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认为，日日言教育，言伦理，而偏偏废哲学，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亦由此可知，王氏从此开始接触了叔本华学说，亦涉及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美学之“三大批判”体系。后来，围绕此文中提出的“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撰写了《论教育之宗旨》。他写道：“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373页）在王氏看来，一个完全健康之人，必是精神与身体之完美统一，二者缺一不可。所谓精神与身体，即是说大学（教育）要培养出合格之人才，亦必须是灵魂与肉体之统一，二者是不能分离的，衡量一位合格人才之标准亦莫过于此。王国维接着写道：“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同上注，373页）王国维不愧是一代学术巨子，他不仅是大学者，更具大教育家之远见卓识。他善于从自身之学术体验中凝练出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方案。既视野开阔，又具可行性。所以王氏说：“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同上注，373页）王国维系统阐述了中国教育应当通过德、智、体、美几个方面来造就真善美完全合格之人物。王氏此篇论文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美学思想史上一篇杰出的学术论文。不仅如此。稍后不久，王氏又将此一学术论文中之五个方面，逐一写进《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写道：
今以国家最高之学府，而置此学而不讲，断非所以示世界也。况哲学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辞其为无用之学；而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无所用，亦断无废之之理，况乎其无用之用哉!（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378页）
“无用之用”乃王国维之重要学术范畴，他在其他艺术美学论文中亦经常使用。此处不赘。即说无用之用，古今能有几人悟得？惟有独上高楼之王国维才能深悟其中味。抬高哲学，是为了与古代经学争权威。张之洞当时乃朝廷学部之尚书，王国维只是他手下一名小职员，但王氏顾不得那么多，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张之洞“最得意”之这个《章程》，其“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而已”，认为“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意”。王国维直抒己见，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思辨性极强：
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其无价值也，虽罢斥百家，适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吾窃叹尚书之知之与杞人等也。昔日杞人有忧天堕而压己者，尚书之忧道无乃类是。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然则尚书之远虑及此，亦不免三思而惑者矣。（傅杰编校：《王国雏论学集》第378—379页）
王国维在写作此篇论文时，正值张之洞借兴学而贯彻其《劝学篇》中所提出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沉溺”于“日日言最有用”之教育的“实用观念”之时，王氏为“无用之用”之哲学进行辩护，归结起来主要是，哲学既为教育的“预备”，所以作为一门学问，教育学应该以哲学为理论基础；“最有用”之教育既然离不开哲学，所以作为一项事业，从事“形而上学”的哲学之研究，犹如数理化等“形而下之学”一样，当不能认为“无用”。王国维站在时代之高度所提出的这些论说，完全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学理阐述，是涵盖了中国近代科学的教育思想的全部内核，不仅对只能口念“子曰”“诗云”之私塾来说闻所未闻，即使是包括主管教育的张之洞来说同样难以理解，这在当时中国人文学术界来说无异于空谷足音，恰似为沉睡千年之猛狮注入了一剂强心药。但是，能够开明而采纳王氏见解的还是罗振玉。罗氏为王氏“无用”哲学辩护的直接后果是在《教育世界》杂志刊出了《本报改章广告》，决定将刊物由旬刊改为半月刊，由旧式之石印线装改为“洋装”，同时，增添栏目，改革内容。使之从原来单一之译载教育规章及论说，改为取材“务令丰富，务令精审”，包括教育、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诗词文学的综合性之人文杂志。而王氏的“著述益丰”，他的学术生活，当是从《改章广告》刊出翌年（1904年），为罗氏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开始的。（陈鸿样《王国维传》第62—63页）这一年3月，写《孔子之美育主义》，刊入《教育世界》杂志69号：4月，撰《论性》；7月，撰《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同月，撰《红楼梦评论》，刊入《教育世界》杂志，此为王氏第一篇关于艺术美学方面之批评论文，亦乃中国红学史上的石破天惊之作。按夏中义之说法，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理论准备是厚实的，是王氏从叔本华处借了把锋利牛刀，肢解起名著来比任何人都显得游刃裕如，整篇论文读起来，也是高屋建瓴，纵深推进，所向披靡，而不像传统评点，虽精妙机警，却不免零碎，无整体感。