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老敬贤是我们国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仪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对中华民族敬贤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且真正形成了制度，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国礼，因为自成体系，所以单列一章。
什么是贤？怎样理解贤？许慎《说文·贝部》云：“贤，多才也。”《玉篇·贝部》云：“贤，有善行也。”《尚书·大禹谟》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孔子云：“见贤思齐焉。”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强调指出：“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荀子也主张“尚贤使能”。《墨子》一书论贤就有三篇文章：《尚贤》上、中、下。《吕氏春秋》有《下贤》篇、《察贤》篇、《期贤》篇。《晏子春秋》有《举贤官能》、《任贤爱民》、《尊贤退不肖》三篇专论尊贤之道。
我们现在讲“尊贤”、“敬贤”，主要指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极左路线把知识分子推向资产阶级，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把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既是人事政策的伟大改革，也是礼制思想的伟大改革。为了贯彻这一伟大的方针政策，我党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协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交际方法，在协商过程中，一定要讲究礼仪。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不但政治问题要协商，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都需要协商。经济合同就是协商谈判的结果。不过，这一章我们主要讲的是政治协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色之一。新中国就是通过政治协商而创建的。协商特别要讲究礼仪，不讲礼仪就无法协商。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那就是说，即使在战争环境中，也照样需要协商谈判。西藏、新疆，不都是经过协商谈判和平解放的吗？香港、澳门，不都是经过协商谈判回归祖国的吗？中华民族自古就非常注重协商，而且讲究礼仪。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一场协商礼仪的全面展示。每一个统战举措都体现了敬贤之礼。
一、中共中央邀请各界民主人士云集北平
1949年，革命刚胜利，当时还不可能马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革命党派、人民团体与社会贤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制度。协商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礼仪的谈判过程，协商就是一场“礼仪”的实践，协商必须讲究“礼”。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都非常讲究礼仪。
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就转移到了城市。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那么，怎样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
这个报告，确定了共和国的阶级基础，确定了新中国的阶级构成框架。将来的新中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是最高的礼仪准则。因为这里存在谁打倒谁的问题，谁领导谁的问题，还有谁团结谁的问题。
为了协商建国，中共中央既有一般号召，又有个别邀请，礼仪非常周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4条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第5条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除了一般的号召之外，还个别邀请全国著名民主人士，会聚北平，共商国是。请看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亲笔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
再看《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致张澜的信》（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六月一日
再看《毛泽东、朱德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人的信》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止（三点水旁）、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
二月二日
《毛泽东致陈嘉庚的信》（一九四九年）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是建立新中国的信号弹，划破了夜空，照亮了神州。三大战役是国共两党的一场军事较量，争取各民主党派和学术名流也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人才大战。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共产党争取到了人心，顺应了民意，又十分注重礼仪，所以，完成了建国的准备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在香港发表长篇文章《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他说：
中国共产党在本年五月一日为纪念劳动节发表了二十三个口号，这些口号里最突出的是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任何阶级任何阶层没有不注意的。他不但是号召，已经指示了新中国形态建设的程序，和人民建立新国家基础的成分，尤其粉碎了反动集团“妖言惑众”的阴谋。……“（《马叙伦政论文选》）
当时的政协仅仅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还不等于人民代表大会，为民主而奋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讨论并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是合理的，当然也就是合”礼“的。像辛亥革命时候，也是由各拥护革命的省份派出的代表协商而成立了临时国民政府，那就是先例。
马叙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人，他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合理的，也是合礼的。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颁布以后，党中央统战部与各地方党委领导便不断与各方面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反复协商，征求他们对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
这种协商，既是政治活动，也是礼仪活动，正确的政治主张，加上合理的礼仪，便无往而不胜了。既有一般号召，又有个别邀请，因此，赞同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社会贤达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的哈尔滨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首先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协商，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包括新政协的召集，参加范围、会议时间和地点、准备讨论的事项等。中共中央并将这个草案发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由他们约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蔡延锴等协商，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旅居香港、澳门等地的社会贤达纷纷进入解放区。
叶圣陶在他的《北上日记》的小记中说：
一九四九年是我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那年年初，我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到达解放区。现在把旅途中的日记抄出来，取个名称叫《北上日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就有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真像”涓泉归海“似的。香港成为当时的中转站，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跟我接头的记得是李正文，查一九四八年的日记却没有记载，可能是当时有意略去的。只十一月二日记了一句：“杜守素来，谈正事，远方致意。”十二月二十日又有一句：“觉农来，代远方致意。”“远方”指中国共产党。同时被邀请的有傅彬然，并且说墨林可以与我同行。登程的决心是将近年底下定的。
从香港同乘轮船北上的二十七人中，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纟回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同行的诸位决不会跟我一样，可惜后来没有机会细谈，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作古重温这一段往事，不免怅惘。（同上49页）
叶圣陶有诗记此行曰《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二、各界人士欢迎毛主席进驻北平
1949年2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二日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北平各界人民扶老携幼、载歌载舞、箪食壶浆欢迎解放军入城。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定都北京的礼仪大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之师，胜利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随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也驻进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代号为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都云集北平，社会名流纷纷到西郊机场去欢迎毛主席。叶圣陶三月二十五日日记云：“午后一时半，六国饭店之大厅中举行茶会。初未知何事，及坐齐，始知中共中央今日迁来北平，毛先生与诸同志将检阅军队，此间诸客谋有所表示。众决定出郊欢迎。于是驱车出西郊，抵飞机场，沿途戒备甚严，军队已排列于场周。各界来集者无算。候至五点许，毛先生一行到达，军乐与口号齐作。少数代表与诸君握手，余不能一一记忆，唯周恩来为旧相识耳。于是诸君登车，绕场徐徐而行。所见军容军械甚盛，军械大多系国民党送来之美式装备也。入城返寓已七时，街上售号外，报告此举。此诚意义深长之大事也。
解放军已经进驻北平，毛主席和党中央也迁入北平，各民主党派也普遍来北平，召开新政协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三、实现政治协商的载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自己的会徽，中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球上的版图，上边有四面迎风飘扬的红旗，蓝天上镌刻着1949，周围是谷穗和齿轮，绶带上刻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字样。这是政协的礼仪建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临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典，它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规定了新中国的军事制度、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政策。《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建国的法律基础和礼仪规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建国任务之后，选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做为常设机构，从此便没有开过全体会议了。政协全国委员会，不具备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但是具有民主协商，提出建议和协助政府工作的职能。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取代了原来的《共同纲领》
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召开。本届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重新规定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组织机构等项内容。这个章程在1978年修改过一次，1982年又修改过一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总纲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