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真理的探求的学术品格在其自由精神的烛照下化成一般道德理想，求真是他的学术品格，也是他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是一个纯正学人精神根基的支撑与来源，学术不仅要求有严格的学理规范，以保证其科学性，而且要求作为学者人格上的雄厚资源作支撑。学理之规范可以保证其学术研究所论自圆其说，但却不能保证这种所论中人格思想之闪光和一种真理之间之同时闪耀。林毓生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里深有感触地回忆其师关于精神动力的一段话：“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雄厚的人格精神资源使陈寅恪在求真的道路上不受外物之干扰，他的学术更没有变成奉命文学或时髦文学，他之言说行为本身已成为震撼灵魂之道德力量与精神人格，映照着贫瘠时代荒芜的灵魂。
随着革命政权之建立，特别是以后所展开的各种政治运动与思想运动，在国土上卷起了一场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的猛烈之打击。陈寅恪所服膺之文化学术思想，成为被歼灭和消除之对象。但他从不自愿退却，而是坚守自己那一角学术阵地，他并不试图对抗，即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这就必然地要构成一种痛苦之局面：一方面是强大的，以时代潮流的方式出现的权力意识；一方面是孤独的坚守者，以不甘后退之心境徘徊于自己的心灵孤岛上。力量之对比似乎不成正比，但降志退却也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只要后退一步，很可能就意味着不断退却，以至于最后“终于消灭而后已”。坚守一种文化意识，坚守一种自由精神，坚守学术人格，坚守一种生存方式，说到底，就是在坚守独立的生存意义与生存价值。也就是说，是一种“纯正的学人活法”（夏中义语）。不媚俗，不入流，不低头，不自卑，也不逃避，这就昭示了一种震撼人心之精神力量。当然，这种坚守必然会带来一种精神之痛苦，灵魂之战栗和惊悸、焦虑与煎熬。那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能经常感受到的，即便是那些一开始就选择了“新思想方式”的人，也不能在那个时代获得平静与安宁。一些退却者的精神痛苦是粉碎性的，如陈寅恪之弟子汪筏。因为这些退却者从一开始即已经在精神上放弃了自我，并且在这放弃中经历了一种精神上的痛苦。但他们所寻找到的新的“自我”仍然未被时代所接纳。在最后的打击到来时，他们便真正是一无所有，如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相比之下，坚守者如陈寅恪虽然感受着坚守之痛苦，但他却能超越现实的疯狂与混乱，冷眼旁观，并且能够把最后仲裁之希望寄托于时间之上。正是这一点，使他虽身处困顿，但仍能确知生存之价值，虽屡遭打击，但仍不肯就死，身残而节不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在陈寅恪看来是最重要的，他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也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他的这种坚定不移之思想，是最后二十年岁月之执著信念与精神支柱，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方能理解陈寅恪之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陈寅恪为王国维先生所撰之碑铭，应视作陈寅恪之学术灵魂与人格之骨。碑铭不仅漂亮地破译了王国维自沉之灵魂密码，而且响亮地喊出了陈寅恪一生为之不屈不挠、不渝不悔之学术人格宣言；这不仅是学人生命之第一要义，亦乃陈氏的第二生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陈学”之学理内涵，也是“陈学”之精神内核。如果一个学人没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其学术可想而知。一个民族之众多人文学者如果失去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其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一个真正学人之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民族的人文学者所应具备的共同精神操守。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以真理为精神追求之最高目标，就不能达到以身殉道，既不畏死，更不畏生之境界。
三、陈氏生命史是一部滴血的灵魂史
在当下学界，以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思想为方向的研究著述中，夏中义的《谒陈寅恪书》是最有分量的专著之一，是在国中众多论陈寅恪的文字中最具深度、最具特色之一篇。在我读到的不少论陈氏文字中，谈得最多的是对陈寅恪人格精神与学术品格之理解。当然这是正确的。但如果离开了造成陈氏命运悲剧之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则很可能导致阐释、理解与接受之误导。在我看来，揭示陈寅恪的人格精神与学术思想，更应深掘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文学术生命之坚守；陈寅恪的生命史完全可以视为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滴血之灵魂史。这一命运悲剧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就使得陈寅恪的命运具有了非常具体之社会原因，也使得陈寅恪的独立精神有了非常明确之反抗对象，也使得论述陈寅恪坚守学术传统之现实意义得以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凸现出来。陈寅恪所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体针对性是他当时所生活于其中之环境，即一个没有精神自由、探索自由、言论自由的大一统之政治与文化环境，后来他在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信中又阐述了这一思想，说明陈寅恪的一生皆在坚守这一学术信念，而且在用生命践履他的这一学术思想。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看到的对于陈寅恪的评论大多流于抽象地谈论陈氏的人格，并不具体联系陈氏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尤其是当人们将陈氏的人格精神纳入“人文精神”话语系统的时候，将陈寅恪的独立精神的现实意义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拉到了反商业化与市场化之方向上来，我认为这是由于接受心理造成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片面接受。陈寅恪所具体面对的压迫性力量是专制政治而非商业大潮。这二者的区别决非无关紧要，商业大潮或许可以淹没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但却无法剥夺其探索的自由；而在专制政治环境中，连知识分子的生命皆可以轻易被剥夺，更不必说你的探索自由。
四、陈氏对我们的启示
陈寅恪对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学术传统与其说是继于西方之冲击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毋宁说是亡于专制政体。当下学界人士在反思“五四”的时候，常常把中国传统文化之悲剧性遭际归于激进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与反传统主义，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国学研究，恰好是在中国本土特殊语境下的政治社会中，而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逢灭顶之灾。在“五四”到40年代末之文化学术环境中，保守与激进之对峙，传统与西化派之较量，基本上皆是属于知识分子内部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之分歧，两者之力量虽有消长起伏，但没有造成一方借助非学术之力量灭绝另一方之现象。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从人文组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院士之当选是以学术为惟一原则的；在胡适提名的人选中，始终有郭沫若，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人所共知，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此而将他排斥在院士之外。还有马寅初，曾被国民党软禁过，在经济上严厉批评过国民党，也当选为院士。（参见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术环境是宽松的，很少有非学术力量干扰学术的现象。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49年5月30日，他在上海见到陈毅，在当天日记中写到了“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出处同上）。由此可见，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与学术基本上保持了多元之格局，故即使是国学研究，在现代也恰恰是大师辈出；而在那个特殊之年月中，除了教条僵化的官方话语形态外，所有学术研究皆不可能生存，所以，才有国学西学之“两败俱伤”。透过陈寅恪生命史之大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真正的学术传统之延续，无论是西学还是国学，所要的最起码之生长环境与它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皆是一样的。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之罹难之时候，切不可忘记这个教训。
面对陈寅恪，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皆应叩问自己的灵魂：我们究竟缺少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究竟缺少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当然，陈寅恪之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一生的精神历程和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陈寅恪的一生，凸现了中国一代知识精英的历史命运。通过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人格精神，以及他所处之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这轨迹上写着独立、自由、仿徨、无奈、斗争、创伤，这痕迹即便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延伸，也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就可以消失的，它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精神发展史上。在我们感到婉惜与悔恨时，我们也应该永远记住，这同样是人类文化学术史上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