（《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9页）同月，撰《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8月，9月，撰《书叔本华遗传说后》；11月，撰《叔本华与尼采》；10~12月，撰《释理》，先后刊入《教育世界》；10月，撰《游留园》诗一首。12月，孙诒让撰成《契文举例》二卷，王国维评述道：“此书虽谬误十之八九，然筚路樵轮，不得不推此也。”（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33页）这一年，是王国维学术创作之丰收年，亦乃人生之第一辉煌期。这一年，《红楼梦评论》可算作是他最重要之学术成果之一。从他的经历来分析，此论文大约经过了一两年时间之酝酿，是他在与叔本华进行灵魂深处对话与交流的那段时间，思考艺术与人生，是两颗不同时空的灵魂不期邂逅，是王氏、叔氏相似之生命感悟，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文化契约”（夏中义语），一经相撞，转眼兑现。这是将抽象的哲学与具体的人生融会在一起以后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
四、两颗灵魂不期邂逅
《红楼梦评论》凡五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其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和庄子的“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之名言，点出了人类生死忧患之共相，亦即“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第350页）全篇运用西洋哲学———主要以叔本华哲学来探讨《红楼梦》，这在人类刚刚迎来20世纪曙光之时，当是独辟蹊径之作。叔本华的思想资源主要凭借德国哲学大师康德的学说。叔氏一生敬重康德，而康氏哲学亦是他的哲学之出发点与基石之一。叔本华在其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康德的哲学，只要是掌握了它，就会在每个人头脑中产生一种根本的变化，真可当作一种精神的再生看待。只有康德哲学才能够真正排除掉头脑中那天生的、从智力的原始规定而来的实在主义…谁要是没有掌握康德哲学，那么，不管他在别的方面读了些什么，他总是好像在天真状态中似的，即总是拘囿于那自然而然的、幼稚的实在论中……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版，第16、17、19页）由此看来，在叔本华之心目中，康德算得上是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欧洲哲学的集大成者，不过，叔本华取消了康德哲学中之“自在之物”，代之以“意志”，用意志来说明世界和人的本质。叔本华的哲学把人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作为哲学的首要任务，他的哲学将唯意志主义、唯我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融为一体。他哲学的基本意图是，把世界观与人生观统一起来进行阐释，从而建立一种没有宗教的信仰。他的意志哲学把世界的本质看做是意志，把事务看成是意志的现象或表象，把意志与表象的诸种关系又建立在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础上。从此一前提出发，叔氏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人生观，对人生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之见解。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在本质上就是痛苦，人的本质就是悲观，因为一切欲求皆是由于匮乏，是由于对自己现状不满。欲求得不到满足，就产生痛苦；每一次欲望的满足皆不可能持久，并且皆是新的欲望之起点。在此一点上，王国维与叔本华有同感。但王国维不是从世界哲学史，而主要是从人生体验去读叔本华的，当他将叔本华作人本主义解读时，叔本华无形中亦即成了他期待中的人生哲学向导了。王国维二十二岁时已深深地陷入人生的夹缝，苦无出路，一方面，他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时瞥见理想的月桂在朝他笑；另一方面，世间的困窘逼迫他不是因贫扰学，便是因病辍学，天才梦一次次被捣碎，理想与现实总是在发生激烈冲撞，使那颗早慧之心蕴含过许多苦水，俾他不时唏嘘、沉郁。（见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在这种万般无奈之情况下，王国维求助于美术，美术有优美与壮美之分。人生在痛苦之时，在美术中却可以愉快地欣赏，这便使美术与生活乃至生存发生了密不可分之关系。王氏以此为出发点，借助叔本华之力量，开始了《红楼梦》之研究。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用叔本华思想来予以剖析的，其推论极为大胆：宝玉之玉即叔氏之欲，欲所以幻化为女娲补天剩下的最后一块通灵顽石，并附身宝玉至尘世潇洒走一回，本是为了艺术地印证“人类之坠落与解脱，亦视其意志而已”，“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宝玉也就沦为叔本华欲念赖以显现自身的文学傀儡，他衔玉入世是为了展示纵欲之痛苦本相，他弃玉出世是为了昭示禁欲之超脱大境，其啼笑痴迷、心态风神皆是在围绕欲念转。王国维之所以对《红楼梦》赞不绝口，就是因为他认定名著的价值，正在于宣传了欲念之自我解脱。（参见夏中义《世纪初的苦魂》）不过，王国维有关解脱之观念仍沿用叔本华之观点，主张解脱之道在于出世，而不在于自杀。王国维论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