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筹建伊始聘导师
返观20世纪中国百年学术历程，清华国学研究院从始创至停办不过只有短暂之四年耳，但却以极为辉煌之一页载入史册。
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筹建伊始，便对物色、延聘名师给予了高度重视，聘请吴宓担任研究院筹备主任，同时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参加校务会议，可见对筹建国学研究院之重视。此前，胡适被聘为顾问，校长曹云祥尝向他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国学门，并想请他来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和主持研究院工作。胡适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兰文征《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追忆陈寅恪》第79页）1925年春天，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之聘书去敦聘粱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赵元任四先生为导师，李济之先生为特聘讲师。梁、王、赵、李四先生先后应聘，惟章氏坚辞不就。王国维系著名国学大师，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本、英国和德国文字，对康德、尼采、叔本华之哲学尤有所得。他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避居日本，1913年后专治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方面，皆有惊人之成就。郭沫若尝称赞王国维说：“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鲁迅与王国维》，见《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册，李宗英、张梦阳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592页）鲁迅对王国维的成就也极为赞赏，他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6页）梁启超是清季民初极有影响之杰出学者，1917年后全力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其《饮冰室文集》明快畅达，开一代之文风；后致力于史学，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为现代史学树一基石。学界公认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吴宓说：“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其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吴宓诗集·空轩诗话》第149页）
王国维、粱启超应聘到任后，吴宓即与他们商讨草拟研究院缘起与章程，及准备招生事宜。为此，吴宓曾多次登门拜访王、梁二位先生；因为这两位先生当时均未住在学校，故研究院草创时的一些事情和规划都是吴宓先请示他们后才决定的。紧接着吴宓又向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建议聘陈寅恪来校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吴宓与陈寅恪二人在美国哈佛大学相识后，倾盖论学，结为挚友，毕生弥笃。吴宓后来说：“宓始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吴宓诗集·空轩诗话》第146页）转眼至4月间，梁启超到任后也向校长曹云祥建议，聘请陈寅恪任研究院导师。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国博士？”梁启超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云祥又问：“他有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也没有著作!”曹云祥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什么著作，这就难办了。”梁启超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什么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显然梁任公是气话，是极而言之。其实学校于两月前即将聘书发出。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大学接到清华学校的函后，复信告以吴宓先生：“（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宓接信后不禁感叹：“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吴宓日记》三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遂又致函于柏林，劝陈应聘。1925年6月，陈寅恪致信吴宓，表示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并说“明春到校”。至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要教师均已聘完，他们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在陈寅恪还未到校上课之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学术奇人，故这里主要谈他的情况。
陈寅恪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很少作通论性文字；门户森严，至死不泯。其成就迈过时侪，实得力此。然而，与清代朴学的传统相比，陈氏在治学的方法上和范围上起码有两方面的创新：（一）突破了传统训诂学的那种单一的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而大量采用了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证研究方法；（二）在研究的对象方面，他超越了为乾嘉朴学家所注重的经学以及为晚清朴学家（以俞曲园、孙诒让为代表）所注重的子学，而开拓了清代朴学中相对薄弱的史学和文学这两个领域。同时，由于陈寅恪游学海外多年，对域外西方史地文化具有广博的文献知识和实际了解，故他在治史学、治文学时常具有一种综合的宏观文化视野。他的此种识见不仅为清代朴学家所不及，即使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中，若就目光之敏锐、识断之深刻而言，亦很少有人能与之相颉颃。此暂且不论，留待以后谈。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学生们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他们一辈子都探索不到底。陈先生讲课之最大特点，即每一种研究皆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许多相关资料与辅导才能悟到他讲课的这一类思想。他的比较研究规模很大，例如新旧唐书的比较，有的地方使学生拍案称奇。他在课堂上，随时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多奇怪的字，学生皆难懂。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还在业余跟人学西夏文、蒙古文，每周皆要进城学两天。姜亮夫说陈寅恪先生的课他最多能听懂三分之一，而且还包括课后他再找有关书来弄懂的，否则连三分之一皆不及。姜亮夫说他在国学研究院时曾写过一篇批评容庚先生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先生把他的文章送给陈寅恪先生看。过后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句话对姜亮夫的震动很大，从此以后，他不再写批评文章了。姜亮夫从那以后专心致力于古代典籍的阅读与研究，由此而成了楚辞学、敦煌学等学科的著名专家。
