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一种局面中，作为汉族士大夫一员，翁同龢倍感孤立；作为帝党之首，面对后党，他仍然孤立。更要命的是，士大夫中相对清廉有能力者，也有南北清流之争。北派守旧，强调自我修身；之前的领军人物是帝师李鸿藻，下有张佩纶与张之洞这两位哼哈二将；李鸿藻死后，领军人物换上了顽固守旧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桐和满族大臣刚毅。南派希望改革，支持洋务运动；之前的领军人物是沈桂芬和潘祖荫；这两个人物死后，作为南清流当时的领军人物，翁同龢是光棍一个。当然翁同龢也利用自己的职权拉拢了一些人，比如被后党统称为翁门六子的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徐致靖、沈鹏、张謇等。这些人一色的清议派，一色的好文采，干实事不行，但制造舆论则行，跟现在的意见领袖似的，对光绪及整个朝政的影响挺大，而且这种影响还不见得是好影响。所以奕訢对此不安，老太后对此不满，他们时不时会找机会压制翁同龢！所以，倍感孤立的翁同龢找上康有为，也算符合逻辑。不过翁同龢的日记里却不是这么记载的。说自己并不喜欢康有为，说康有为写的书是野狐禅，这人居心叵测，自己都不敢跟他来往云云。这可能是帝师的真实想法，也可能是帝师后来罢官回家后为自保而修改过的。不管真假吧，反正帝国没有好日子是真的，翁同龢找康有为，也算病急乱投医吧。还有，翁同龢自己也没有好日子了，虽然正得皇帝的宠信，太后那边他抹得也挺顺溜，但是高处不胜寒，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拉拢康梁，最简单的动机就是给自己的帝党阵营补充新鲜血液。只是这血液里是否有病毒，一时也顾不上考虑罢了。
帝师一出面，康有为与光绪的见面就有了机会。翁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作一下安排，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还是那句话：这人官太小了，皇帝只能召见四品以上的官员！
奕訢当然也不好意思全抹掉侄儿的面子，他给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可令大臣中间传话。光绪只得同意。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北洋大臣李鸿章、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
谈话的结果并不妙。康有为的朝气，让这些暮气沉沉的大官僚感到不舒服（张荫桓除外，他算不得康党，但是支持维新）。荣禄说祖宗成法不可变，康有为回答说：连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守什么成法！廖寿恒问具体怎么变，康有为回答说：请个洋人，再加上我，从六部动手，先改官制。康有为的表现，不是让这些大臣喜欢他欣赏他，而是让他们更加讨厌他。荣禄听得不耐烦，提前退场了。李鸿章给老太后汇报说，康有为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罢了。老太后问为什么这么一个人却有洋人支持跟我为难呢？李鸿章回答说：洋人不了解他罢了，了解之后，唯恐躲之不及呢！费行简：《慈禧传信录》，选自《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页。
对康有为持好评的，可能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一听更高兴了，下命令说，自后凡康有为条陈，不得阻搁。康有为一听很兴奋，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1898年1月29日）第六次上书，吁请皇帝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除此之外，康有为还陆续为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和《法国革命记》等书。在这些书里，康有为明确提出，大清应该以日本为榜样，以法国为教训。特别是法国的革命，导致君后同囚，登上了断头台；巴黎百姓伏尸百万，血流成河！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
这个时候的康有为，正在酝酿更大的炒作。机会终于来了，听说山东的德国兵闯进了即墨县的一个孔庙，弄断了泥像上的一只胳膊，还把泥像上的两只眼睛给戳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1898年4月22日），康有为领着同志们上街了！不上街的官员们也知道，康有为上街并不是真的心疼那座孔子泥像，他是借孔子的泥像，表达自己的改革诉求罢了。所以，政府要人还是没人搭理他。这让康有为很难过，炒作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得不到政府要人的青眼相向。这期间，他还组织了著名的保国会。虽然名字起得好听多了，但是势力大不如前。一是之前参加强学会的洋务大官僚均未列名。二是那些在强学会里活跃过的高干子弟们，一个也没来参加。三是，康有为的保国会被言官们曲解为“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国家利益至上，王朝利益行二，大清的忠臣孝子们总得避嫌。势力虽然不大，但是全国各地在康有为的带动下，早就掀起了一股办会办报的热潮，举国上下，到处是会，遍地出报。据统计，会有三十多个，报有五十多种。这一切，让维稳人士很恐慌。又一个御史出现了，他是黄桂鋆，上奏说：“近日人心浮动，民主民权之说日益猖獗。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且该举人等无权无势，无财无位，赤手空拳，从何保起？抵制外人则不足，盗窃内政则有余。况即如所说，浙人保浙，滇人保滇，川人保川，推而广之，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名则保其桑梓，实则毁其家邦，此风万不可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648页。不得不承认，这御史的担心是对的，大清未来的走向，真是这么一路走下去终至不可收拾的。但是这一切不能怪康有为。万事有因有果。在封闭的中国历史轮回圈里，清王朝迟早要被刘邦那样的无赖或者洪秀全那样的失心疯取而代之。面对“欧风西雨”，它整个一反应迟钝，无所措手足，只可惜洋人没有入主中原的意思，小日本倒是有，但是西方国家又盯着它不让随心。不过中国政府再愚蠢，对于内部的书生干政，它还是具有足够的警惕与自保本能的。总之，保国会保国口号再亮，政府眼里也只看到造反的嫌疑。东风吹，战鼓擂，帝国的政府与臣民，谁信谁呢？保国会几经御史弹劾，政府虽然没有切实查究，但是声势渐无，终至涣散。康有为不难受行吗？
正在康有为难受的时候，拦着他与光绪相见的那个人死了。这个人就是光绪他六大爷——恭亲王奕訢。康有为“广东小人”的称号就是他给的。奕訢长期被嫂子玩弄，渐长暮气，甲午战后虽然重新出山了，但人也衰了。光绪召见大臣，说起时事来，除了翁同龢应答需改革外，诸大臣默然，奕訢也默然。话说回来，给帝国做大臣，不衰也不行。不衰也要把你玩衰，玩不衰就把你玩死。据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日记里这样描写总理衙门议事：“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唯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辜鸿铭，孟森：《清代野史·第四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902—1903页。堂堂大清的外交部就这么个德性，官员们不衰谁衰啊。当然了，恭王虽然也衰，但在看人方面，他还是比光绪有些经验的。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闵杰：《戊戌风云》，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63页。
