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他们之间又没有联系。1949年春天，斯维特兰娜与尤里·日丹诺夫结了婚。他的父亲安德烈·日丹诺夫一度被看作是斯大林可能的接班人。这门婚事使她的父亲感到十分高兴，斯大林了解这个家庭，尊重这个儿子。显然，他想女儿和女婿可能会搬到孔策沃别墅的第二层楼里来住。斯维特兰娜自己注意到，“父亲随着人已年迈，他开始感到孤单了。他在此时已是如此与世隔绝，如此高高在上，他好像是生活在真空里一样，没有能够与之谈点什么的人。”但是，她和丈夫并没有搬进那座别墅。1948年夏天，她谢绝了到高加索跟他一起度假的邀请，斯大林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只是到了1948年11月，她跟父亲在南方度过一个短假期。跟着父亲乘火车回莫斯科时，斯维特兰娜再次对他孤独的生活方式感到忧郁和心情沉重。这是一列专车，载着他和警卫人员，他们把他包围了。每个车站都戒严。停车时，斯大林就下来在月台上散步，跟机车人员聊天。她确信，他事先没有下令作这样的安排，而且，他总是埋怨那些给他设置障碍的将校卫士们。斯维特兰娜写道：“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自己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空虚使他窒息。”
她好久又没有见到父亲。她的第二次婚姻和住在日丹诺夫家里的生活使她非常不愉快。1949～1950年冬，她又一次怀孕了，而且不幸的是，她得了严重肾炎。生了女儿之后，她在遗憾和沮丧的心情下给父亲写信，以求得到安慰。斯大林及时地回了信，这是她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小斯维特兰娜！收到了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总算平安地过来了。肾炎是开不得玩笑的，又加上分娩。你说我丢下你不管了，你是从哪里想出这些来的，做梦才能看见这些东西。我劝你不要相信你的梦。珍重万千，好好照看你的小女儿。国家需要人，早产婴儿也不例外。再稍等一等——我们就会见面了。吻我的小斯维特兰娜。
你的“好爸爸”
1950年5月10日
1951年秋，斯大林在南方度过了他的最后一次假期。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莫斯科，与前些年一样，斯大林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孔策沃。斯维特兰娜带着两个孩子在1952年11月7日革命纪念日去看过他，在12月21日他的73岁寿辰那天又去探望了他。他看上去身体很不好，显然患有高血压。但是，他不让医生看病，而是自己服用一些偏方。他过去一直吸咽，至少有50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烟斗或卷烟，但是，为了健康考虑，他下决心把烟戒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维特兰娜感到，她应当更经常地去探望他。朋友们劝她给他打电话。她犹豫不决，因为他常常简单地回答说，“我很忙！”但是，她知道，他欢迎她去探望，他喜欢看她的孩子们。在他严厉的态度背后，他是真正关心他们的，特别是在她跟第二个丈夫离婚之后。他经常给她钱，因为他知道她靠大学的助学金，钱不够用。当她在社会科学院当研究生时，得到的助学金较高，他给她钱扶养子女。斯大林特别关心自己的女儿，与此同时，他总是坚持认为她应当工作，自己挣钱独立生活，绝不能当一个他所称呼的“寄生虫”。
由于斯大林不愿宣传他个人，以至于传记作家们都有这样一个同感，写斯大林的政治和军事生涯，材料极为丰富，而要写他的个人生活，则感到非常不易。不仅斯大林个人从未写过自己的回忆，就连他的许多老朋友、老部下都有个人传记发表之后，他仍然不愿让别人写他的个人传记。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斯大林早期的个人家庭生活应当说是十分不幸的。也就是说，为了革命斗争，他几乎牺牲了个人家庭生活。从1902年4月5日第一次被捕到1917年3月最后一次获释，斯大林在沙皇的监狱和边远的流放地区度过了8年零5个月。就是说，在22岁到37岁这个正当年的时期，他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过着监禁流放的生活。
斯大林第一次被捕后，在监狱和西伯利亚度过了1年9个月，于1904年1月逃了出来。那次他回到了第比利斯自己的家乡，并在那里结了婚。
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第二次被捕，服刑1年零3个月之后设法逃出；1911年3月23日至12月6日第三次被捕监禁了5个半月；1911年12月9日至1912年2月29日第四次被捕差不多被监禁了半年；1912年4月22日至1912年12月1日第五次被捕监禁将近5个月；1913年2月23日至1917年3月第六次被捕，监禁长达4年多。斯大林的大部分监禁生活是在西伯利亚农村度过的，他经受住了严寒、孤独以及失去自由的种种痛苦的考验，使得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强。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结束了斯大林动辄遭逮捕、被流放的动荡生涯，他在克里姆林宫里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1918年，斯大林第二次结婚，妻子纳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
