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神州丧一身
在陈寅恪的一生中，可谓桃李满天下矣，但与其关系最为密切者，莫过于蒋天枢了。
陈寅恪暮年膑足，环视四周，已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为“托命之人”了。于是，就在他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广州至中山大学探望他时，他向蒋天枢做了一生事业的“生命之托”，他将晚年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权授与了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在《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诗中，首叙师生之谊：
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
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
此诗正好与先前陈寅恪先生《赠蒋秉南序》中所言，“蒋子秉南远来问疾”一段，遥相呼应。第二首述名山事业：
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
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把一生著作托付蒋天枢先生，使之藏诸名山，以俟后世贤人君子。而“圣籍神皋寄所思”展示了陈寅恪先生一生事业追求，生命所在，寄意尤深。第三首写先生当时思想感情：
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丘貉，此恨绵绵死未休。
诗文感时伤世，悲愤欲绝，情见乎词。陈寅恪先生生于中华民族多难之秋。光绪季年，朝野上下，且偷安，陈寅恪先生已见其内忧外患。此后国内战争频仍，国外列强侵蚀，华夏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重危关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王国维，即与抽象理想之最高境界三纲六纪而共命同尽，“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先生亦奔走东西洋数万里，先后就读于日本新文学院中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阅遍古今中外典籍，熟谙二三十种外国语言文字，以求华夏民族自强复兴之路。
二、藏山付托不须辞
蒋天枢，字秉南，1903年11月16日生于江苏徐州府丰县蒋寨门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先生自小在家孰受蒙学，所读《幼学琼林》、《万家姓》、《千家诗》、《三字经》、《四书》、《五经》之类皆能熟读而背诵之，被乡里有学之士誉为“敏悟好学，”是少年学伴中之佼佼者。1920年，蒋天枢经堂叔的介绍得以进南京中学读书。当时，蒋先生爱读《荀子》，尤其是对《劝学篇》常常反复咀嚼，细细品味，把玩不己，深为文章形象深刻的说理和朴实无华的文风所感动，遂写就《读荀子的〈劝学篇〉》一文，文章写成后受到当时在南京中学任课的一位东南大学国文教授之赞赏。1921年，蒋天枢先生扳考了无锡国学专修馆，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并从唐文治先生受业。1925年春，蒋先生学有所成，以优异成绩从无锡国学专修馆毕业。毕业时，唐文治先生为该届毕业生编印了《无锡国学专修馆文集二编》，并亲自撰写题词，更为每篇入选的文章写了评语，其中，蒋天枢先生共有5篇文章是蒋先生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批著述。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求学期间，蒋先生还阅读了大量的屈原作品，对屈原之品质深为仰慕，还模仿《楚辞》中的《橘颂》写了一篇《拟屈原〈橘颂〉》日骚体文章。蒋先生一生爱读屈文，晚岁更是专心致力于《梦辞》研究，这固然是出于教学安排，不得不然之事，但从先生早岁所写的拟《橘颂》之文章中已经可看出先生耿介不屈、性如丹橘之品质，也可看出先生与《楚辞》研究之渊源。1927年秋，蒋天枢先生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梁启超等人。自清华园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导师王国维殁后，蒋天枢即对王氏的名山事业十分向往，并一直存有整理王氏遗著之宿愿，但此愿终未能实现。数十年后，命运选中蒋天枢主持整理编辑先师陈寅恪遗著之重任，宿愿终于以另一种形式得偿。在清华读书时，蒋天枢经常到陈寅恪寓所求教。那时，陈先生的尊翁散原老人经江宁来北平，住在姚家胡同，陈寅恪也住在这里，蒋天枢就曾到这里谒见先生。后来陈寅恪到达重庆后，在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任教的二位弟子蒋天枢、蓝孟博，得知先生来到重庆并住在观音岩俞宅，二人约同进城晋谒先生。还买了奶粉，只买到三罐。当时，陈先生和夫人皆在病中，虽然渐好，但也只能在床上靠着被子坐起来。蓝孟博曾说他上街只买到了三罐奶粉与蒋天枢送去，想再多买一罐也没有。陈寅恪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实际上，自1949年后，蒋天枢只有过三次机会与陈寅恪见面。第一次是陈寅恪全家从南京暂寓上海，时间约一月左右，居沪的蒋天枢多次前往拜谒。第二次是1953年秋，蒋天枢专程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初到广州因不认识路，遂雇车到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晋谒恩师。蒋天枢亲聆先生教诲，获益良多。蒋天枢先生说自己正在校读《周礼》，用的是董康珂罗版影宋本校阮刊经疏本。陈先生启导说：“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之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时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蒋天枢深感自己没按照先生的教诲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而负疚。