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对古人“应具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治史非常重视事实之比较，既注意与同一事件相关系的历史上某一事件之对比，又注意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有相关的方面的比较。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了从多方考察柳如是之形象，常常以古代文学作品中之女性形象为依托，反复论证河东君形象构成之要素。故，《红楼梦》中之黛玉及《西厢记》中之莺莺即常被他论及，在《柳如是别传》中他指出：
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中册，第583页)
在陈寅恪看来，《红楼梦》中之林黛玉乃曹雪芹糅合了不同人物性格之特点后而雕刻成的人物造型，具有不朽之典型性；而河东则是历史上实有之真实人物，当比文学作品中之林黛玉更加可亲可爱。在陈寅恪看来，河东君不仅多情美丽，而且聪慧多才，故亦可称得上是才子加美人之典型，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曾经有过而非虚构之人物，岂不更加令人惊羡。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
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见《石头记》第七及第八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肆肆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中册，第572页）
陈寅恪在论及河东君陈卧子与钱牧斋之爱情婚姻离合时，他认为如果河东君能与陈卧子结合那其实是最完美之结合，但事实之发展令陈寅恪感到十分的惋惜。由此他当然叹息《红楼梦》中黛玉与宝玉之悲剧，并将相互描写运用于自己的历史研究中，真正做到了对古人有“应具了解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冷冰冰之历史在陈寅恪笔下变得诗意盎然，一派生机，情景交融，意美结合，请看陈寅恪的优美抒情文字：
……但卧子是时则转抱林黛玉过梨香院墙下，听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见《石头记》第二十三回。）……此时河东君即寓居横云山，岂谓河东君乃舒章之娇艳宾从耶？卧子自注云：“舒章招予游横云，予病不往。”不知是托病，抑或真病？若托病者，则其故虽不能确知，但必有河东君复杂之关系在内。若真病者，则崇祯八年首夏，卧子因河东君离去南园及南楼而发病，事后虽痊愈，然亦有所感触，时复卧疾。如《秋居杂诗》第一首《药饵日相谋》者，即是其证。实世所谓“心病”，而非“身病”也。（上册，第324页）
关于《红楼梦》中黛玉听曲及《西厢记》、《牡丹亭》中之唱词，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中亦多次引用过，此处不赘，俟后再谈。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在考释汪然明、钱牧斋诗中“芳辰”一词含义及与河东君之关系时，陈寅恪还说：“至若《石头记》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妙玉祝宝玉生日纸帖云：‘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其以‘芳辰’为生日之别称，未知所出。岂栊翠主人亦目怡红公子为群芳之一芳耶？呵呵!”（中册，第357页）此处，陈寅恪运用《石头记》之凡例，将汪然明、钱牧斋诗中“芳辰”一词之涵义考释得相当清楚。从此段的语体修辞上看，陈寅恪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呵呵”二字，当可映透出陈寅恪此时此刻之心灵感应。
对中国文化传统之继承与发展的关注和对社会变迁、沧海桑田之感慨，陈寅恪即使在考证一些看来十分琐细之事物时，亦擅长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比如他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尝二十多次引用《红楼梦》，在我们不细加思考时常常以为是看似可有可无，但若细细品味，则不难体会其内心情感和良苦用心。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对人参作为药品和作为贵重物品甚至货币代用品进行了考证，为此他专门写道：
可知人参在明季非仅限于药物之性质，亦可视为货币之代用品矣。渔仲于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挟此后起外来之奇货以当多金，岂为行侠救贫耶？抑或求利自济耶？寅恪非中医，且无王夫“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之感叹，（见《红楼梦》第七十七回）。故于人参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辞。但就此区区药物，其名实之移转，价格之升降言，亦可通知古今世变矣。（中册，第717页）
王夫人之感慨由何而生？就是因为家中没有优质之人参为王熙凤配药，昔日之贾府，人家白送给他之人参不知有多少，如今自家要用时反而却没有了，虽然从贾母处找到一大包，却因年代已久而变得已经无效。曹雪芹在写了王夫人带人搜寻大观园，赶走晴雯等人之前写下如此一段关于人参之情节，是颇有深涵的。从此之后，大观园已非昔日之乐园，贾府亦日趋破败。人参之事虽小，亦可透出今昔之世变矣。诚如陈寅恪所言，“可以通知古今世变”。此前曹雪芹写了黛玉与湘云联诗，其诗句亦已透悉悲音，果然顷刻间就是搜寻大观园风波。在这两个情节之间，夹着找人参这一事件，也就有了隽永深长之意味了。陈寅恪当然对此有着深切之感受，故他似乎只是略举其要，稍微提及，却将人参在明清数百年间之作用及变迁演化，以及由人参所折射的社会变迁、演化之历史、现实社会中之作用却勾勒得相当清晰，真正是能“见一叶而知秋”。此乃大师之笔也。照此看来，陈寅恪凡在其学术著述中提及运用《红楼梦》之二十多处，皆有其深意所在，决非闲笔。
八、异代知己与理性判断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对于传主柳如是怀有异代知己之感情，对卧子、牧斋与柳如是之间之因缘离合，感受颇深。陈寅恪也尝直言自己“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上册，第4页）其实，这强烈之感情表达，在《柳如是别传》中随处可见。如关于考释柳如是“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诗之今典时，考证出了诗中表达之柳如是感怀身世及卧子、牧斋二人之间之复杂感情，为此，陈寅恪写道：
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中册，57l页）
