炬
炬是我们班长，十七岁，个子矮小，脸也很小。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白起“小头锐面”，颇似炬君。此君看人喜欢斜视，眼白就露了出来，让你看不清他目光里藏着的东西。满口牙齿却洁白如玉，与黑里透红的皮肤鲜明的对比着，让人想到“泾渭分明”这个词。他讲话时喜欢挥动拳头，这动作协助他表达得崭截有力，掷地有声。
1975年，我们读初一。我们班主任罗老师，妻子在乡下，他好像总有忙不完的家务，或者对炬的精明强悍很信任，班务工作基本上放手交给他。炬在班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号召力，带领我们班取得了一些荣誉。比如小篮球比赛第一名，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等等，锦旗奖状挂满了教室的墙壁。班上一些具体的事情都是他说了算，比如发展团员，评三好学生。劳动时他有权给你分配轻一点的工作。更要命的是他是灶长，负责打饭。那时农村的寄宿学校都有学生食堂。每个教学班的班长，就是本班的灶长。开饭了，饥肠辘辘的我们拿上饭票、饭碗在窗口前排成长队。灶长们站在盛有黄米干饭的大铁锅前，一手拿碗，一手拿只铁铲，负责分发。三两他可以打成五两，五两在他的手里可以变成四两或三两五。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得罪他，得罪他的结果是要忍饥挨饿。
在中国，官本位的文化，可以说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方方面面，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在我们班里，围绕“权力人物”就形成了一个生态圈。不管他做出的决定多么荒谬，都有人喝彩；不管他讲的话多么幼稚，多么不近情理，都有人呼为真理，奉为圭臬。大家竞相讨好他。有人给他端来了洗脸水，有人将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馍馍、腌猪肉献给了他。有的女生在打饭的窗口前对他嫣然一笑，他的铁铲就有些飘忽，三两饭就成了五两。星期天，还有女生偷偷地给他洗洗衣服。在贫穷的乡村中学，炬活得很滋润，很有成就感。不像我们总是蓬头垢面，邋里邋遢，有时生病了也没有人给倒碗开水。
炬的学习成绩不好，数学作业总是别人替他写。初中生了，他甚至没有搞清楚，分母相同的分数分子大的值就大。他的作文基本上文理不通，可在台上讲话却口若悬河，雄辩滔滔。这让我明白了口头表达与动笔写作是两回事。他常常在晚上点上油灯学习《毛泽东选集》，看《红旗》杂志，还写了厚厚一本读书笔记。评《水浒》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邀请这所学校唯一读过《水浒传》的一位老师作报告。报告结束的时候，这位老师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话音未落，炬毅然从台下的人群里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宋江！毛主席万岁！”同学们见有人呼口号，以为是校方事先安排的，也就齐刷刷地站起来，山呼“打倒”，山呼“万岁”，震耳欲聋的声音，飘出校园，飘往山野。山峁上有一群吃草的羊，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一阵躁动。
炬曾经严厉地批评过我，原因是我用“铜锤”打了同学东。“铜锤”是学校食堂里蒸的荞面馒头。这种馒头冷却后，硬如铁石，色如古铜，同学们就诙谐地称它“铜锤”。那天下午吃饭，每人两个“铜锤”，一碗白菜汤。我那时肠胃不好，吃了“铜锤”，晚上肚子胀得厉害；不吃吧，又饿得发慌。饭打回来，我坐在宿舍的土炕上，望着眼前的食物浮想联翩，一晃悠，碗里的菜汤就倒在了东的毛毡上。正蹲在地上挥汗成雨、享受“铜锤”的东，见状就火了，他扔了饭碗，跳起来冲我喊：“你他妈为啥不往自己的毡上倒，叫我晚上怎么睡！”我给他道了歉，但他还是不依不饶。三言两语两人就吵了起来。后来就有些失控，互相骂了不堪入耳的脏话。再后来，我就抓起一个“铜锤”砸在了东的头上，东不及还手，就抱住头，疼得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事很快就有人报告了炬。他立即决定，召开全班同学大会。他庄严地站在讲台上，简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开始批判我：“一个荞面馒头，劳动人民要付出多少汗水才能得到它，你把它当成土块了？当成石头了？你对劳动人民是什么感情？你这样做怀着什么居心？你是王老六（解放前，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大地主）的孝子贤孙，你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你是林彪的孝子贤孙，那里还有半点毛泽东时代中学生的样子！”……那天，他讲了足有一个小时，只讲得声嘶力竭、口沫横飞。末了，他要求每个同学都要表态发言，批判我，并从中吸取教训。大家纷纷发言，谴责我的做法。有人还表态要同我彻底划清界限。和我同桌的一位女生，真的就用尺子量了课桌的长短，从中间用毛笔画了一道线，警告我不能越过这条线。或许她早已有了“划江而治”的想法，这件事终于让她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炬还当众宣布，取消我的入团资格。
我想，就事件本身而论，他为什么不抓住打人说事，而选择了不珍惜粮食这个角度？或许来自乡野的孩子，打架斗殴是常事；而糟蹋粮食则更能使问题的性质变得严重，更能击中我的要害。
这样的批判会，不久又开了一次。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上早操，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跑步。女生菊跑着跑着，她的鞋带开了，就走出队列，弯腰系鞋带。跟在后面的男生成，无意瞥了一眼，看见她腰间露出狭窄的一道洁白的皮肤，他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青春时的少男，或许他那时有点耳热心跳，有点想入非非。下操后，吃早饭，黄米饭半生不熟，难以下咽，他想找点佐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同桌相好义。不久，这起“偷窥”事件，就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而且细节也被夸大了。这影响了我们作为先进班集体的声誉。炬瞪着眼白想了一会儿，觉得事态严重，需要批判，需要整顿。上午的语文课立即被调到了下午，班会立即召开了。他掏出小红宝书，选学了几段毛主席语录，批判会正式开始。他断言成头脑里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举动基本上是“流氓”行为。试想，早晨起来，红太阳从东方升起，光芒万丈，你不去欣赏、赞美，目光却落在女同学的屁股上，这未免太过分了吧？！在全班同学火力猛攻下，成受不了，哭着跑出教室，到宿舍里用被子蒙上头，饮泣不止。他后来一共检查了十次，才算勉强过关。付出的代价，还有一罐子腌猪肉，语文课代表也被罢免。