正是这一次相聚，陈寅恪写下了《广州赠别蒋秉南》两首七绝。其一：“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其二：“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陈寅恪的心迹与思想情感向蒋天枢和盘托出，他所倾诉的是一种“所南心史”的底蕴。这两首诗显示，陈寅恪、蒋天枢两人至此相交之深可见一斑。第三次是1964年5月29日，蒋天枢乘火车抵达广州。唐亲自领着二女儿陈小彭驱车前往火车站迎接蒋天枢。唐以“师母”的身份到车站接弟子，此细节绝不可轻看。关于此次广州之行，蒋天枢先生在其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甲辰1964年条略记云：
本年旧历五月十七日为先生七十五岁诞辰，先期，枢寄奉明袁刊《世说新语》一书为寿……寄书未儿旋即请假赴粤，阳历廿九日下午抵广州站，师母挈小彭妹以车相迓。得以速至东南区一号楼上晋谒……聆诲之余，师命小彭陪同游览市区及黄花岗、佛山寺等地，六月十日，飞机返沪，记录曾得诗稿一册，归后遍觅不得，岂被窃欤？夏，《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初稿完成，后易名为《柳如是别传》。（第175页）
蒋天枢先生行文十分简略，未述及此次南下聆诲内容。从蒋先生先期寄书为寿看，他事先尚无南下意，“旋即请假赴粤”，当是师命。时陈寅恪先生笺释钱柳初稿已完成，旧稿文集之整理已告一段落，“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此乃陈寅恪先生命蒋天枢南来之目的。
蒋天枢在恩师病榻前面聆教诲，陈寅恪把一生的事业托付了蒋天枢。这是一段非常令人感叹而又令人哀伤的友谊。十五年间，师生只见过两面，但陈寅恪先生却毫不犹豫地向这位长于先秦文学研究的弟子托付了他一生最为看重的事业，即编辑出版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著述。若以与陈寅恪接触的渊源而言，比蒋天枢更深的陈门弟子大有人在；若以治史才华而言，比蒋天枢更深刻理解陈寅恪学术精髓的陈门弟子也不在少数，但陈寅恪只认定蒋天枢。这是为什么呢？
三、“程门立雪”添续篇
蒋天枢1930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授，1943年受聘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建国后被评为一级教授。直到1988年病逝，蒋天枢一直都没有离开复旦校园。他长于《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研究，据说50年代他讲授《诗经》，一首诗可以讲授两个月，一句诗可以旁征博引地解释两个星期。他的授业方式乃出自陈寅恪。陈寅恪早年讲授唐诗，据说解释《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便要花去数星期。若再往前溯，这似乎是清代朴学重材料整理分析，长于考据、讲究实事求是
的一个治学传统。直到60年代蒋天枢带研究生时，依然毫不通融地要求学生写字只能写繁体字，写简体字算错别字；读古籍只能读那种未标点断句的版本。蒋天枢一直要求学者，治学首先要从语言入手，从历史入手，并具备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据章培恒先生言，1956年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时，系里给他确定的指导进修的导师就是蒋天枢先生，进修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他第一次给蒋天枢先生谈进修计划时，说学好先秦两汉文学前先用五年时间把从《诗经》、《楚辞》直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研读一遍，再回过头系统钻研先秦两汉文学。蒋先生听了他的打算却久久不语，然后很严肃地说：“你这样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接着蒋先生为他制订了三年的计划：第一年读《说文》段注和《通鉴》，第二年读《尔雅注疏》，校点《史记》，第三年读《尔雅义疏》，校点《汉书》；同时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书，从《书林清话》直到《汉书·艺文志》。蒋先生要他在读上述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的书时必须做笔记，但不是复述书中内容，而是谈自己的心得。笔记要按时交给先生检查。最后，先生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这是指章培恒1955年被牵入胡风案件开除党籍的事。章培恒说蒋先生与一个素无交往的青年第一次见面时就推心置腹，这不仅是对人的负责和对学术的负责，而且结合那个特定的背景，也反映了蒋先生的正直和无畏。由此可见，陈寅恪对蒋天枢的信赖，便有了令人信服的基础。还有一些感人的细节，在这篇文章中很值得一提。1964年师生相见，某日蒋天枢如约上门，刚好陈寅恪夫人唐不在，没有人招呼蒋天枢，陈寅恪也不在意，就这样蒋天枢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陈寅恪的床边听着陈寅恪谈话。听了很久，也站了很久，蒋天枢一直没有坐下。“程门立雪”，说的是古代贤人事；病床前恭立聆诲，蒋天枢的“尊师”，使刚好在另一房间工作的黄萱（陈寅恪助手）极为感动。还有一件事，也颇能说明蒋天枢的个性。有一次，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入学会上，朱东润先生讲治学之道，讲到了陈寅恪，朱东润先生说，寅恪先生学问虽然好，但晚年花了那么多精力去研究一个妓女（指陈寅恪晚年之作《柳如是别传》———笔者按），大可不必!这话惹翻了中文系的另一位博士生导师，那就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蒋天枢教授，蒋天枢当场拂袖而去，朱东润也气得脸色发白。这件事后来传了出去，亦成为赞叹陈门弟子护师尊师的佳话。陈寅恪先生晚年将其半生的“秘密”也托付了蒋天枢，同意蒋天枢录下了他十数年间所写下的近百首诗篇。