莫非陈寅恪感同身受，而至于如此。其实，陈寅恪撰著《柳如是别传》时，如此“痛哭古人”，所希望“留赠来者”的，决非一己之情感。笼罩在深厚感情背后的却是一代宗师之冷静思考与理性著述，诗性与思辨交融，使后人能体验出某种审美思考之学术意境。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作为“中立旁观者”之态度随处可见，他尝指出历来记载柳如是事迹者有两类，一类是“虽具同情，颇有隐讳”；另一类是“因怀恶意，遂多诬枉”。进而申明自己的研究，是“欲考河东君生平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证之”。（上册，第38页）陈寅恪也深知要做到“不漏不谬，始终完善”，是“势所不能”的，但终以旁人难以企及之功力与史识，达到了钩索沉隐，洗冤辨诬之目的。以陈寅恪对柳如是的爱怜与尊慕之情，加之历史上对柳氏之记载多属诬枉之词，《柳如是别传》之最大贡献当是替柳氏辨诬，还其历史之本来面目。
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移情至深，为学界所熟知，但人们却有意无意混淆了作为史家之“了解之同情”与作为古人异代知己的“倾慕之同情”。这其实是很不应该的。陈寅恪在“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下册，第1250页）的《柳如是别传》中所表达的这两种情感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对待钱谦益之诗文及其性情行为的分析论证上固然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杨陈钱柳之因缘离合不时表露出来的伤感抒怀，并没有妨碍陈寅恪冷静而理性的考释论证。即使是对河东君之赞美，陈寅恪同样也没有失去理智，而是作为史学大师在考证其本末时，将诗性与思辨融为一体，跃然纸上。陈寅恪在指出《初学集》删去了钱谦益与陈卧子之间之诗书赠答之后，毫不留情地指出：
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瞿稼轩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遂为师母讳耶？（见中册，第620页）
陈寅恪能够尖锐不留情面地揭露瞿稼轩“为师母讳”之作法，自然也就有不为传主柳如是讳之自觉。陈寅恪从不隐讳自己对柳如是的感情，在《柳如是别传》中关于柳如是之论证，既多怀同情之心，抒怜爱之情，又仍具冷眼旁观之自觉。在考释论证钱牧斋之《合欢诗》与《催妆词》皆无柳如是唱和之原因时，陈寅恪说：
河东君之决定舍去卧子，更与牧斋结缡，其间思想情感痛苦嬗蜕之痕迹，表现于篇什者，前已言之，兹可不论。所可论者，即不和合欢诗催妆词之问题。盖若作欢娱之语，则有负于故友。若发悲苦之音，又无礼于新知。以前后一人之身，而和此啼笑两难之什，吮毫濡墨，实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如仅以不和为藏拙，则于其用心之苦，处境之艰，似犹有未能尽悉者矣。由此言之，河东君之不和两题，其故傥在斯欤？傥在斯欤？（中册，第662页）
这是陈寅恪“移情”于河东君心境之典型例证。陈寅恪对柳如是心灵之探寻，此可谓至深微之程度，但这种同情，与其说发自对柳如是之倾慕之情，不如说是基于一位史学大师之冷静分析与诗性、哲理之敏感自觉。事实上，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所笺释诗文之“移情”，并非他自己对柳如是、陈子龙、钱谦益等人的情感产生出来的态度，此种情感固然使陈寅恪可以真切地体验着传主内心深处之情怀与心理感应，但陈寅恪笺释诗文时之“移情”，并非依赖对文献作者之倾心与认同，而是作为史学认识所必取之态度。在《柳如是别传》中，即使对于他所讥讽之徐三公子、所怜悯之程孟阳、所鄙视之谢三宾等人，也同样是力求与之处于同样一情景中，“表一种之同情”，如陈寅恪在考释到程孟阳《云诗》第八首时说：“今日吾人读至‘一朵红百谥争’之句，不禁为之伤感，想见其下笔时之痛苦也。”（上册，第215页）这种理解之同情在关于谢三宾与柳如是关系之论析中表现得也非常充分。总而言之，史学研究中之同情或曰移情，非独谓移情于个人之心境，而更基本的是要移情于研究对象所处的场景之中。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之开始，已经特别提到本书“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虽直接的理由是“盖所以补遵王原注之缺者。”但之所以有必要补此“缺”，是因为史学家欲求得对史料之通解，“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柳如是别传》中，我们正是通过陈寅恪详细缜密之考证，才真切地体验到字里行间所流淌出的感情及其意蕴。或许有人会说，这种“移情”会不会妨碍史学家在研究中之理智判断？事实证明，这种想法肯定是多余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史学家不能与他所研究之对象处于同一情景下去体验其情感意蕴，那么所谓的“理智判断”又以什么为对象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小心地区分史学研究中之“移情”与以一己之感情任意解读史料之根本区别，陈寅恪尝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写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陈寅恪写道：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79-280页）
从陈寅恪的论述中我们可知，史学研究中之“移情”与个人一己之情感穿凿附会之区别，恰恰还在于史学研究者是具有真正之“移情”的。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并非以20世纪一位国学大师之身份对三百多年前党社胜流与江南名姝之感情去考释钱柳因缘之诗文，而是神游于古人诗文之审美意境中，将自己的美学情思投射于三百多年前之历史舞台。这是一种不乏有与当代“心解史学”、“心态史学”与“心智史学”相通之思想（姜伯勤语）。陈寅恪之诗心神游于三百多年前之江南舞台，并以哲思、史心之卓识作冷静之观照，故所谓“移情”不外乎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0页）此种审美境界，陈寅恪在撰著的《柳如是别传》中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陈寅恪尝谓：“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上册，第7页）若不能像陈寅恪那样得心应手地运用古典和今典参互求证，融会贯通，固不能真正通解古人诗文之遣词用意，欲神游于古人之同一情感意境之中，恐可望而不可即矣。
九、古典与今典相互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