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之年，陈宝箴虽在湖南，但与北京仍相互通气。他在思想上和做法上与康有为之间并非一致，荣禄一向对宝箴很重视，故宝箴想经荣禄劝引慈禧太后赞成改革，否则二宫对立，母子冲突，大局不堪设想。所以，宝箴很希望张之洞入军机，因张氏为太后所喜，又有经验和资望，才能领导全国性的改革（见《寒柳堂集》）。故，在康氏正受光绪皇帝重用时，他在奏折中仍未掩盖对康氏之批评。在保守派势力的压力之下，陈宝箴在湖南之改革，被迫转缓。陈宝箴的维新思想实与冯桂芬、郭嵩焘、曾国藩同属一源流，但戊戌八月康梁事发，宝箴仍遭牵连，湖南新政也功亏一篑。湖南新政乃宝箴一生最可施展抱负之时期，可惜，不及三年而罢。据陈寅恪说：“当政变后，都中盛传先祖必受发往新疆之严谴，如李端芬奏保康有为及谭嗣同之例。”因陈宝箴曾保荐杨锐和刘光弟之故，但最后只是革职永不叙用，“实由荣禄及王元和碰头乞请所致也。”（《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04页）这是实情。1898年8月21日，一纸来自紫禁城之革职令宣告了陈宝箴宦海生涯之终结，他一生之抱负因此而付之东流。陈宝箴遂离湘返回老家江西九江，想过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田园生活。可是，1900年7月22日。残忍的慈禧还是下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了。享年70岁。
陈宝箴既是一位声名显赫之封疆大吏，又是一位才华横溢之诗文大家。关于朝廷政治方面，他写了许多论文，如《疏广议》、《晋谢安淝水战论》、《拟陈夷务疏》、《与段观察论办教匪书》、《记义宁州牧叶公济英御城死难事》、《书塾侄诗卷》等三十余篇，时人刘成澜评语是：“识解高出流辈，议论精警，文格逼近欧曾。”郭嵩焘的评语是：“右铭十余年纵迹与其学术智略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议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深远，又足见其所学之邃也。”（叶绍荣《陈寅恪家世》）陈宝箴认为，诗作应该是“诗言志，志超流俗；诗不求佳，然志高矣”。陈宝箴一生中写的不太多的诗词，大都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他从不附会风雅，追波逐流，如《长沙秋兴用杜韵八首》中的“水阁鱼龙争落照，风高鹰隼突层阴”句，正是他的人格表征；“麟阁嵯峨第一功，如云材武出湘中。喜看金紫蒙殊泽，渐成衣冠易古风”句。深入地表达了他对当时湖南一时人才辈出、新政有望的欣喜之情。
四、陈三立：同光体诗派领袖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晚年自号散原，室名散原精舍。他的一生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等历史时期，他是一位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相始相终的显赫人物。1853年他生于江西义宁，1882年中南昌乡试，成为举人。试后因丧偶到长沙，续娶俞明诗为妻。明诗即陈寅恪之生母，浙江山阴人；俞氏能读书，并习札，晓大谊。生子隆恪、寅恪、方恪、登恪；生女康晦、新午、怵余。1886年会试，陈三立中试，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其时，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陈三立经常随侍左右，襄助赞画，初步显示了卓越之政治才能，他的才华使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大为赞叹。可以说陈三立早年之政治生涯与其父亲陈宝箴的宦海沉浮紧密相联。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陈三立又侍亲于长沙住所。陈三立向父亲推荐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从13岁至29岁，随父宦游，大开眼界，先后结识了梁启超、黄遵宪、严复、徐致敬、文廷式、翁同和等人。钱基博（钱钟书之父）在谈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广罗人才时说：“三立在长沙襄助其父，兴利除弊，其父固信之坚也。”钱基博认为：“戊戌政变前，湘省的改革，可以说是父子二人的合作。”（汪荣祖《陈寅恪评传》）陈三立亦尝积极参加勤王运动，可惜他深深寄希望的张之洞仍然效忠慈禧，勤王未成。1903年，清廷为祝慈禧太后70寿辰，戊戌党人，除康、粱外，皆恢复原职，但陈三立已无意仕进。