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认为天下最尊贵而又最神圣的莫过于哲学与美术了，可见王氏将哲学与美术看得何等之高!王国维接着写道：
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日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同上注，295页）
世人常言哲学与文学艺术没有什么用处，但王氏认为此观念丝毫无损于哲学与美术之价值，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文学术只求当世之用，而不求其民族精神之根基———人文精神之价值，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王氏所言，实为人文价值根基而言。在一个世纪之前王氏便能看到此点，洵属不易。的确，哲学与美术若以“当世之用”之势利观念所衡量，便失去了它应有之价值。但王氏恰恰持相反之理念，即一生所坚执的“无用之用”之人文价值理念。而万世之真理，不是一时之真理，万世之真理只能靠一时一时之聚集，我们的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只要永远坚持并发扬此真理，那即具万世之大功也。王国维继续论述道：
就其所贡献于人之事业言之，其性质之贵贱，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惜；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暂之别也。（同上注，第295页）由此可知，王氏所论有大用的恰恰是哲学与文学艺术，而政治与实业那仅仅是一时之用，不可能为“万世”之用，所以只能是小用。大用者，乃“最神圣、最尊贵”者也。美术之历史更迭与哲学之历史变迁一样，久暂之别，不足为凭，恐一幻觉耳。王国维认为，中国哲学与文学艺术之衰微，正在于哲学与艺术与政治不分，哲学家往往兼政治家，如孔孟墨荀等；艺术家亦立志追求政治并能飞黄腾达，如杜子美、韩退之等。王国维在这里呼吁的其实就是今天所讨论的学术独立。他要求真正之哲学家与美术家，当自觉坚持学术独立，维护人文学术传统。学术独立之要求本身即符合国家利益，故也是一种国家学说。学术不独立，何谈学术。当然，自古以来，很少人能够做到一个纯粹的学人，许多人文学者往往存在学理上的自我冲突，这种学理冲突往往也会表现在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其理论也往往与实际行动相互冲突。王国维认为“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皆是哲学家兼政治家，或文学家兼政治家。这样，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以作自我心灵之慰藉。王国维认为，倒不是哲学家与美术家不能兼政治家，而是认为“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又没有人为其“昭雪”。这里，王氏也说出了学术有时也无能为力，一旦受到不公正之待遇，往往连翻身之机会亦便失去。如此看来，人文学术之不能独立，学者在学理上的自我冲突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反过来说，是无法避免。连呼吁学术独立之王国维也不能命例外，他也没有做到为学术而学术或为文学而文学。否则，他也不会写《颐和园词》之长诗，对西太后大加赞颂。诗中云：“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宫才略称第一。恩泽何曾逮外家，咨谋往往闻温室。亲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先。迅扫梭枪回日月，八方重睹中兴年。”（《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50页）如果从此一点看，王氏仍有政治抱负，他也想兼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此一点，在其晚年进宫做南书房行走时更看得清晰可辨了。所以，王国维又说了：“夫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者，圣贤豪杰之所不能免也。”（《王国维论学集》第296页）照王氏之说，天下所有人皆在所难免，既然连圣贤豪杰都不能免，况他人乎!如此下去，倡言学术独立不就成为一纸空言了吗？其实不然，倡言学术独立是绝对正确的，关键是作为一个学人，究竟如何超脱，如何独立，究竟怎样才能算是学术独立，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王国维后来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中所言之“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论学集》第332页）这其实讲的就是超脱，就是独立。但能否真正做到，那就是另外回事了。
五、苛求的学术批评