纳杰日达与斯大林结婚时只有17岁。后来，她学习纺织工程学，先后为斯大林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瓦西里是个足球迷，后来升至苏联空军将军；女儿斯维特兰娜是个迷人的女孩子。温斯顿·丘吉尔1942年到斯大林家里拜访斯大林时，斯维特兰娜也在场，她。恭敬地吻了她的父亲”。丘吉尔描述她是一个“端庄的红头发小姑娘”，她帮助安排晚宴。
纳杰日达于31岁那年自杀后，她的灵柩被安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公墓中，斯大林在她的墓上立了一座纪念碑，大理石底座高约3英尺，上面是一尊粉红色的大理石半身雕像。
斯大林的一生是简朴清廉的一生，他去世后，经查实，他不仅在国外没有任何存款，在苏联国内，他一生的积蓄（其中主要是他的稿费）也只有3，000卢布（币制改革前约3万卢布）。他去世后，这笔钱分给了他的继承人。
战神陨落
1953年2月28日（星期六）的晚上，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别墅孔策沃吃晚饭。斯大林的情绪一直很好，晚上过得很愉快。然而，3月1日（星期日）过去了，他们仍没有接到召见他们的例行电话，也没有在电话中同他们商讨问题。于是，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斯维特兰娜在这个星期日与孔策沃通了电话。值班的人员告诉她：“现在还没有动静。”这就是说，她父亲还没有起床，她知道在这样的时候父亲是不允许去打扰他的。
星期日晚上，斯大林别墅的电话值班员给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分别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说，斯大林一直没有按铃叫送晚餐。他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但是，警卫们不敢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得到这个消息后，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4个人匆匆地从他们的别墅赶到孔策沃。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也被叫来了。他们进入他的房间时，发现斯大林全身穿着衣服躺在地毯上，昏迷不醒。
医生被叫来了。他们诊断是斯大林患了脑溢血，是由于动脉硬化和高血压而引起的。党中央向全国发表的病情公报说：
3月2日夜晚，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处暴发了脑溢血，斯大林同志失去了知觉，右手和脚竣痪，并失去说话能力。
党中央在公告中强调，医疗人员正在党中央的严密监督下对斯大林进行治疗。为斯大林治病的是由8位医生——医学院院士和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苏联卫生部新部长特列齐亚柯夫和克里姆林宫医疗管理局新局长。实际上，在场的6名主席团成员已经组织了守卫值勤，每班两人轮换看守，对斯大林和医生进行日夜监护。
星期一早晨，斯维特兰娜被从科学院的课堂上叫了出来，她被告知说，马林科夫要她到孔策沃去。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正在通往别墅的路上等她。两个人都眼泪汪汪。他们把她带到她父亲的房间，里面挤满了医生、护士、医疗设备和主席团的委员们，她吻了她父亲的脸和手，坐在他的身旁，握着他的手。斯大林不时地睁开双眼，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他还没有恢复知觉。他的心脏和体质是强壮的，但溢血正在扩散，他正在跟窒息作斗争。到发病后的第四天，有那么一瞬间他恢复了知觉，不过他已严重瘫痪。一名护士用汤匙给他喂水喝。斯大林用手指了指挂在他房间墙上的许多孩子们的巨幅放大照片中的一幅。照片上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好像是在比喻打趣他自己当时的处境。
死亡的痛苦开始了。斯大林顽强地挣扎着呼吸，脸色开始发黑。这是对死亡的可怕斗争。他举起左手，对他的女儿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手势，接着，他就奄然长逝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逝了，3月6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这一消息：
11时半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又一次严重虚脱，采用一系列相应的医疗办法也难以控制。但是，尽管总的病情是严重的，心脏跳动又有些好转。……
然而，虽然医疗委员会采取的有效医疗办法暂时使斯大林同志免于死亡，但是，他的病毕竟非常严重，没过多久，3月5日，斯大林就离开了人世。
在斯大林患病期间，在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医疗委员会为斯大林的病情进行了及时的、正确的诊断，采取了正确的治疗措施。1953年3月7日的《消息报》公布了医疗委员会所作出的权威性结论：
……病理分析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为斯大林同志治病的教授——医生们所作出的诊断是正确的。进一步的病理分析查明了斯大林同志自发生脑溢血开始，他的病就无法挽救了。因此，所采取的一切医疗措施都无法使其好转，也不能防止注定的后果。