炬除了学习《毛选》、开批判会之外，还有什么爱好呢？我没有发现。有一次，晚自习下了，他上厕所去了。我看见他课桌上，有一本摊开的《红旗》杂志。我跑过去一看，《红旗》下面还压着一本《农村赤脚医生实用手册》，感到十分诧异。但又一想，那年月我们常写的一个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有的想去当钢铁工人，有的想去做新型农民，有的想做白衣天使，有的想驾“银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他或许是毕业后，想当一名医生吧！也就没有在意。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本书里讲了一些起码的生理常识，在性蒙昧的年代，他或许是偷偷地怀着羞怯和激动，在欣赏男女生理方面的知识。他是否也曾为此浮想联翩，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是否也曾意识到他主持会议批判成的虚伪和可憎？我不知道。但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他刻板、正统的表象背后，还有真实的另一面，只是被他的老练、圆滑遮掩得波澜不惊、云淡风轻。
我们上高一的时候，是1977年秋天。那时的中国刚刚开始解冻，处在大变革的前夜。蛰虫已多少嗅到了春天的气息。报纸上的社论，一些提法已经和过去有些不一样了。我们几个同学聚在宿舍里，一边咀嚼着“铜锤”，一边热烈地讨论着。学校里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学工学农学军的活动少了，课本厚了，一些内容被增加进来，一些内容被删除了。学校的中心工作开始向抓教学质量的方向转变。炬有了失落感，围在他身边的一些同学都忙各自的学习去了，很少有人再去给他端洗脸水，也不见有人把自己的好东西献给他吃了。但他仍时常挥动着拳头，瞪着眼白警告我们：“能什么能，有一天你们还得听我的！”
这一天没有到来，他却出事了。
我们学校的大门外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的对面是一块平展展的麦田。那年夏天，雨水充沛，麦子长得特别好，足有半人高。微风吹来，麦浪有如大海的波浪，轻轻地掀起一圈一圈的波纹，推向天边，煞是壮观。更有一阵一阵的麦香，飘到校园里，飘到宿舍里，让人觉得神清气爽。
有一天夜里，班里的两个同学拿着手电在追赶一条跑进校园的狗，手电筒无意中照到了门外的麦田。他们看见，有一片小麦在摇晃，一会儿作倒伏状，一会儿又作起立状。再看周围，都没有什么动静。这两个同学，以为是一只老鹰抓住了一只野兔，正在搏斗，遂兴趣大增，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麦田，他们看见了惊人的一幕。炬正抱着比我们低一级的女生叫秀的，在亲嘴。这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忽然闯进两个人来，这使他俩十分难堪。秀的上衣扣子开着，露出一只洁白的乳房，竟有些挺拔有些丰满。头发已经散乱，脸膛想来也该是绯红的。情急之中，她抱头呜呜地哭了起来。炬站起来，请求那两个同学放他一马，一切都好商量。
但是，事情还是败露了。校长把炬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秀也被校方安排了一名女教师看管了起来，防止她想不开，出个什么事。
第二天，炬就失踪了。当我们回到宿舍时，不见了他的被褥和毛毡。听一位校工说，他悄悄地走了，他已经放弃学业，回乡务农了。
许多年以后，我读美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书中描写塞丝和即将成为她丈夫的黑尔在玉米地里偷情，他们在大晌午钻进玉米地里，以为自己很隐蔽。他们猫在玉米秆中间，什么也看不见，别人却都看得见他们头顶上滚动的玉米穗。那些跳舞的玉米秆把他们交合的消息泄露给了周围的人，谁也没有错过观看玉米田里的这场好戏。黑尔本想给塞丝保密，不料却弄成了公开展览。
这让我想起炬，想起他在小麦田里的风流韵事，想起他的弃学务农。他或许没有必要那样处理问题。青春时期，偶有过失，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平常不过的事。那时的教育和环境，在他的心里形成一种情结，或者简直是老茧，无法化解，让他觉得无脸见人。曾经风云一时的他，就选择了黯然离开。
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没有见到他。
几年前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待了上级业务部门的一位领导。酒后，他提出要到足浴城去泡脚，我只好带他去了县城的一家足浴城。落座后，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姑娘，给我端来了一盆中药浴足水。进行中，我和她聊了起来。我注意到了她的脸膛、额头隐隐约约和一个人很像。后经询问，她告诉我她的出生地，她的父亲竟然是炬。我听了不由得一阵惊慌，这让我有点措手不及。小姑娘浓妆艳抹，涂红的指甲足有一寸长。眼睛忽闪闪地向客人抛来媚眼，但目光里也透着聪颖，透着迷惘。记得她还说了一些挑逗的话。末了，她要留电话号码给我，还说：“叔叔，如果你闷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愿意陪陪你！”
我听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她，“吓”得落荒而逃。炬难道同意或默许他的亲生女儿从事这种职业吗？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