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戴震：教育的作用在“去私去蔽”

一、戴震简介

戴震(1723-1777年)：中国清代哲学家、教育家、考据学家。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徽派朴学始于江永而成于戴震，戴震是皖学的集大成者。

戴震幼从塾学，遍览诸经及小学之书。生平无嗜好，唯喜读书，博闻强记。自17岁时即有志闻道，已而精通《十三经注疏》。至20岁，在郡城紫阳书院受教于大学者、音韵学家、徽派朴学创始人江永。中年时，因文字狱案，受豪强陷害，过了10余年的流离避难生活。为贫困所迫，曾在纪昀（即纪晓岚）、王安国家任塾师，周围聚积了诸多良师益友，他们之间学术方面的切磋探讨对其学识建树大有裨益，并使他得以与当时考据学的主流相往还。

40岁中举，6次参加会试，均落第。晚年从事著作，讲学于浙东金华书院。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被召为纂修官、翰林院庶吉士，在四库馆所校书，除《仪礼集释》和《大戴礼记》外，主要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等。

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考工记图注》、《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水经注》、《经考》、《原象》、《勾股割圜记》等，后人统编为《戴东原先生全集》。

戴震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训诂考据的方法论作为其治经闻道之本，从而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对哲学、经学、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声韵等均有很深的造诣，尤精于名物训诂，是乾隆考据学派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中国古算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天算的教育，均有很大的影响；还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以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弟子众多，能传其学者，如小学训诂有段玉裁、王念孙，典章制度有任大椿，测算有孔广森，皆皖派巨子。

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去私去蔽”——“蔽生于知之失”，“私生于欲之失”，须用扩充学问，合理地节制情欲以造就人才。他反对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宣称“存理去欲”之说是“以理杀人”。戴震否定人性有先天的善恶，认为智愚的差异乃是后天学习和教育的结果。若“因才而进之以学”，则“虽愚必明”。

在谈到经学教育时，他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在市民阶层的影响下，他把经世致用与通经致用的思想结合起来，产生了通经理民的主张。并认为治经应从考据入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戴震治学，贵精不贵博。他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但他并不排斥博，曾说：“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认为三者具备，方能达到“十分之见”，即“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他反对学习上食而不化。认为“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学生王念孙、段玉裁等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与大家，其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18世纪的高峰标志。

二、戴震的教育思想

戴震对于教育问题本身，并没有像王夫之、颜元那样有比较缜密的系统的见解，对于教与学的问题也不曾提出多少具体意见。但是，他所提出来的见解，却是有创造性的。他一生从事学术，为清学中坚；一生从事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他的思想中，已含蕴着新的时代的教育要求的开端，这是非常可贵的。

他的教育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虽是封建道德内立言，但他却在新的解释之中，扬弃了他认为旧的错误的东西，表现了一些新的方向，足以反映出当时理学教育思想已在没落途中，反映出一个新时代的教育趋向。从他的教育思想中，可以见到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教育家的积极意义。

当然，在教育思想上，他过于强调读经，认为有志闻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可。这些缺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戴震的教育思想，主要可归纳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的作用及目的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是有差别的，但只是“等差凡几”，“人虽有智有愚”，但却“大致相近”，“而智愚之甚远者盖鲜”。所以他强调人只要通过学习，虽愚也可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他认为愚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加之以学，则日近于智”，“虽愚必明”。因此，他强调“君子慎习而贵学”。

他在《原善》中说：“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如血资饮食，其化也，即为我之血气，非复所饮食之物矣；心知之资于问学，其得之也亦然。以血气言，昔者弱而今者强，是血气之得其养也，以心知言，或者狭小而今者广大，昔者暗昧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养也，故曰：虽愚必明。人之血气心智，其天定者往往不齐，得养不得养，遂至于大异。苟知问学犹饮食，则贵其化，不贵其不化。记问之学，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则居之安，资之深，取之左右逢源，我立心知，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矣。”

这就是说，只要“慎习”、“贵学”“贵其化”，人的认识就能由“暗昧”到“明察”，即由不知到知；由“狭小”到“广大”即由知得不多到知得更多。如果我们消化和理解了所学的东西，就能牢固地掌握它，各界多了就能运用自如。这样，认识就可能达到同圣人一样的境界。

因此他又说：“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食以养其身，充之使长；学以养其良，充之至贤人圣人。……才虽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宝之，气泽日亲，久能发其光，可宝加乎其前矣；剥之蚀之，弃之不异，久且坏伤无色，可宝减乎其前矣。”

他说得很清楚，人“不学则愚，学以养其良”，人需要教育，如同良玉需要加工琢磨一样，而“充之至于贤人圣人”，便能达到“完其自然，归于自然”的教育目的。

2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戴震为了实现“完其自然，归于自然”的人的发展，以“理在事中”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他把“六经”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并分为义理、制数和文章3个科目。他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未者也……对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而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而失其制数。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巨观，目不会收其可哉？”（《戴东原集》）

戴震在这里并不把义理、制数和文章三者同等看待，他肯定以义理为主，把制数与文章作为用以掌握义理的工具。他认为学生首当通经，这是学问的根本。他说：“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所以他把“六经”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他的门人段玉裁曾对此作了说明：“义理者，文章考核之原也；执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又说：“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轿夫为轿中也。”（段玉裁《戴东原序》）

为了掌握义理，戴震要求学者必须学好制数、名物、音韵等知识，借以深刻领会六经中的义理，甚至连一字一词都不能忽视，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梯也。”（《戴先生年谱》）他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戴东原集》）“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经躐等。”（《古经解钩沉序》）

他讲得很清楚，由字通词，由词通义，循序渐进，是学习的重要步骤；如果不掌握字或词，便不可能了解义理，所以他认为这就是义理、制数和文章三者的关系，对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经典。由此也反映出戴震治学的严谨态度。

在学习方法上，戴震反对死记硬背或生吞活剥的“食而不化”的办法，认为“食而不化”不可能真正掌握知识。因此，他主张自学自得。他说：“学不足以盖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学也；犹饮食不足以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为了很好地掌握知识，他要求学者获得“十分之见”。

他认为：“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未兼察。”这就是说必须历史地、细致地、全面而系统地进行学习，这样才可能达到“十分之见”，才能有所获益。

此外，戴震反对沽名而学。他说：“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认为为学者不应为了表现自己而挟击前人，也不应依傍过去人物，作前人的尾巴；不应以先入之见为主，也不应私智穿凿附会。凡此都是说，要注重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又必须“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正是说他的独立思考精神。由此可见，戴震的为人品德，也是值得后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