等。其范围涉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神话传说、宗教、民俗、外交等，显示了王氏在史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以及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的见解，皆达到了同时代少数杰出学人才有可能达到之水平。此诗直抒胸臆，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新锐之气，一腔炽热之激情，似在熊熊燃烧。因是“少作”，故王氏生前始终未收入自编之诗文集中。此组咏史诗之手稿一直保存在罗振玉那里，直至王氏去世一年以后，才由《学衡》杂志的编者吴宓———实即王氏临终前嘱托之遗著整理者之一，辗转得之，全文发表出来。因王氏咏史组诗较长，故不赘引。王氏十分关注时局之变迁。即在咏史绝句之后不久，便发生了“百日维新”，王国维给友人的每封信中皆有所表述。蕴积于内心深处的这一时期之思想感情，可基本集中反映在他自注作于“戊戌四月”之《杂诗》中，凡三章，此处但引其中之一章：
美人如桃李，灼灼照我颜。贻我绝代宝，昆山青琅玕。一朝各千里，执手涕沈澜。我身局斗室，我魂驰关山。神光互离合，咫尺不得攀。惜哉此瑰宝，久弃巾箱间。日月如矢激，倏忽鬓毛斑。我诵《唐棣》诗，愧恧当溪言。（《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30-531页）
王国维“身居斗室”，“魂驰关山”，并非甘心情愿，正当弱冠之年，心怀宏大之志，他决心要实现用传统文化学术来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之大愿。然而，岁月无情，一切愿望、抱负、理想，皆被变法、维新之声浪所溶解。无奈之下，王氏翻阅《诗经》、诵读《唐棣》诗聊以自慰。王氏此处吟咏之“美人”，也许来自于杜子美之“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佳人》，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9月版，第87页）不过，少陵是借“幽居”之美女抒发其寄怀之语。而王氏诗中之“美人”是比喻其心目中之仰慕的“天才者”，亦即王氏后来在其《文学小言》中所说的：“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312页）
二、以康德哲学为先导
历史转瞬间到了20世纪。
八国联军向我开战，先是侵占大沽炮台，接着攻下天津，后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帝逃往西安。除八国联军外，再加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共11个国家联合向中国伸手，勒索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在战火纷飞中，东文学社亦只好停办，学生提前毕业。王国维回到家中，仍夜以继日地攻读英语。王国维在《自序》中说：“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08页）很快，王国维翻译了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的《势力不灭论》英文本。此是继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的又一重要译界成果。由于《势力不灭论》涉及牛顿与康德学说，故该成就成为王国维攻读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之先导。后来，在上海时罗振玉请王国维翻译《农报》，不过他自谦尚欠而推荐了别人，自己甘为作下手。罗振玉对农事十分有兴趣，尝应鄂督张之洞之邀，担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对罗振玉与农务如此之有缘，王国维尝写一首《题友人三十小像》诗大加赞曰：
劝君惜取镜中姿。三十光阴隙里驰。四海一身原偶寄，千金三致岂前期。论才君自轻侪辈，学道余犹半黠痴。差喜平生同一癣，宵深爱读剑南诗。（《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33页）
王氏在诗中称罗氏为“友人”，并言其二人喜性相同，由此断定二人之关系可以说是知己的。
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物相比，王国维是在20世纪初才东渡日本留学，这说明王氏之事业需要在一个新世纪里才能开始。王氏是在1900年底来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的。王国维初到东京留学的生活是苦闷的，孤独的。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赴日留学者日众。在留学中出现了结社串联、宣传鼓动排满反清活动，其宗旨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推翻清廷的统治。此事引起了国内罗振玉的注意，罗氏遂致信王国维，提醒王氏切莫受此感染。王国维来东京留学仅四五个月，即为几何学所苦恼，亦因脚气病时常发作，遂便返回国内。对此，王氏在《自序》中亦尝记述道：“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408页）此时，罗振玉得到沈曾植等人支持，出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王国维则进该校当了执事。从此，王氏利用业余时间随藤田丰八学习英文，复为罗振玉之《农学报》、《教育世界》做些编译作，撰述日益增多。王氏在《自序》中说“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同上注，第408页）王氏在《自序》中言及之“独学之时代”，亦即是独上高楼矣。哲学亦即人生之学问。自此以后，王氏便进入了边工作边自学边著述的“独学之时代”。
三、“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学”
1903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哲学辨惑》的文章，此是迄今所见王国维最早的一篇哲学论文。王氏开宗明义，针对张之洞在《陈学务摺》中指斥哲学有“流弊”而“欲废哲学”，首先解释说：“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发凡》有‘费禄琐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诟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16页）在此篇哲学论文中，王国维之辨惑主要有五点：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王国维辩驳道：如果因为哲学中有“自由、平等、民权”之说而必欲废之，则“民权”早见于《孟子》，岂不是要“废孟子”吗？况且“言革命者”，亦非必因为研究哲学使然。不见朱元璋起事，李自成、洪秀全之“乱”，难道因为有哲学家“鼓舞”之吗？王氏痛斥了所谓“哲学即令无害，决非有益”，无非是“叩虚课寂之谈”，“骛广志荒之论”的非难。他说，如果认为哲学与“人生日用之生活无关系”，则物理、化学、博物学，凡所谓“纯粹科学”，皆与日用之生活毫无关系。然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在其有理性吗？王国维义正词严地写道：
宇宙之变化，人事之错综，日夜相迫于前，而要求吾人之解释，不得其解，则心不宁。叔本华谓人为形而上学之动物，洵不诳也。哲学实对此要求而与吾人以解释。夫有益于身者与有益于心者之孰轩孰轾，固未易论定者。巴尔善曰：“人心一日存，则哲学一日不亡。”使说者而非人则已，说者而为人，则已于冥冥之中，认哲学之必要。而犹必诋之为无用，此其不可解者二也。（傅杰编校：《王国雏论学集》第217页）
王国维在此处阐释得很清楚，即是说只要是人类存在一天，就不会否认哲学之必要，不可能诋之为“无用”。尤为令人惊异的是在今日之中国，天天言教育，处处论教育，又怎能不谈哲学呢？王国维进而论述道：
夫既言教育，则不得不言教育学；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心理学之为自然科学而与哲学分离，仅曩日之事耳；若伦理学与美学，则尚俨然为哲学中之二大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学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试读西洋之哲学史、教育学史，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与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217-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