后来，袁世凯入军机，立宪运动渐兴；陈三立虽素主维新改革，因识破袁氏之私心，雅不欲参加立宪运动。后复当选参政院议员，亦坚辞不就，以致被人误认为反对立宪。（见《寒柳堂集》，北京三联版，第204页）从此，陈三立不再过问政治，自号“神州袖手人”。在无可奈何之情状中，陈三立之选择自然是遗世观化，即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寻求慰藉，在诗歌创作的王国里实现其浮生价值。辛亥革命起，陈三立携家避难至上海，直到民国四年才回南京，此后久居金陵别墅。正如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所言：“先君移居金陵，以诗歌自遣。”（《寒柳堂集》，北京三联版，第204页）
陈三立伯严后来成为清季同光体诗派领袖。他的诗歌创作避俗避熟，字无堆砌，字字珠玑，非千锤百炼不能写出，他的诗歌风格表现出了浓浓的感时伤世之情怀。在清季民初我国诗坛灿烂之星群中，陈三立以其登峰造极之诗歌艺术成就彪炳诗界。近人汪辟疆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共点评108人，该书对陈三立之评价极高。杨声昭说：“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胥）……若论奥博深，伟大结实，自以散原为最。散生平孤芳自赏，不屑驰逐时誉，而领袖诗坛，名实并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陈三立之诗亦评价颇高：“其实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有其比。”郑孝胥在《散原精舍诗序》中评价陈三立之诗风为：“虽出于鲁直（黄庭坚之字），而苍莽排戛之意志，卓然大家，非可列诸江西社里也。”陈石遗在《石遗诗话》里称陈三立之诗歌为：“表达上要求隐晦深凝，像嚼橄榄似的耐于咀嚼。用词上，则避熟恶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从这些艺术大家精湛的赞扬声中，我们足可窥见陈三立在中国近代诗坛之地位矣。
陈三立在《扶坐觚庵茅亭看月》中写道：
山气溪先并一痕，微笼新月作黄昏。剥霜枯树支离出，沈雾孤亭偃蹇存。邻犬吠灯寒举网，巢鸟避弹旧移村。鸣笳击柝收闲味，已负秋草泣草根。
陈三立在这首诗里，娴熟地运用了枯树、孤亭、霜雾、巢鸟等意象，巧思天成，构成一幅苍凉凄苦之画面，凝聚了诗人内心深处无法排解之孤独悲怆之思。这样的感受与体验，我们在陈三立的另一首诗中亦可见出。请看《江行杂感》：
暮出北郭门，蹴蹋万柳影。载此岁晏悲，往沂大江永。涛澜翻星芒，龙鱼戛然警。峨鳊掀天飚，万怪向俄顷。中宵灯火辉，有涕如縻绠。胶漆平生悲，撼碎那复整。人国所仇职，曾不一訾省。猥就羁散俦，啁啾引吭颈。低屋杂瓮盎，日月留耿耿。睨之云水间，吾生固飘梗。
这首诗之意象更加悲愤怪异，字里行间充斥着忧患意识，其景其情，色彩斑斓，灵动逼肖，情趣盎然，变幻多端。
陈三立定居金陵后，除有家塾外，还在家办学堂，延聘王伯沆、柳诒徵等国学大师任教；他对子女教育抓得很紧，思想十分开通，陈三立和教师约定，不打学生，不死背书。在当时，这与一般之教师规范皆大相径庭。陈三立在江宁期间，从不过问政治，虽然议筑南昌至九江铁路，并任过总办，但未管具体事务，系荣誉性质；后来他任江西方志之编纂，亦乃虚衔。陈三立是大诗人，在家吟诗自娱，或赴雅集。国学大师柳诒徽在《自传与回忆》中写道：
在金陵，又见陈伯严（三立）、范肯堂（当世）两先生以诗鸣海内，益不敢云诗，但翼亲炙时贤而知门径耳。王湘绮在宁，尝晋谒叩诗法，王曰：“诗如女子，须有粉黛，又如士夫，须说官话。”予亦谨识之。时易实甫（顺鼎）偕游胡园，散原指易告予曰：“此诗机器也。”易诗与樊樊山（增祥）诗最速，故陈目为机器，予知陈意，诗不以斗捷贵，故当时不嘲易，亦朱与易谈诗，至樊则一晤也。（《劬堂学集》，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19页）
从以上文字足见陈三立经常与友人在一起谈诗论艺，自得其乐。据柳诒徵回忆，他23岁在南京编译书局时，书局正好“和义宁陈伯严先生（三立）对门，时常亲炙，粗闻其诗古文绪论。”（《劬堂学集》第12页）柳诒徼尝师从陈三立学过诗，受益匪浅。陈三立70华诞时，他的诗友沈增植、冯煦、康有为、郑孝胥、诸宗元、夏敬观、姚华、罗曧、陈止贡等皆有贺诗。沈增植逝世后，陈三立亦有《哭沈乙庵翁》一诗。1930年夏天，陈三立移居庐山松树林新宅，名之为“松林别墅”，还写下了《首夏移居松树林新宅》，另外，还写了一首七绝，题名为《徐悲鸿画来游牯岭，相与登鹞鹰咀，下瞰洲渚作莲花形，叹为奇景，戏赠一首》，全诗云：“移瀛寰亦一奇，龙钟为显古须眉；来师造化寻穷壑，散落天花写与谁？”（《国学大师陈寅恪》第48页）徐悲鸿在牯岭时，尝为陈三立写照，亦曾留有诗作。此不例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