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尝作《落花诗》八首请教于陈寅恪，陈寅恪在评语中有这样一段话，说：“大约作诗能免滑字最难。若欲矫此病，宋人诗不可不留意。因宋人学唐，与吾人学昔人诗，均同一经验。故有可取法之处。”（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7l页。）另据俞大维介绍，古代诗人中，陈寅恪最喜欢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韩偓等，由此我们也可推知陈寅恪视为好诗之圭臬。至于词，他赞赏陈卧子、柳如是、龚自珍和王国维等人之作，特别是柳如是的《金明池·咏寒柳》，以致将其晚年住所取名为“金明馆”，并把该词之题目作为自己论文集之名称。带着如此的审美意趣，陈寅恪在笺释陈杨钱柳诗作中首先极为注重诗词中之用典，除“古典”外，他又提出“今典”一说。他尝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专题课时说过，宋代江西诗派有古典，也有今典，理解今典更不容易。他认为在解释诗词时，古典并不难理解，只要懂得用何典故及典故出自何处，即不难领会诗人之用意。但要理解“今典”则洵非容易，因时过境迁，今人已很难理解诗人当时之具体情境及具体人事，故常会导致对古人作品之误解。
鲁迅当年批评过的“学衡派”诸人已经注意到两点，一是典故是文学遗产之一部分，要创造新文学必须在继承这些遗产的基础上进行。二是典故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是否能恰当运用。陈寅恪不仅认为诗中应当用典，而且对于典故的美学价值要有深刻之理解。一个典故，从它产生之时起，历经漫长之岁月，其中已经负载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相对于普通词汇，一个典故虽只寥寥数字，但却有很多的内容包含其中，相当于一个信息板块，它使每一个懂得该典故者皆会霎时触动其对历史之追思，对一系列有关该典故之诗人及其作品之联想，从而导致读者审美情感之产生。《柳如是别传》中的“红豆”一典，该典出自王维之诗，后经历代文人之使用，遂成为表示相思和爱情之典故。至明季清初，钱牧斋在其住所植有红豆树，三百年后，陈寅恪因偶然之机会，得到一粒他人从钱牧斋旧园中拾得之红豆，竞萌生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想法。又二十年后，陈寅恪仍珍藏此豆，并终于在极艰难之条件下撰成巨著《柳如是别传》，并赋有与红豆相关之诗数首。小小红豆竟有如此丰厚之内涵，确实是极有价值之典故。正因为如此，陈寅恪认为要能正确理解古人所用之典故并非容易，他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凡考释文句，虽须引最初材料，然亦有非取第二第三手材料合证不可者。”（上册，第ll页，中册，第614页）陈寅恪进一步指出：“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元白诗笺证搞》，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135页）
其实，陈寅恪更重视诗中之“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因为这对理解诗词之涵义及诗人创作之动机更加重要。他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牧斋与河东君二人之生平与创作关系的分析正是善于运用“今典”之典范。陈寅恪通过对钱牧斋和河东君及相关之文人生平创作及明季清初江南地区反清复明活动之考证，洗刷了过去人们对河东君之不实之辞，也对牧斋之降清给予具体分析。他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牧斋所写的《西湖杂感》序文时说：“此序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已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也矣。”（下册，第1044-1045页）能够把对历史人物之考释论析放到当时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去进行，而非以今人之标准去苛责古人，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了解之同情”和“移情”。要做到此一点，即是要以对“今典”之准确论证分析与缜密把握为前提。而且古典与“今典”又是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今日之“今典”，乃他日之古典也。故若不能准确理解诗文中之各种典故，就谈不上对诗文之理解。陈寅恪十分看重古典与“今典”重叠使用时的复合意义，有些作品虽似用典故，实又含有“今典”，二者并用，相互映照，强化了诗之暗示性和审美色彩。在《柳如是别传》中之“缘起”，陈寅恪专门为此举证：河东君尝有“莫为庐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之句，其出典为《玉台新咏》中“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及李义山之“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庐家白玉堂”等句。然若只明了此点，并不能算了解河东君此句，因其中还暗藏“今典”，即钱牧斋之相关诗句：“银汉红墙，浮云隔断，玉箫吹裂。……单栖海燕，东流河水，十二金钗敲折。”陈寅恪指出：“今之读者，若不循此披寻，得其脉络，则钱柳因缘之诗，必不能真尽通解矣。”（上册，第12、13页）陈寅恪力倡“今典”之说，不仅在于他要以此去考释诗文，更在于他要从“今典”去进行“以诗证史”之研究，反之也可“以史证诗”。陈寅恪能如此自如地往来于文学与史学两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当与他之“诗史互证”有关。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五四时期，他与陈寅恪在讨论中国文学时，陈寅恪就注意到中国诗多有写实因素，实用倾向明显。后来陈寅恪在第一次讲授“元白诗史证”专题课时就明确指出：“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与历史之关系：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又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第483、476页）此种观点可视为陈寅恪以诗证史之理论依据，也符合中国古典诗词之实际状况。