按马士对光绪的评价，那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44页。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
四月十三日（6月1日），光绪接到康有为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名义递上来的奏折（康有为官小，无权上折），请皇上颁布谕旨，明定国是。四月十八日（6月6日）光绪再次接到康有为以杨深秀名义递上来的奏折，请皇上告天祖，誓群臣，开始变法。四月二十日（6月8日），光绪帝接到康有为以另一个帝党骨干、礼部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递上来的奏折，说外患已深，请皇上立即宣布变法！
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光绪借向老佛爷请安之际，申明了变法的愿望，老佛爷没有反对。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光绪帝师翁同龢起草《明定国事诏》递给慈禧终审，慈禧批准。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诏书，宣布变法开始。
可以说，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变法前，光绪帝情急之下曾对庆亲王奕劻发出了如下牢骚：“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话传到老太后那边，她的第一反应是：“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王力劝下，老太后有了第二反应，改革乃大势所趋，迫于情势也不得不从大局出发认同改革，所以气头过后对奕劻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这话传到光绪那里，高兴坏了，兴冲冲地跑向颐和园面见太后，太后就给他划了线：“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英）濮兰德，（英）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1916年版，第135页。另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载，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明白无误地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还告太后，光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得重根本，并且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呈太后，“后亦称其剴切，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费行简：《慈禧传信录》，选自《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页。也就是说，老太后也希望中国富强，傻瓜才不希望呢，只要变法不触及她的利益不伤害她的感情，她比任何人更乐见其成。大清若能因变法而强盛，作为大清的老大，她何乐而不为呢？当代中国某些主流史学家，喜欢动不动把老太后骂作天生的投降派、反动派。这些家也不想想，随便哪个地主婆愿意外人上她的房顶揭她的砖瓦、跑她的院里跟她撒野啊。所以，不管谁做统治者，他也天生就是个抵抗派。为什么有时候不抵抗了呢？那还不是打不过人家强盗，好女不吃眼前亏吗？再说了，地主婆正抗击外敌的时候，家里的长工短工却乘机造反，想占她的房，睡她的床，把她踢出局外。她智商再低，也知道与其让洋主子沾些便宜，也不能让土奴才咸鱼翻身啊！用专业术语来讲，那叫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
总之，光绪与太后还是有些共识的，所以变法顺利启动了。只不过，由于身在局中，瞧不见历史发展的路径，所以太后对变法的支持，是有前提的：
第一，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
第二，再变法，也不能伤害她的权力。天大地大，老太后的权力最大，这是第一位的。不过这一点老太后不能明说。
第三，再变法，也不能伤害她的感情。天大地大，老太后的心情最大，这也是第一位的。不过这一点也不能明说。
第四，稳健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倒是能明说，只不过中国人的特性，喜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么死水一盘，要么跑步跃进！
其实，老太后也就是一个有些手腕的老地主婆而已。她的手腕仅在于把国事当家事来管，而她，是永远的管家。世界大势她不知，民主宪政她不知，变法咋变她不知。她也知道中国需要富强，需要崛起，她比任何人更受不得洋人的欺负。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她也看了，并且被感动过。问题是大清这艘破船，其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玩不好就沉没了。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就能在宫里与颐和园里转圈的一个老地主婆呢？打个简单的比方，康有为拉着光绪过河，慈禧老太在远处观摩，看这侄儿兼外甥到底能在河里摸出个啥玩艺儿。
太后是静观其摸！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图谋于我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就撒上欢儿了。为了减少保守派的阻力，加快变法的速度，康有为给光绪出的主意是：皇帝宜乾纲独断，所有的变法文件就不要通过各衙门讨论，咱直接下发，让他们执行就是了。光绪还真听了他的，于是乎，百日维新一百零三天中，帝国衙门全都被光绪搞晕了，成百的变革法令像雪片似的飞下，平均一天三个，大家无所适从。更关键的是，没一个衙门具有安全感，因为一夜之间，衙门本身就可能被撤掉，大家都下岗了；一夜之间，科举也被废掉，读书人都不知道该读啥了；一夜之间，官民就有了言论自由，官民却不知道这嘴该咋张……
光绪可能有些发烧，但退居二线后身居颐和园的老佛爷却很冷静。变法正式启动前，具体来讲是四月二十日（6月8日），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三个小人，告知他们，听说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你们可要给我拦着些。三个小人回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更是伏地痛哭，告状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又哭求太后劝阻并且重新“训政”。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苏继祖，梁启超，袁世凯，陈庆年：《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太后到底有什么办法，我们也猜不准，反正老太后心里永远装着根竹竿子。