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在啜泣。唯有贝利亚一个人没有悲痛的表示。除了斯维特兰娜、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继续留在遗体旁边外，其他人都离开这里去做准备工作。一位老护士收拾房间。过了一会儿，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开始列成单行进来向他们敬爱的领袖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仪式。照料了斯大林18年的女管家瓦列奇卡跪在地上，把头放在他的胸口上，像村妇一样嚎啕大哭，谁也不忍心去劝慰或阻止她。家务工作人员都对斯大林忠心耿耿，因为斯大林一直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大批群众开始拥到红场，多数人都在默默地哭泣。那天下午，已在前一天夜里运到克里姆林宫的遗体被停放在圆柱大厅里。遗体躺在架高了的棺材里，周围是一排一排的鲜花，上面没有覆盖。人群激增，到了傍晚，据报道致哀的人一直排了有10英里长。来自莫斯科和远处的成千上万的人，列成没有尽头的队伍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他们的伟大领袖告别。
在全国各地，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至列宁格勒，北起阿尔汉格尔，南至阿斯特拉罕，家家户户的房子和门窗上都挂起了红旗，悬上了黑纱。一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国家，举国一致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向他们的领袖表示哀悼。他引导和鞭策他们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一场残酷的战争，而且，他们本能地知道，他为他们和苏联已经鞠躬尽瘁。
在莫斯科，妇女们围着扩音器站在雪地里，红着眼睛。美联社报道了一个年轻的家庭妇女的感想：
怎能想像草原没有辽阔的空间？
伏尔加没有流水？
俄罗斯没有斯大林？
这位美联社记者是在出租汽车里听到消息的。这位记者看到，泪水从汽车司机的脸上滚滚下来。司机说：“请原谅。他是一个好汉子……那时候他在挨近前线的一所小屋里指挥莫斯科战役。”斯大林已经把他自己揉进了苏联的全部生活，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取得今天这样伟大成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最著名的内科医生R·Ⅱ·米亚斯尼科夫（1899～1965）教授是苏联医学科学院的正式院士，“金听诊器”国际奖金获得者，他参加了斯大林病危期间的床前会诊。下面是他的回忆片断：
1953年3月2日睨上，克里姆林宫医院保密科的工作人员乘汽车到我家来：“我是来接您的，请您到‘大当家人’家里……”斯大林躺在床上，胖大笨重，躯体短小，微肿，面孔歪斜，右臂右腿平伸，绵软无力。他呼吸困难，时急时慢（潮式呼吸），极不均匀。血压210／110，心律失常，白血球17，000，发高烧，体温38℃多……经听诊扣诊，没发现心脏特大异常，在肺的侧方和前部也没有查出任何病理问题，谢天谢地，诊断看来十分清楚：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大脑右半球溢血。医生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
我们每个人都手持钟表站立在患者的床前，经常有一位中央政治局的首长守候在患者的旁边，来的次数较多的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米高扬。
3月3日凌晨，会诊组必须对马林科夫提出的病情预后问题作出答复。我们只能作否定的回答，即必然死亡。马林科夫向我们解释说，他早就预料到这一步。但他希望通过药物治疗即使不能保全生命，也得尽量使他延长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明白他的意思，这是要为准备组织新政权和制造社会舆论提供必要的背景。
斯大林的病症在国内外当然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膨……各方建议纷至沓来，有人提出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治疗措施，有人提议派医生来参加会诊。
通过邮局寄来了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致敬信和慰问信，他们相信会诊组的医生们有能力挽救英明领袖、父亲和导师的生命。他们苦心哀求，其中有些人甚至用严厉要求的口吻恳乞治好斯大林的病症，他们信任并对苏联医学的治疗效果充满信心。青年军官和红军战士表示愿把自己的全部血液献给领袖。有人写信要把自已的心脏献出来，毫小犹豫（“请外科医生把我年轻的心脏摘下来，移植给斯大林同志”）。
必须指出，斯大林生病之前（显然是最近三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从来也不去找医生为自己看病。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长这样说……
看来他在莫斯科一向是有病不治，讳疾忌医。在他的孔策沃夫别墅里连一个急救小药箱都找不到，更不用说硝酸甘油了。如果心绞痛发作，他就可能死于痉挛，而这种病只需两滴药水即可缓解。从什么时候起他有了高血压病，也是没人知道的（他从来没去治疗过）。
斯大林呼吸困难，有时呻吟。只在一个很短的瞬间，他睁开眼睛。垌深沉的眼光扫视周围的人们。这时候伏罗希洛夫走上前去，俯下身体说：“斯大林同志，我们都在这里，都是你的忠实朋友和战友，亲爱的，你现在自我感觉好吗？”但是斯大林已毫无表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