正如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所言，有关钱柳之资料多入乾隆违碍书目，而有关柳如是之本末，尤佚散不全，难窥全豹。故陈寅恪以钱柳诗为主要史料，而以官私书志为辅。陈寅恪以诗证史，久已闻名，而于此书尤亟尽其能事。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文史通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l页）之后，陈寅恪更立下“诗词皆史”之典范。虽然，诗词不仅可以露其“事”，尚可达其“情”，但诗词意存隐晦，非通儒硕学难以为之。尤难者，文学家释证诗词探其古典即可，而史学家必须兼及今典。所谓今典者，“即当时之事实，”（上册，第7页）亦即是历史。古典既系旧籍之出处，博览如陈寅恪，自易知晓；惟今典常须比旁观通，否则难以索解。如钱牧斋《有美诗》中有云：“百两门兰咽，三刀梦寐羶；苏堤浑倒踏，黟水欲平填。”三刀之古典出自元稹《艳阳词》中“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以及晋书王传中之“濬夜梦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日，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刺史”。虽知古典，仍难理解，后陈寅恪见唐人写本往往书州作形，乃知“州”、“刀”二字，古代音义俱近之故（州即岛也），始豁然通解。（中册，第604-605页）又诗中“黟水”一词，亦难索解，后陈寅恪读河东君尺牍，始知“黟水”仍指汪然明，因汪乃新安人之故。（中册，第39l页）由此可见释诗之难。陈寅恪所释，即其本人视之，亦多有“殊无自信”之处，然大体而言，已颇得以诗证史之佳境。至如释“林风却立小楼边”，与“潦倒玉山人似月”二句，实为描述河东君当时醉酒之情状，（上册，第175页）亦甚佳妙。大凡释诗之道。不外分析结构，讲究其技巧，探索其意境。陈寅恪以诗证史，所取之途径自以探索意境为主。探索意境每易失之于“自由之联想”，以及断“句”取义。陈寅恪能以其他可资信赖之史料与缜密之考证方法，驾驭其对诗境之探索，可谓“有规范之联想”矣。
十、考证使“真理不能磨灭”
论其考证方法，那当是陈寅恪最擅长之处。义宁考证之学，贵在严格细密。且时有因近及远，尺幅千里之妙境。于释证钱柳诗以及柳如是本事时，尤着重时、地、人三者之确定，诸如考证柳如是于崇祯七年（1634年）暮春至初秋之间作嘉定游之居处，“舍张鲁生之迈圆外”，别无适合之处；（上册，第165-166页）柳如是在此时所撰之《朝云诗》之六有云：“天际云行暮雨回。”以及“严城银钥莫相催”，更可旁证柳如是寓居城外，在城内游宴，不能稽留太晚（上册，第186页）。再如考定钱牧斋诗中涉及之女子曰惠香者。陈寅恪先从诗境中决言此女子之居处，必不出嘉兴与苏州，并擅长歌唱，再从诗句中推知此女性名字中应有“桃”字，最后断定此女性为柳如是之密友（中册，476-478页）。再如考定钱牧斋因黄毓祺案被捕之日期，牧斋本身及其友人所记与官书颇不一致，卒由罗振玉所辑之《史料丛刊初编》中，得见洪承畴呈报吴胜兆判案揭帖，始知官书中之日期不尽可靠，乃确定牧斋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三月晦日在常熟自宅中就逮（下册，第906页）。凡此可略知考证方法之一斑。
《柳如是别传》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学之优秀传统如严谨之考据方法，辨别古书、史料真伪，以及疑古、求实精神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根据钱牧斋《有学集》卷六“丙申春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浃两月。临行作绝句三十首，留别留题，不复论次”，考证出“牧斋此次留滞金陵，与有志复明诸人相往还，当为接应郑延平攻取南都之预备”。又据牧斋《有学集》卷七《高会堂诗集》，考证出顺治七年庚寅“牧斋经河东君黄太冲之怂恿，赴金华游说马进宝反清。其事颇涉危险，牧斋以得还家为幸。今则马氏迁都松江，此地为长江入海之扼要重镇，尤与牧斋频年活动，以响应郑延平率舟师攻取南京有关，自不能不有此行”。（下册，第1127、1130页）由此可知，陈寅恪通过大量诗文，考释钱柳之抗清复明活动的事迹，使三百多年来被人们隐讳歪曲之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不仅有助于对历史人物之重新评价，实在是对南明史研究之重大贡献。陈寅恪尝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指出：“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那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269、270页）陈寅恪对钱柳陈杨之诗词考证，掌握了十分丰厚之文献，故在撰著《柳如是别传》时感到特别得心应手。他不无兴奋地自谓：“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来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上册，第288页）陈寅恪的考证是确凿无疑的，其愉悦之心态由此可见一斑矣。当然，陈寅恪考据之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使“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同册288页），务求事物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派考据学之传统时，始终持谨慎之态度，当考释到时间、地点、人物时，说“此处材料少”，其实他考证得已很清楚了，仍说不敢妄下断言；做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其实，他的治学方法早已走在乾嘉学派之前而且更高一筹，这恐怕是学界之公论。
陈寅恪开创了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笺证稿》是此一方面之典型的成功巨著。陈寅恪的实践表明，无论是以诗证史，还是以史释诗的研究方法。对考史实之真伪，加强论据之完备与准确性，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思想灵魂深处的勾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正史所不逮的，完全可补史乘之阙如，修正历史记载之错误，等等。
十一、心血之凝聚志向之所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