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罗振玉奏补了学部参事厅参事，王国维也随同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王国维十分珍惜从海宁家乡出来以后这十年间之进步，同时，也着手为自己后半生之学术事业进行规划，操后十年的进步之券，他一口气撰写了两篇《自序》，因在而立之年所撰，故又称“三十自序”。回顾与总结了“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它既是王氏对自己事业之反思，又预示了王氏之学术转向。第一篇《自序》“书十年间之进步”，概述其自1898年抵沪以来在《时务报》馆、东文学社、东渡留学等经历，以及与师友之交往情况，攻读哲学典籍、做学问等学术生活。在概述为学经过以后，他也叙说了“独学”之情状。他说：“顾此五六年间，亦非能终日治学问，其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日少则二三时，多或三四时，其所用以读书者，日多不逾四时，少不过二时。过此以往则精神涣散，非与朋友谈论，则涉猎杂书。唯此二三时间之读书，则非有大故，不稍间断而已。”（《王国维论学集》第408-409页）可见，在那段非常之时日，王氏并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读书做学问，常为生活所迫而中断读书，每日读书之时间大约能保证两三小时而已。其辛酸之经历王氏毫不隐讳，直笔披露，随处可见，他说：“夫以余境之贫薄，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故书十年间之进步，非徒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亦将以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同上注，第409页）从历史上看，苦难既毁于人，亦能造就于人。王国维的此段经历当算是个榜样。所以，他书十年间之“小有所就”，亦为着“励今之人，使不自馁也。”至于哲学上与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与文采，王氏自认为有过人之处。此乃“实话实说”。其原因何在？王氏引用了清代学者汪中的话：“斯有天致，非由人力，虽情苻曩哲，未足多矜。”（同上注，第409页）意思是说，人的“天致”是各有不同的，但不必自夸，关键还是要靠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汪中也是在孤寂贫困中独学成才的一代学者。第二篇《自序》述其此十年间为学之结果。归纳起来，由专攻哲学而疲于哲学，由疲于哲学而移于文学。王氏深刻的自我剖析的确是发自灵魂深处的，那鞭辟入理、透彻入骨的学术认知，皆非同时代人所能及。此处不赘。
这一年5月，斯坦因考古到中国敦煌塞上及新疆罗布泊附近，获得两汉木简数十枚。斯坦因及法国的伯希和还先后到敦煌千佛洞之石窟寺发现古写本佛经卷子。据斯坦因称：“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观堂集林·外两种》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906页）卷子里有许多西藏文写本，皆是藏文佛经。还夹杂有无数用印度文、梵文写的大小不同长方形纸片。有的是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之各种方言，就分量以及保存完好而言，以前斯坦因所发现的无一能与此相提并论。于是将古写本装成二十四箱，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五箱，悉数运回英伦。（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王国维译，载《观堂外集》，同上注）伯希和所得，携之经过北京，罗振玉、吴县蒋伯斧、武进董授经及王国维皆前往观看，并择其要者过录之。王国维之识伯希和自此始。这些情况，王国维所撰《最近中国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及罗振玉所撰《莫高窟石室秘录》中详细载之。王国维主要记述道：（一）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王国维认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论学集》第207页）
七、中西诗学文交融
其实，在1907年，王国维的学术著述相当丰厚，这一年的许多文章在中国20世纪皆有里程碑之意义。当然，此篇小文不可能全面予以介绍，但能捡起一二略加介绍，《文学小言》就是其中之一篇。此篇论文共十七则。是王国维走上学术之路，尤其是走上国学研究之路以后最重要的一篇内心独白，亦是一篇与学界同仁之对话。关于从事文学以后的名与利的问题，王国维自有其见解。他写道：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车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的文学之记号也。（《王国维论学集》第311页）
王国维说得很清楚，真正的文学是不为名不为利的，也就是不事模仿。然而，要除掉名利之心，实在太难；真正为文学者，对名利大都嗤之以鼻，因为他们恐怕为名利所害。王国维在文学上具有相当高之造诣，谈起来很是随意，但精见迭出，于平常中见惊奇，在散漫中见境界，明则短语随笔，实则高蹈宏论，非到相当境界，是难以做到此一点的。王国维接着写道：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同上注，第311页）