二、独特的授课方法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先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和梵文，指导学科之范围，有年历学，也就是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还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文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等。接着就是在文、史两系讲授唐代西北史料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高僧传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文学专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各门课程皆以新的材料印证旧的传说，或于习见史籍发现新的理解。凡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有新发现的，亦必逐类引证。因此，引用外文的专籍特别多，学生每不易笔记；但因为陈寅恪每讲一课皆有新的开发，故学生亦即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每次上课，必携带许多种要引用的书籍，以黄布包裹，拿到教室，放在讲台上。遇须引证之重要观点、文句，亦必写在黑板上。他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一进入课堂，便开始专题的讲授，逐层解释，讲至入神之处，常常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的确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而其风度和声音笑貌，也常为学生所神往。
陈寅恪授课，最强调的是自然启发和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陈寅恪尝谓：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学生们每要求他以写短论文代替大考，陈寅恪又谓：做论文要有新的材料或新的见解，如果材料和见解皆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每位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仔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各自提出一两个问题；自然，教师也是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之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功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但同学们多数也不采取这种办法，故，如果提出的问题，被人认为是不聪明的问题时，同学的面子也不好看。陈寅恪认为，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陈寅恪还认为，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两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小心从事。陈寅恪将几种基本的书，以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发现其中有新的问题时，则写在每页的书头。因为讲授晋南北朝史，自然对于正史如三国志，晋书，宋、齐、梁、陈书，北齐、北周书，与南史、北史等，以及资治通鉴、与三国会要等，皆必尽力研求，然于世说新语，及慧皎的高僧传与道宣的继高僧传等，亦极为爱之。尤其对世说新语，在书头上写了的札记，和所记别书与它有关的事项最多。陈寅恪想把它写成为《世说新语笺注》，后因抗战而未果。陈寅恪的学问十分渊博精深，在清华园中的人凡对文学和史学方面有什么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皆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故大家皆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最令同学佩服的就是利用一般人皆能看到的材料，讲出许多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同学们听完后皆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陈寅恪讲课因内容丰富而精彩，同学皆知机会难得，非轻易将它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同学们仍依依不舍；陈寅恪每有一篇论文发表，他一定将论文带来分送给听课之同学，同学们读后皆拍案称奇。
三、不平静的清华园
陈寅恪是于1926年7月7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报到的，他1925年12月18日归国，本来当时即刻报到，但因父病在家照料，直到第二年暑期开学时方始到国学研究院授课。当陈寅恪来报到时，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关于吴宓辞职的原因，其女儿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有如下记载：“1926年3月，父亲因对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发展方向，与清华教务长张仲述等意见不合，以‘宗旨无定，计划难行’，在向校务会议提出《研究院发展计划书》的同时，向校长提出辞去研究院主任的请求。父亲辞职被批准后，国学研究院主任职务由曹云祥校长‘兼理’了一个多月，后又由新任教务长梅贻琦‘兼管研究院事务’。”（第33页）陈寅恪于1926年7月7日抵达北京后，即感身体不适，又返回南方一趟，至8月25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时才来授课。据吴宓女公子吴学昭记述，1926年7月7日下午1时左右，吴宓接电话，知陈寅恪已抵京，乃乘人力车进城；下午5时许，吴宓至西河沿新宾旅馆访陈寅恪，告以清华种种情形。这是吴宓与陈寅恪自1921年6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分手以后的第一次相见，两人又高兴又感慨；第二天，即7月8日吴宓复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当时吴宓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西客厅，陈寅恪返校时与吴宓住在一起；后来吴宓又介绍陈寅恪与著名史学家陈援庵先生见面。吴学昭写道：“七月中旬，寅恪伯父小病，父亲为之护理。……当时正值暑假，寅恪伯父病愈后回南方家中调养。开学前不久再来清华。”（见《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