这些诗是陈寅恪最真实的内心世界。陈寅恪特意为与蒋天枢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写下了《赠蒋秉南序》一文。用朋友的名字作为文章的标题，为陈氏晚年所仅见。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简洁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文中一再阐述的文化观，以及连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后人可以将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理解为陈寅恪在生命结束之前向这个世界所作的一次文化自述。文虽以“蒋秉南”命名，实则不只赠蒋天枢一人，而是赠给当世后世所有对中国历史文化视如生命的仁人志士。
四、不负重托薪火传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寅恪先生目光如炬。蒋天枢果然不负恩师所托。1980年6月，由蒋天枢———陈寅恪晚年最信赖的忠诚的学生整理编辑的《陈寅恪文集》陆续出版。这套文集中所附《寅恪先生诗存》和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向来鲜为人知的陈寅恪先生晚年生平梗概和心迹记录。《编年事辑》大量引用陈寅恪文革中的“交代稿”作为原始资料，令人深深感受到那背后的历史寒潮的凌厉威杀之气。《陈寅恪文集》在学术界迅速传布，同时有些文章开始散见于报刊，重新评价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和成就。其中蒋天枢撰著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版再版。
蒋天枢先生尊师重道、诚实守信的人格力量无疑是当代学界的一面旗帜。另外，我们应该看到，蒋先生整理《陈寅恪文集》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活动，是以科学方法、严谨的态度来处理恩师所托付的后身著作。蒋天枢先生在整理陈寅恪遗著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科学精神和所运用的操作方法与其一生的治学特色和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蒋天枢先生亲自校读了《文集》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柳如是别传》全部近150万字的文稿，在1980年上述四部著作初版后，又逐字逐句地校改其中的排字之误。可见，蒋先生是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陈寅恪文集》的，而此种方法在蒋先生的全谢山研究《三国志》研究、《梦辞》研究等的其他学术活动中皆前后相承，以一贯之，可以说，正是由于蒋先生把整理陈寅恪遗文当做是一件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对待，编辑出版的《陈寅恪文集》才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蒋天枢一生治学所体现出的踏实、严谨、科学的学术精神与方法，才使得陈寅恪先生能放心把藏山事业托付斯人。
蒋天枢先生是一个不求闻达，不计利益，一生埋首书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与心血来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学术的痴心，别无他求。所以，当上海古籍出版社将2000元整理编辑费开给蒋先生时，却被他退了回去。他说：为老师整理遗著，是决不能取酬的。真是古道可风。
蒋天枢先生不但自己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以此诲人，对学生的要求也相当严格。据他的弟子吴中杰回忆，他们刚入学那一年，蒋先生就给上先秦两汉文学史。当时，有很多同学是做着作家梦进入复旦中文系的，因为能写几句文章，或者曾诌过几首小诗。个个以才子才女自居，以为很了不起。入学之后，方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学者的，本来就觉得闷气，再加一来就读估屈聱牙的《盘庚篇》，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实在提不起兴趣。蒋先生知道这情况，就花了两节课时间务虚，给学生做思想工作，主要是让同学们扎扎实实做学问，首先要把基础打好，以后才能搞研究，不能凭着兴趣读书；其次是不要急于写文章。蒋先生的务虚课给学生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如何打基础，蒋先生对本科生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只是因材施教。要求只要读一些基本文学典籍，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等。但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要求就不同了，前举章培恒读书便是一例。这大概是本着陈寅恪的学文先识字的主张，也是继承了乾嘉朴学的传统。蒋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曾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走的就是他们这条路子。他自己做学问认真，基础扎实，不轻易动笔，更不肯跟风赶时髦。50年代学术思想大变动，学者们忙于捐弃旧我，急于用新观点来授课和写文章，而蒋先生坚持原有的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仍旧走自己的路，不为时势所左右，很有乃师陈寅恪的风骨。他提交的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不是当时流行的什么“人民性”、“倾向性”之类，而是《诗大明“缵女维辛”考释》，对“缵女维辛”四个字，考释了将近两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