王国维在这里谈到的景与情，前一字总是表示客观的外在的因素，后一字表示主观的内在因素，具有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性质与含义，这就使景与情融为一体。在审美关系中，景与情实质上就是指审美意象，使客观现象不再与主观意识相对立，景与情皆指人的感情，人的主观感情只不过是借助某种外在景象而得到了表现，融入到了审美意象中罢了。王国维是受西方美学和叔本华的影响，对文学家反观自己的感情这一方面进行深入考察。这里所论述的景与情虽具有了《人间词话》中境界说的基本内涵，却与境界说尚有一定距离。《人间词话》第六条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论学集》第320页）很显然，这里不需情、景交融，也不需要意与境浑，只需要单独的真景或真感情，经过静观，即足以成境界。王国维在这里所显示的美学根基就不是中国传统诗论，而是西方美学与叔本华的理念直观了。接着，王国维又提出了做学问的“三个阶级”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王国维论学集》第311-312页）
这就是常被人们广泛引用的王国维的著名三境界说。不过，在这里首次提出对采用了“三阶级”说。可见，境界之基本含义即是“阶级”。从现已刊布的《人间词话》手稿本看，王国维这部词话的写作经历了较为漫长的一个过程，应该认为王氏是随记所感，积聚而成，其六十四则词话历时约两年左右，大致起始于1906年至1908年底。王氏发表《文学小言》十七则时，最初透露了着手写作词话之信息。在这篇文学杂感中，其第十三则“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王国维论学集》第313页），即为作者自行删去的《人间词话》手稿之第十七则。其所以删除之原因，很可能由于已入《文学小言》发表之缘故。此“三阶级”说，在词话手稿本中列为第二则。最根本之改动，是以“境界”取代了“阶级”。最明显之标志，是《人间词话》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同上注，第319页）词话对“境界”的阐释，皆在《文学小言》之后。王氏提出“三境界”，自以为比严羽、王士祯之论说要更能探及诗词之本。然而，当他的这些话在当时发表出来之时候，有谁会去注意，去吟味其中的深邃丰富的美学意蕴呢？直到1926年，连王氏自己也似乎记不得了，幸被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子“挖”了出来，予以单行出版。这是后话。就王国维发表在《人间词话》之前的《文学小言》中这一段来看，王氏是把文学放在大事业大学问中谈，视界宏大，胸襟宽广，具有大家之气象。应该说，王国维的著名“三境界”说的首次提出是在《文学小言》中，但境界说之美学体系的形成，当是在《人间词乙稿序》之后。这说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及文学见解，并非写作《文学小言》和词话而骤然形成的；但我们若将王氏这些思想理念或美学见解与中国固有的诗词之理论联系起来看，亦即是说，力求从西方美学特别是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思想体系中所获取的营养，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并以传统诗学理论之形式阐述出来，则的确是在写《文学小言》与《人间词话》时逐步完成的。当然，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还盛赞屈原、陶渊明、苏东坡等，称他们是“文学上之雄者”；“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旷世而不一遇”之天才，并以此为楷模，鼓励后学者奋发努力。王氏喜欢屈子，于是在此一年间还写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对屈子之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了详细精湛之论述。主要是通过比较北方儒家哲学及其对文学之影响，与南方的老庄哲学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与各自特征，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通过勾勒从《诗经》至《楚辞》的沿革与承袭、发展、变化的脉络，揭示了《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整个论述中，贯穿了德国大诗人席勒在《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的“诗人”与“自然”、“现实”与“理想”的论述。由此可见，王氏这篇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之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有创造性地科学地指出屈子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诗人的是王国维。在后来郭沫若的有关屈原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王国维所作的上述分析的最初影子，不过郭沫若阐述得更为系统，并且予以深入的发展罢了。郭沫若在《屈原考》一文中认为，屈原“对后世的伟大而长远的影响，实在可与希腊的荷马，意大利的但丁相媲美。他不但在中国的文学思想上有极伟大极长远的影响，就是在普通人的精神中我们也可以找出他的影响的深刻的痕迹”。郭沫若还说不管你是不是诗人或文学家，凡是中国人没有不崇拜屈原的，他是“真真正正值得人们崇拜为最伟大的民族诗人!”（郭沫若：《今昔蒲剑》，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第223页）由此可知，王国维的此篇论文影响将是长久的。另外，王氏在分析屈子之性格时认为，“廉贞”二字即说尽矣。不过从王氏一生来看，他自己也符合“廉贞”二字，尤其是晚年人宫侍从溥仪，更符合此二字之含义。屈子之赴汨罗江，王氏之沉昆明湖，如同一辙。
这一年，王国维汇集本年所填之词。名为《人间词乙稿》，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刊行。还翻译丹麦《心理学概论》和英国《欧洲大学史》。是年，罗振玉始编殷墟书契。自孙诒让之后，甲骨文字之研究以罗振玉倡导之功最大，但用力最勤，贡献最大者则为王国维。前文已有所涉及，故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