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校任教时，一边继续研究康德哲学，每天皆抽出两个小时用于康德的研究。王氏尝在《自序》中言及：“尤以其（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粹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王国维论学集》第408页）亦即是说，叔本华对康德哲学的阐发对王氏来说，极富启迪意义，快进而立之年时重读康德，别有一番新解。昔日读康氏之著作时之障碍已不复存在，王氏基本上弄通了康氏之三大批判体系———知识论、伦理学及美学，亦即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三大巨著。这一年，王国维把几年来自己在《教育世界》刊发的学术论文及五十多首诗词，编成一本《静安文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代售。这是王国维的第一本文集。文集之内容受西方文化影响非常明显，但也可感觉出王氏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研究感到吃力。王氏在该文集的《自序》中也作了交待，“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王国维论学集》第406页）所以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常以填词作诗自遣，兴趣渐由哲学而转入文学。是年底，罗振玉因父亲去世，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之职，王国维也辞职回到家中，闲居半年。此时，清廷成立了学部，即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亦随同进了北京，住在罗振玉家。
这已经是1906年春天了。2月，撰《教育小言十二则》；同时，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颇具卓见。此文后转载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中，编者附按语说：“原文载《教育世界》第一百十八、十九两期，时为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及二月，该志为旬刊，以介绍新教育学术论讨教育问题为主旨。王氏著述甚多，此文在实际上虽未曾发生重大影响，但其思想超越，颇为时人所重。虽属论文，亦并论之，以觇当时教育思潮。”（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0—4１页）可见，王氏此论文影响之大，完全以思想价值取胜。4月，王国维集近两三年内所填词而刊之，名为《人间词甲稿》，大概因词中“人间”二字常见，遂以是为书名。仅一首《人间词》中，居然有三十八处“人间”。总共一百一十五首诗词中，有“人间”二字的占了三分之一。7月。撰写《原命》。此文仍发表于《教育世界》。8月，父亲王乃誉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岁，王国维在北京闻噩耗，即奔丧归里。9月，撰《先太学君行状》；同月，复撰《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刊发于《教育世界》，复撰《教育小言》十则。是年，还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对辜鸿铭翻译中之错误批评颇酷。辜氏本为学贯中西之大儒，精通多种外国语文，主要用外文写作，却始终留着长长的辫子，自命为清代遗老，性格奇特，自视甚高。王国维批评辜鸿铭是在用西洋哲学解释《中庸》一文。当然，用西洋哲学解释《中庸》也未尝不可，王国维不是自己也在用康德哲学评析《红楼梦》吗？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辜氏在翻译过程中对《中庸》一文原意或增或减，既不阐释《中庸》在中国哲学史上之地位，复不论析《中庸》与《论语》等箸作之相异之处，全文没有讲到作者之姓名，只说是孔氏之书，其实是子思之作品。又批评辜氏读西洋书多为文学，于西洋哲学则读得不多不深。王氏写道：“幸而译者所读者西洋文学上之书为多，其余哲学所入不深耳。使译者而深于哲学，则此书之直变为柏拉图之《语录》、康德之《实践理性批评》，或变为斐希脱、解林之书，亦意中事。又不幸而译者不深于哲学，故译本中虽时时见康德之知识论及伦理学上之思想，然以不能深知康德之知识论，故遂使西洋形而上学中空虚广莫之语，充塞于译本中。吾人虽承认《中庸》为儒家之形而上学，然其不似译本之空廓，则固可断也。又译本中为发明原书，故多引西洋文学家之说，然其所引证者，亦不必适合。”（《王国维论学集》第399页）如此等等。可见，王氏之批评甚苛。
但是，事过二十年后，王国维复读此文时，又写了一篇附记，检讨青年时代之不冷静。甚至有过失之处。现在，让我们看这篇附记之内容：
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学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览一过。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国维附记。（《王国维论学集》第400页）
从这篇附记可以看出，王氏之性格也是颇倔犟的，以至二十年后，他也仅仅是以文风、词藻而自责自哂，并认为那是少年习气。至于内容，则一仍其旧。可见，王国维也是很自负的。当然，其自负是要靠学识和才干来支撑的，只靠耍嘴皮子是不能服人的。说明王国维之自负是有学术基础的，其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此与年轻时受之学术训练分不开，即便文风有所不佳，王氏也不改一字，原文照发，只在《附记》中以“自哂”言之。当然，王氏之自负仍包含为人处世正直之一面，否则，事过二十年后他也用不着检讨少年之习气，连慧眼识英雄的罗振玉在释析王氏性格时也有“自待颇高”之语，其原因恐在此耳。
六、疲于哲学而移于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